[刘正成评论文库]李廷华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4/16 03:39pm 第 3 次编辑][读刘正成小说八题]
李廷华
兴酣落笔摇五岳——读《怀素自叙》
家门自道寄颠僧，遗人偷笑况谁人。
得书我常忆锦水，联裾君可记碑林?
纸贵京华仍布褐，声隆缨簪若轻尘。
醉如狂解今谁说，先生原来未染酲。
《怀素自叙》是刘正成发表最早的一篇小说，是他的家门自道，是他的理想，关于生活、艺术和世相环境的理想。比起他以后的小说，《怀素自叙》或许没有那样多浑茫、深遂、甚而复杂艰涩的人生阅历感慨，它的形态表现是这样明朗、劲爽和凌厉。这里是怀素，是颜真卿，也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所代表的时代。
《怀素自叙》是从颜真卿写起的。颜真卿何许人也?小说开始的唐代宗大历二十年(公元777年)，距安史之乱的平息已经过了十几年。作为中兴名臣的颜真卿，已经从平原太守做了户部尚书。在当朝的文武重臣之中勋业声名出其右者屈指可数。在颜真卿以后的岁月中，他遭逢的依然是残酷的现实，承载的仍然是沉重的责任。作为书法家，那应该算是这位“许身稷与契”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对人生快乐的深情一顾；尽管这一顾也表现得那样庄重和浑朴，那样认真和执着。就因为有这样的颜真卿、这样巍如山岳，又虚怀若谷的颜真卿，在他的时代里，也才可能产生那样狂放不羁、而又艺通天人的怀素。颜真卿的声望和造诣，可以出任“书法家协会主席”而无愧吧?如同这个人尽忠国家的素志丹心永不改变，他对艺术真谛的追求也远远地超越了身分名位之念。他和怀素的交游，也超越了公卿布衣之间的天然鸿沟。因为他曾经读到过李太白的《怀素上人草书歌》，随诗仙妙笔而神驰心游，他难道还需要这年轻和尚夤缘高求?他难道不希图培植羽翼以彰其私?“果如李太白所言，我就真算寻到一个同道了，当今书坛，正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来把那些陈腐的东西冲一冲啊!”这就是颜真卿，位极人臣而又虚怀若谷的巨擘!
《怀素自叙》中对此僧之狂曾多有描述，“我和尚见天子都不拜，你们这些老爷为啥子偏要我吐寿字”!将桌上那个盛汤的碗倒干，自己拿酒壶斟满一大碗洒，一仰脖，喝一个罄净。”怀素的舅父、诗人钱起的名句“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是怀素精神的真实写照。怀素草书和李太白歌行，是文化中浪漫主义的辉煌风景。
《自叙》发表至今已经十六年，刘正成写这篇小说时刚刚三十出头。“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中国文坛，正充溢着一股励扬奋发之气，刘正成从一个贫寒家庭子弟，经历过失学而励志向学，经历过在纺织厂当工人而钟情于文艺。当其时，虽位居寒微，却正有一股“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锐气，那怀素之狂，那对于“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的憧憬，在他的笔端流溢得这样淋漓尽致。“怀素猛喷出一口酒气，双腿又重新站得稳稳地，深陷的小眼睛目光霍霍，直盯着素屏，令人生畏。说时迟，那时快，怀素右手一抖。那支笔如惊蛇出洞，又如风卷残云，谁也没有看清那屏风上是怎样扫出两行狂草来”。这是写生，这是泼彩，这是怀素的精神定格，这是作者的心路历程。在《地狱变相图》全书中，作为首篇的《怀素自叙》，充溢出一个三十多岁壮年的自信。恰恰又籍托着一个时代的自信。启功先生在其诗集自叙中曾云：“唐诗是嚷出来的”。我想说，刘正成的《怀素自叙》是嚷出来的。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不禁会心而笑。如今我再读这篇小说如同观照正成这些年的道路，仿佛相视而笑了。今天的笑或许有了更多的内容，但当年那“气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的气慨又是多么令人难以释怀呵!
