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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8 01: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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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林妙文“写生笔记”
图版说明
二十五年前，我在成都筹拍自卫反击战的电影，每天去茶铺里喝茶画小人儿。
小佟庄转过两条街是唐山有名的小天桥“小山儿”。爷爷带我去“小山儿”，回家奶奶问我都看见了啥，我想想，满地土和人屁股，他只顾自己玩儿还把我丢了一回。后来我看见人嘴里吐出火来，扇子里飞出鸟来，猴子抽签算命，钢叉顶着脖子拿大顶，锅里的热糖稀吹吹捏捏就变成了孙悟空……不可思议。奶奶剪得一手好窗花，把花样儿用蜡烛烟熏出花底子和新纸缝在一起剪出来，那些福禄寿喜的吉祥图案真好看。我把用爷爷的旧鞋换来的驴皮影人用牛皮纸刻出来，按在热炉壁上涂上洋蜡，冷了就会变硬，耍起来坚挺神气。
用报纸画画曾经风行一时，既经济又方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涂抹稍有不慎者，可能导致因产生文图视觉间离效果而成为制造反动标语的革命异己分子，轻者顺便下狱，甚者当时成鬼，那年头儿“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不是说着玩的。
眼前１９７７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报》，上面赫然印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标题，而我在报纸上画的是轻歌曼舞，其实相当危险，只是未经审查而已。当时我是装卸工，促生产之余竟无继续革命之意，但如此浪漫情致，至少说明工人阶级队伍里未必都是大老粗。
三十年前，中国的大学开门了。我，一个陕西的装卸工因不堪苦役，为了换个活法，侥幸一搏，撞中两所大学 电影学院和美术学院。面对抉择，我又侥幸地盘算：演电影依然有机会兼顾书画，可一旦吃了书画饭再想涉足电影行当恐怕就难啦。其实在那个没有择业空间的特殊年代，把演戏爱好和书画兴趣同时摆在命运的天平上，与其说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实践，不如说是随老天爷放你一条生路 逃命去吧！
画儿上的年轻人是一起种地的知青。多年没了联系，据说有看大门的，有做小卖买的，好像大多都下了岗，拖家带口的挺不容易。我有时想起他们不禁两眼发直。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一，我在陕西水灾灾区华县赈灾，柳枝镇的皮影艺人张琪、张华州父子连夜刻了皇帝影人专程送来，我们相约再见好好聊聊。五天后，年初六，张琪因感冒并发症故去了。
在种地的人堆里，画画即被视为偷懒。眼前图画在当时皆为逃避劳动之雕虫小技也，所谓“业余写生”皆为苟且偷生之为，切勿仿效。
赵南村曾是我在陕西农村住了四个年头的家。那是当年刘邦、项羽喝酒的“鸿门宴”遗址，叫新丰镇。我的土屋墙上一直贴着一张画儿、一张字。一张画是方济众的小山水，一张字是当时西安书家高峡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墙上常有耗子洞露头，万幸字画没被老鼠当了点心。
土屋边上是二十亩坟地，那是咱的后院花园和野茅厕。大夏天儿一黑，天上星星闪，地上磷火飞，半导体里响着“国际歌”，我作仰天长啸状，嗷嗷地狼叫几声……大概是不惧鬼吧，二十年后我演了《聊斋先生》蒲松龄。
上大学后，我逢回陕西必回村里看看，进了村就被一群光腚的孩子围上，我通常一眼就能认出大部分孩子是哪家的，他们长得跟他们爹太像了。画上这些孩子今天也都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吧，好歹他们赶上个好时代，不会再像他们父辈那么辛苦，白天种地，晚上种人，年根儿上分点现钱全交了超生罚款还欠着账，那年头既无网吧又无酒吧就剩鸡巴了。
依我看，在所有的知识种类里历史的知识是顶重要的。历史靠一片片龟、一堆堆冢、一行行字、一张张画传承它的气息。
为了可能重温被忘却的记忆，从８０年代的写生开始，我的写生添加了日记的功能,这于当时似无特殊意义，但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回头再看，生命的高速路上有了声色延绵的坐标。参照这些坐标，未来之路展开了一条生命线索，有了无限伸张延续的空间。
