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
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启功
(一)原写本和摹拓本问题
古代没有摄影技术的时候，遇到法书名画，想留一个副本，只有靠钩摹一法。所谓钩摹，即是用较为透明的薄纸或蜡纸以及绢素等，蒙在原作上面，加以描摹。钩摹的绘画，辨别较难。因为画上笔划、颜色常有许多层，幕本上也一样地层层掩盖。后世又较少原本与幕本同时并存得以对校的机会，所以辨别古画的原作与幕本，就只得看纸绢的时代和艺术效果的古近，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条件。
古幕法书则不然，因为平常写字的笔划不容重描，书者偶然自己略加修补，观者不难一眼看出。如果是钩摹本，自必每笔俱出于描幕，即使一幅之内的某些字容易落笔，可以一笔写去，但总有许多处是幕者不易一笔写成的。那么描成、修成、画成的笔划，还是会露出马脚的。这类幕本，可以《神龙兰亭》为例。其中笔划自然，确有许多处并非碎描出来，而有“理直气壮”的神态。但遇到一些双权破锋的地方，摹者就无法一笔幕出原样，也只好另加一笔，画成双权了。
还有一种幕手，利用原作的干笔较多，连描带擦，使观者望去，俨然是那种燥墨串笔所写成的。这类幕本，有时反比那些笔划光滑、墨气湿润的字迹效果更加逼真，可以怀素((自叙帖》为例(图版捌:1一3)。
《自叙帖》原卷现存合湾省，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览室中屡次见到，但那时并不懂得钩摹情形。后来从照片上和近年日本精印的卷子上，才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这卷，从头至尾，都是用如上所说的细笔描幕和干笔擦抹而成的。原纸后边有北宋苏着题记一行，李建中题记二行。再后有南唐人押尾题署二行(图版捌:4一6)。这四条共五行题字都是楷书，点划比较光滑，不比草书部分那么燥率，我们看去，就容易发觉它的不自然处。
这卷后边，即在续隔水之后，还有另纸一大段，是北宋杜衍以下许多宋人的题跋，都是原迹。摹本后为什么有真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所题之卷已是摹本;二是另造一卷正文，割配宋人题跋。现在这卷墨迹本，值得研究的是，它属于以上哪一类?人们知道，伪帖配真跋，本属常事，不易理解的是古人为什么也有称摹本为真迹的。按我们今天判断法书真伪，有三种区分:甲是原写的原纸，这叫“真迹”;乙是钩摹而成的复制品，虽非原写原纸，但字形笔法还能保留，是名家法书的真影，这叫“摹本”;丙是依样仿造，或张冠李戴，这叫“伪作”或属“冒充”。问题较多的，常在乙类。以原写原纸比较，它自应算伪，以字形笔法来讲，它又可算真。唐宋人常从字形笔法角度着眼，把这种摹本叫做真本，甚至叫做“真迹”。不但对薄纸、循纸上钩摹的基书字迹是如此看待，即对石刻拓本黑地白字的法帖，也常如此看待。例如北宋黄伯思、米芾、苏轼、黄庭坚，都曾评论过《淳化阁枯》中某家某枯，是真是伪。这种枣木板所刻而号称石刻的字迹，距离薄纸上描幕的字迹，在字形笔法上又失真了许多，居然还劳这些位书家讨论真伪，当时所采取的角度标堆，岂不非常明白了吗。
又北宋时定武军州出土一块石刻，刻的是王毯之的《兰事序》，这时《兰亭》的幕拓本已不多了，大家遇到这样精致的石刻，自然重视，捶拓本非常名贵。后来原石失落，翻刻本纷纷出现，南宋的法书评论家斤斤辨别拓本是否出自原石。辨别的依据，多是某笔长些短些，某点高些矮些，乃至看到石上剥落的石花斑点，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离合，几乎已抛之度外。他们每称原石拓本为.真本”，甚至称为“真迹”，这时的真伪的逻辑观念，距离是否原写原纸的范畴，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南朝时梁武帝和陶弘景探讨许多件王羲之的字迹，哪是真，哪是幕，还属于前边所论的甲类。后来这种甲类的真迹愈来愈少，所以唐宋人受材料的限制，一般只能在乙类中立论。北宋米芾精研笔法，不但不满足于石刻，还不满足于钩摹本。他有题王羲之帖的诗说:“抠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他的其他著作中辨别蜡纸摹本的话还很多。