不依不饶的追问——读《地狱变相图》
却将地狱缀书名，展卷曾教费思寻。
身倚绝技寻常古，情妒别才流传今。
微言醒世且驱鬼，刺心出血欲动魂。
扪声非惟哭皇甫，身全气夺更惨人。
“又有一回，吴道子勾墨稿不觉留下一处败笔而去，当他一度返回时，为这败笔斥责一个弟子。这弟子很感委屈，为自己辩解得很清楚，使吴道子也似有所悟，弄得很尴尬。这时张爱儿主动站出来承认那一处败笔乃是他一手所为，遂使一场僵局冰消雪融。张爱儿这些聪明伶俐之处，很博得吴道子的欢心，以致有事也爱找他商量，并往往言听计从。吴道子也几回答应一定将他引荐到玄宗皇帝御前。”
刘元工先生曾对我说过：刘正成在发表《怀素自叙》和《地狱变相图》之前，曾写过不少当代题材的小说，他写的话剧也上演过。上面抄录自《地狱变相图》的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古往今来名利场上幽微人情的一个精采细节。“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而技艺和人情出售的价值规律又变幻莫测。致使“李将军遇高皇帝”的绝妙结合往往成为千古之叹。《地狱变相图》里的吴道子，其艺术造诣堪为百世之师，如今我们大讲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起画圣吴道子，自然会对他的杰出贡献肃然起敬。然而，刘正成作为小说家，作为一个在书画技艺中沉潜多年，也在人情万状中际会多年的作手，他的笔触着了真正的永恒主题——人性。以前人们说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习焉不察，其实爱与死只是人生长途中无法超越和规避的阶段；是题材；爱、死、名、利、荣、辱，处处体现出的是人类在自身成长中的提升和失落。能够直面人性弱点的作家，敢于表现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作家，在完成一篇小说的过程中，便也清清楚楚地坦露了自己的悲喜歌哭。
吴道子画艺倾国，却并没有获得心性自由，“宁王友”，多么使名利场倾倒的称谓，多么调侃而辛辣的称谓，仅仅是在宁王面前讲了一句鉴别顾恺之膺品的老实话，就使得吴道子寤寐难安。“哎，帝王们有几个真是为了艺术而尊重艺术啊!一切事物的价值，乃至每个臣僚的升降沉浮的命运，无不颠簸在他们的喜怒交替之间呢!”这是刘正成笔下吴道子的所思所想。吴道子是清楚的，他绝非糊里糊涂卷入名利场而不能自拔；惟其清楚，他最后对艺术上的竞争者皇甫轸遽下狠手，就使得这种文人之间的戕人自戕有了某种历史箴言的意义。然而，历史长河的每一处回旋都有着自己的形态。刘正成在演叙吴道子走入心灵地狱的过程中，对客观环境的催化，对吴道子心灵的九曲回澜，表现得堪称淋漓尽致。刘元工先生曾说：“《地狱变相图》在《四川文学》发表之后，刘正成使人刮目相看”。诚不虚也。如果历史小说不能给人以现实感，那就只是史书的古文今译，如果现实题材的小说不能进入历史观照，也还只是一堆故事。《地狱变相图》超越了此种樊篱。同样在名疆利锁之中，吴道子作为一代宗师，和张爱儿从市井生涯中得到的卑劣和残忍就大不相同。张爱儿堪谓吴道子的一条腿，然而这条腿竟渐渐地支配了吴道子的脑与心。这样的故事发展过程，刘正成完全是在细节的漫衍之中完成的。在圆满地完成了小说的任务之后，刘正成依然按捺不住心灵的震颤，他索性跳出小说，走入历史，引述了《历代名画记》和《太平广记》中关于《地狱变》所起的高台教化之功，进而发出愤激的追问：“想来，这倘不能就称是媚事当权者的一笔佞史，至少也算是一个言不由衷的曲笔吧?”正是从这种不依不饶的追问中，我们不得不沉潜进历史、艺慨、文心。
庶几为末世之一救也——读《孔尚任湖海采风记》
剧演今日孰为伴，云亭东塘桃花扇。
血泣神州心泣血，断烂山河肠烂断。
此身未历千秋劫，此命曾遭十年乱。
湖海情怀湖海笔，史剧国风谁来撰?
才华横溢的《桃花扇》，才艺倾国的李香君，倘没有孔尚任以泪濡墨，便辜负了山河板荡之际的一段人间歌哭。读《桃花扇》非止一回，每回都不忍释卷；再读刘正成的《孔尚任湖海采风记》，更窥见了孔尚任的那片文心。刘正成笔下，孔尚任在完全生活化的细节中出场。他本是一个朝廷官员，国子监博士，满腹经纶，不甘耽溺于文章四六，想要经世致用，却碰上迎头冰霰。有志难伸，有家难回，“只好坐待这一幕闹剧最后的演出，观瞻到差役们扮出的那张狐假虎威的丑脸”。萧寺冻醒、山僧赐粥，体肤筋肌之磨砺已使胸中有层云，维扬之地几十年间的血海笙歌之替，更使他理解到“兴亡”的涵义。如此，才士心中的人间大剧便也庶几可呼了。
作为“圣裔”，孔尚任曾蒙天宠、侍经筵，极衣冠之盛；但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很快反省到自己的浅薄无聊。“优伶们作戏，尚需粉饰，朝廷驭民，不也需要粉饰么?”孔尚任在优伶文章和传世悲剧之间，在衣冠荣宠和箪食瓢饮之间，在与世浮沉和心性追求之间进行着心灵的搏斗和选择。刘正成撰《孔尚任湖海采风记》，观察、理解和表演了这场心灵搏斗。他似乎体会着孔尚任这冲决中的快乐：在真实的人情之中，不论是山僧野老，还是名宿隐逸，全对他开诚相见，在竹杖芒鞋的风雨途中，他得着了相濡以沫的感情。而在不久前，他是还曾鄙薄他们的：“好好的一个士人，朝廷有官给你们作，犯得着来自寻苦吃”。没有这样的“否定之否定”，孔尚任又如何能走近那遗世独立的李香君呢?世事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山河板荡时的精神重负，经常会由一些侠骨芳心来承载。如果对于《桃花扇》的戏剧化营造还可挑剔其真实性，而卓绝史识的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那可真是学术考证，那奇女子不是虚构的；如果说柳如是、李香君都属于久远而褪色的历史，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张志新，那血泊中孤傲的灵魂，可是曾经和我们共同呼吸过这个世界。人类绝不只是一种满足于现实营造的动物，尽管由于精神追求不可避免的某种定型化和概念化给它带来的近乎可怕的面孔会吓退很多人，会厌倦更多的人，但是，在全部人类历史风烟的升腾和澹定中，精神的终极追求依然无法规避、无法逃逸，它永远魅惑着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一个社会趋于纸醉金迷，必然也有人中宵梦觉，重新审视眼前的社会，审视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孔尚任们。当这种审视趋于强烈而又缜密的时候，文学艺术就必然出现大吕黄钟般的振响。培植什么大家，呼唤什么大作品，倘若作家们不能真正融入历史，历史不能融入作家的心灵，那培植和呼唤只能是沙上之阁，水中之木。“清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候方域《壮悔堂集》中的这两句话，真堪涵蓄着千古文心了。