可以说，米芾在宋人中是唯一重视甲类鉴定标堆的人，其他虽苏黄大家，也不及他那样辨析精微。因此我们见到一般宋人在摹本上题为真迹，也就不足怪了。以上所说，是宋人也有把钩摹本概括在真迹名称之内的情况，但不等于说现存这卷
《自叙帖》后的宋人题跋，原来即是题这个摹本的。
(二)从《自叙枯》墨迹本中的内证
现在回到现存这卷《自叙帖》墨迹本的讨论。
这卷后绍兴二年曾纤题跋中说:“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是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元枯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苏黄门题字乃在八年之后。“二“”中所提到的苏子美名舜钦，米元章名带，道祖名绍彭，刘巨济名径。按一件作品，时出现同样的三件，无疑其中至少有两件幕本，甚至三件全是幕本。曾纤只说这卷“苏子美家”本，并未提出哪卷是原写，卷是摹拓，也可见宋人对于原写、钩摹的别，一般是并不关心的。今卷后有石刻拓文征明跋说:“余按米氏《宝章待访录》云:‘怀素《自叙》在苏泌家，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磨溃不可缀缉，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
两跋观之，疑点就多起来。曾跋说此是苏美家本，原有米芾、薛绍彭、刘径诸翅，皆已不存。文跋说曾见石刻，有苏舜钦题，自言补书前一纸事，今卷中又不存。米说“前一纸破碎不存”，苏说“前一纸溃不可缀缉”，而文说“前六行纸墨微，隐然有补处”。依苏氏之说，前一纸直另换重书，依文氏所见情形，“隐然有补处”，则是补其残处。而六行纸墨全都“微异”，则又是换了一张纸。何以换纸重书后又补残处呢?文跋此后又以今卷无苏跋致疑，可见文征明对它已蓄了一个疑团，只是闪炼其词，未作明白表示而已。按文氏所说的石刻本，清嘉庆六年吴门谢氏《契兰堂帖》卷五曾重摹，云据唐荆川藏、宋淳熙刻本入石的(图一一三)。卷后有苏舜钦跋云:“此素师《自叙》，前一纸糜溃不可级缉，仆因书以补之，极愧糠批也。
(以上为四行草书)
庆历八年九月十四日苏舜钦亲装，且补其前也。”(以上为三行正书)(图四、五)从苏跋草书来看，与《自叙》前六行的风格不一样，而前六行却与全卷字迹风格一样。可见他所谓补书，并不同于抄补词句，也不是放手对帖临写，而是用摹拓的办法补成的。宋人对于“临”、“摹”、“书”的界限，在词义区分上并不那么严格，文献中不乏例子，不待详引。其实今存这卷墨迹本，问题很多，不仅在苏跋的有无。值得研究的，略有四点:
一、现在这卷墨迹本是否苏氏所藏的原本;
二、这卷开头部分有许多矛盾，它是否重幕苏本，
三、题跋中的向题，
四、重幕的时间。
下面分别加以探讨。
一、苏卷有苏舜钦跋尾，自记书补前一纸的问题，此卷中没有。
曾纤所记的米芾等践被创去，可以想到是移配其他幕本，以增声价。但这卷既号称苏本，自以有苏跋为证才显得可贵。去掉苏跋，反成缺欠。且割下的苏跋，又往哪里去装?假如有另一卷，无论是原本还是摹本，凭空加上一段宣布补书的跋尾，令它减色，这样作伪的恐不多见!此外还有极大的漏洞:苏跋本卷尾的南唐押尾二行在前，苏者、李建中的题识在后，这是合理的。因为“跋尾”都是陆续写在后边，本属通行的体例。跨过旧题，挤到旧题前边的例子，在宋人题跋中是很少的。今卷苏李二题写在南唐押尾之前，紧接怀素“八日”一行之后，分明存在问题，至少是摹手的常识不足。即这一点，已足说明它与苏卷不符。比苏舜钦跋的有无，更关重要。
二、关于前一纸(即开头六行的书字用纸)，至少存在着四种问题:
l、米苇说“破碎不存”，是全张纸因破碎而没有了。2、苏舜钦说“糜溃不可缀缉，书以补之”，则是还存在一些零碎的烂纸。那么“书以补之”是另换一张整纸来补成的呢，还是把原来破烂的纸背上再托上一层纸，补全那些缺处呢?3、文微明说“前六行纸墨微异”，这是说第一张纸与后边的纸不一样，是苏氏另用一纸补书或补幕的。4、文氏又说“隐然有补处”，那便是还存在一些破烂的原纸，苏氏只补残缺处而已。要知道，另补一纸和补填窟窿，是两回事。我在五十年前看到这卷时，并未觉得第一纸有什么两样。当时我年纪轻，距现在时间久，印象不可全凭，且待将来的印证。现就文氏议论的支离处来看，已然矛盾重重。第一纸“纸墨微异”，当然是另纸补写的，却又“隐然有补处”，那就是在补纸上又补了。苏氏补了又补，何其不惮烦!再看现在这卷的前六行的字迹，笔法不但在本纸上是一律的，即和后边全卷相较，也是统一的，可见确是一次重摹而成，并非苏本。何谓“重幕”?就是从旧摹本上描下来的!
三、题跋中的问题:
唐宋官本书画，后，边常列有关的官员衔名。体例是小官在前，大官在后。最前是做具体事务的小官，最后是总管全面的大官，称“某官某人监”。这卷南唐押尾首行是邵周重装，王绍颜不过是参加管理的官员之一，最后并无总管监督的大官，王绍颜一行又紧靠纸边，这是幕本上透露原状的一端，即在苏本上衔名已被割去许多。至于苏替、李建中的题识何以幕在南唐押尾之前?推测情理，大约是由于杜衍跋前无徐纸，王绍颜衔名后又不能另接纸。如接在杜跋之前，就露出与杜跋不相连属的痕迹;如接在王绍颜后，又显示不了南唐押尾割截的原样。那么只好利用“八日”至“升元四年”之间那段空隙，来攀上苏、李二题。如果不发现苏本石刻，则此谜永不得破了。
四、此卷的重摹时间应在何时?当然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真跋配上伪帖，所用的伪帖，并不限定是配跋时现做的，也有可能找到一个旧摹本来配真跋。
但苏藏本开头部分一张纸是破损了的。这一卷开头部分纸上也有破损痕迹和纸色微异的特征，可见配者是有意影射苏本的。既根据苏本重幕，又伪做出苏本的特征，无疑，这个伪苏本的制造，必在真跋写完之后。真跋最后一个纪年是绍兴三年癸丑(1133年)，那么重幕苏本的时间，至早不会早于这一年。为了留存副本而钩摹，刻意存真，要求纤毫不失，这属于复制品，至少可算“真本”，为了影射而钩摹，把重幕本后配以真跋，这属于伪造品，只应称为“质本”。虽然这种服本伪帖也存在着原作的字形和一定的笔法迹象，但它和唐人硬黄蜡纸钩摹晋帖来比，态度上则有诚实、虚伪之别。如作学书人的临习范本，固然有徐，如作文物考古的依据资料，就使人不能完全凭信了。
(三)文嘉、詹景凤的记载和高士奇的态度我们知道现存这卷墨迹本《自叙帖》，明代自吴宽、李东阳题后，展转归严篙家。入清归了徐乾学，后人清内府。踪迹分明，明清鉴赏家所见的就是这一卷。石刻拓本的文徽明跋中措词支离，前已谈到。现在还可再举一些明人私自记录的议论，因为不是写入卷中的，顾忌不多，所以比较坦率。查抄严青家藏书画时，文徽明的次子文嘉负责鉴定，他写下的目录和评语，即是《铃山堂书画记》。其中记《自叙帖》云:“怀素《自叙帖》，一‘旧藏宜兴徐氏，后归陆全卿氏，其家已刻石行世。以余观之，似觉跋胜。”说的含蓄，“跋胜”就是反衬正文不佳。或是由于他父亲曾经题跋，有所肯定，所以才含蓄其词。稍后，詹景凤著《东图玄览编》记述他所见过的书画，卷一有一条专记《自叙帖》的话:“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按即文徽明)家。吾款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按即严篙)，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观，恨甚。后十徐年，见沈硕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沈日:此何足里公怀，乃展物尔。予惊问，沈日: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按即文彭，文徽明的长子)双勾填朱上石。予笑日:跋真，乃《自叙》却伪，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幕讫掇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茹此行遥最可恨。”
这件《自叙帖》墨迹本的戏剧性故事，至此总算底蕴揭开了，乃知石刻的文徽明题跋中，闪炼其词，是有他的隐衷的。詹景凤在此后又接写道:
“二十徐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到京师。韩祭酒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一卷，无跋，却是硬黄。黄纸厚甚，宜不能影幕，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予惊问今何在?日: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矣。予语以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与持去也。”割去真帖，以伪帖配真跋，固然是常事。但谁也不能因此断定:凡无跋的必是真迹，也不能断定那卷黄纸本一定就是苏舜钦藏本的正文。相反，“字与石本毫发无差”，我却有理由藉此判断苏氏原卷也是摹本。我们已知宋代石刻有苏舜钦跋的底本即是苏氏所藏之卷。但拿怀素的《苦荀帖》和《小草千文》来比较，这二帖中字下笔处都很自然，无论直下、侧下、逆下，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没有一律尖锋顺下的定式。从各字的挥洒迅疾来看，也不应该下笔处反都一律兢兢业业地顺拖而下。在这一点上，现在这卷墨迹和石刻并无两样。其次我们看到墨迹上行笔环转纠绕处，常常表现得软弱勉强，缺少“骤雨旋风”的理直气壮的魄力。而石刻上仅止比今本墨迹稍为光滑些外，仍然也是气魄不足的。即拿苏舜钦跋的草书和正帖相比，反而显得跋字较多魄力了。至于黄纸厚薄，也不足成为是否原写原纸的根据，因为硬黄纸在宋代并不难得，明清人还常用宋藏经纸写字，也有揭下经背纸来用的，难道宋人就不能用黄纸裱背幕本吗?所以韩氏、詹氏，都没有“恨甚”的必要1今本墨迹卷后有清初高士奇为徐乾学跋的一大段，其中泛论苏本的话不计，于此卷实际有关处，有以下几点:
1、“今前六行纸色少异，然亦莫辫其为补书，正是当时真迹。”
2、“玉峰徐公(按即徐乾学)积总裁堂撰银半千得之。”
3、“其纸尾第四跋崇英副使知崇英院事兼文房官检校工部尚书王绍颜当是南唐人，失绍颜二字。”
4、“余所藏宋拓秘本有之(按指‘绍颜，二字)。”
按谢氏《契兰堂帖》重刻宋本最后刻有“江村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长方收藏印，可见高氏所藏，即是谢刻的底本。高氏藏本与这卷墨迹本的差异处，最重要的如苏誉、李建中跋在后、还有苏舜钦跋等等问题，他一概不谈，只提出所缺的是绍颜二字，可见当时官僚之间，势交、利交、敷衍了事的状态，真是跃然纸上。尤其可笑的是南唐押尾开头即写“升元四年”，高跋说“当是南唐人”，岂不令人喷饭?从另一面看，高氏既有宋刻本，当然能比较出二本的不同，得知这卷墨迹并非宋刻的底本，也就是并非苏藏的原卷。但他又说:“莫辫其为补书，正是当时真迹。”既说是苏卷，又说无补书，皮里阳秋，识者一见心照。在敷衍徐乾学的背后，存在着他的否定观点，是非常明显的。最后有人问，这卷既是重幕本，那么那些古印是哪里来的?回答是:刀刻出来的!从前有人对古法书轻易用“伪”字来判断，我总以为复制品不能与有意伪造相提并论，即使是复制品的再复制，也不应与伪造并论。对于这卷，我也一向以为只是一个复制品，随便说它是伪作未免不太公平。但现在看到重摹者有意影射苏藏本的行为，知幕者不是专为留一个真帖影子，而是要伪造冒充来欺骗人，那便直接称它是伪本，也并不算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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