“苍天啊!我们的国在那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发出这样的浩叹惊问的，原来是一个“静观玄览、全无一点喜怒”的张瑶星。这既是历史，也是小说家刘正成的欲擒故纵之法。“倘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基业，堕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会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抚今追昔，惩创人心，庶几为末世之一救矣!”
庶几为末世之一救矣!孔尚任终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他走进了历史。
令人怅惜和神往的一瞥——读《半山唱合》
几多诗人唱风骚，半山亭上韵自高。
日落钟阜紫气合，月涌江船暮云消。
英才永恨百年隔，长策每囿一箭遥。
信此刘郎非玩赏，如虹剑芒尺八萧。
中国的北宋时期，真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人治军，被范宗淹做得很成功，至今在延安宝塔山下，可以看到赞颂龙头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刻石；文人治政，不论是欧阳修、晏殊、司马光、王安石，全是由科举功名而仁途，大不同于大唐盛世的勋戚当国。王安石的特异独出，似乎要超越历史的惯性，为中国社会开拓一条富国强兵的新路。这辉光一闪，竟使八百年之后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感觉着兴奋。至于苏东坡，则真正是中国文化浸润出来的一个集大成的尤物。苏氏虽然也曾历守名群、入直翰林，甚至位列侍郎、尚书之俦，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议者”，略同后世英吉利之罗素和吾国之胡适、傅斯年。
自欧阳修写《朋党论》，针砭那种党同伐异的积习，以人事兴替掩盖是非幽微的情状，便在大宋朝漫衍着。司马光复相之后，论功行赏，首先要拔擢的就是因反对王安石而罹殃，且又具有政治才干的苏东坡。苏东坡本来可以不吭不哈便轻易地当上参知政事，执宰秉国也是可待之事。但是，在这命运的节骨眼上，苏东坡表现出来的不是利禄之心，甚至没有一点世故之心，而是执着地表现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气”。他在王安石墙倒众人推之际，不合时宜地和司马光抬杠：“士大夫奢言新法之坏，又安知非新法之大害邪!”苏东坡的精神贯注到对历史的洞察，他最害怕见到政治施为上的“翻烧饼”。读《半山唱合》，我得着的愉快，是因为刘正成对熙宁故事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一般中国文化人心目中那变相的苏东坡。苏东坡，难道就是那个酣醉高卧、挟妓载酒、出口成章、投袂欲仙的风流才子，或者是“谪仙人”的再世么?苏东坡的心灵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负，他早已参透了历史的无可奈何，他的世界观中有不少虚无的东西，他对黄老、庄周的体会使他那短雦高帽之间氤氲着仙风道骨，他的足履又坚实地踏着人间的厚土。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说他：“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政治上老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我曾在游历四川时接触过刘正成的几位旧时友人，我知道刘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期间，正在一个纺织厂里当工人，也像当时的很多“才子”一样，经常参与撰写“大批判”文章，以此获得一些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刘正成潜研古籍之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他正是在苏东坡被无知地砥毁的时期理解了苏东坡，也走了入浩瀚的中国文化。他决不是以附庸风雅为标榜，而是日益清晰地把握着自己的文化体会。顾廷龙先生在谈到刘正成为《中国书法全集》所撰《苏东坡书法评传》时曾大加赞赏，谓其为“文学和学术的完美结合”。其实，这正是刘正成以二十多年的濡染理解发而为文章。
“难道世人对同样一种的东西就愿意这样永远不厌其烦地重复它?难道世人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果真尽属虚幻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实现了的东西能为世人所欣慰?”这是《半山唱合》中刘正成借王安石临终而发千古浩叹，所幸有一个幽灵般的对手苏东坡理解了他。刘正成把这理解给我们看。这历史的画面使人又怅惜，又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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