一个人写一篇笔记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笔记。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写生笔记的积习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我的表演功课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得益于此。有的先生说我不务正业，我也不冤，其实拍电影、演电视、画图画、写大字于我说来都是闲篇儿，闲篇儿多了也就有了形式感 胸无大志。我多年做事都不追求目的和意义，我追求身心健康、心宽体胖，我享受做事的过程是生命的和平气象、天高云淡，像一缕不讨人嫌的风，吹过去就完了。
大柞地区的风俗在我看总有点远古情调，面海的山坡上埋的漫山遍野的人骨头罐一不留神能陷进去。有阳光的好日子，常见孤儿寡母围着坟冢晒骨头，并用小刷子刷刷干净，然后大小分类再装回去，照原样砌起来。我画他们时，看他们是一身大海，海里点着几朵白帆，安详平静。大柞有段古老的城墙，墙下树枝上吊着一条条死猫，远看像人，冷不丁瞅见心惊肉跳。
当地有个半职业的管乐队专事红白喜事，姑娘乐手也穿着金穗肩章的白衫白裤礼服，挽着裤脚穿拖鞋，大盖帽压在鼻梁子上勉强看见地。他们带着奔丧的队伍，稀里哗啦地吹奏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后边孝子贤孙们提着卡式录音机，里面放哭声磁带……大柞人对灵魂超度的超然态度似乎远比古人更超然。
福建惠安女为人们所熟知，无外乎她们极具特征的穿戴打扮、莫名其妙的婚恋风俗和超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奇怪，她既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宗教社族，她的源流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楚。１９８９年我在惠安拍电影住过半年，到处海腥味，很多人四季穿着塑料拖鞋，男人们大都游手好闲抱孩子，一串串的惠安女挑着大粪桶，悠悠地从街上飘过去，那味道真怪。
前些年有部美国电影叫《诺丁山》，诺丁山就是我在伦敦住了七年的那条街。据说当年的老舍先生就住在近邻的另一条街。当时他供职于伦敦大学东方语系，那段时间他写了《二马》。我住的那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进进出出的房客五颜六色，是一个国际大杂楼，我叫它学院“宿舍”。
张艺谋那年刚拍完《秦俑》，拖着一条伤腿，来伦敦宣传《红高粱》。住洋酒店没开水泡茶又不会说洋话，我接他来“宿舍”住了些日子。老谋子天一亮准出门了，天一黑准回来，一瘸一拐絮絮叨叨地骂洋饭不好吃。此人精力超级充沛，折腾一天依然整宿不睡。我们都是那路习惯光腚睡觉的不文人类。那时老谋子刚拆了石膏的腿儿一粗一细，细腿儿还没长毛儿，真吓唬人。别招他说起当时女友，一侃就没了刹车，两眼刹那间闪出心驰神往的青光儿，那股劲头儿可真不像个没心没肺的人。?
人的专注可以激发人的智慧，这种不可逆转的加速惯性，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不断地得到了证实。
光顾伦敦的康文花园总是一件乐事。这是一个兼顾艺术品市场、表演及吃喝玩乐的“伦敦天桥”，在这里不知不觉地把零钱和时间花光，不少著名的艺术家早年都在此地摆过场子，为日后成名的经历写上闪光的一笔。前不久，一位也曾在此地创业的中国小提琴家不幸英年早逝，据知他的夫人携他的遗骸在画中的教堂里由伦敦的艺术家赞助艺捐演出，在教堂的一把椅子上刻上艺术家的名字，延绵艺术精神的传承并寄托我们的哀思。
英国早年的老电影都有一个壮汉敲锣的片头，我在１９８９年曾在这个沙布特制片厂工作。那是一部由乔治鲁卡斯（《星球大战》导演）监制的影片《印第安那琼斯》，剧中有小琼斯到中国探险在长城脚下病倒，遇一家中国农人照料及郎中诊疗的情节。我作为副导演主管“中国演员”在剧中吃喝拉撒嬉笑怒骂，行里称此职为台词顾问、兼顾场景、陈设、道具等顾问。名曰副导演实则一个杂牌总管。
开拍一早，开进场区一堆“大奔”，下来的都是体面的中国人，都带着金镏子、金项链、劳力士的。单就面相说，个个都像福建沿海渔村的人。
群众演员都照例化妆、换衣裳。打扮出来全成了破衣烂衫的花脸丐帮，加上脑后都有一条“猪尾巴”，活脱一群前清遗老遗少的众生相。其实他们都是三代前移民到英国的华裔，终年行走于唐人街弹丸方寸之地，说满口标准的伦敦音，不识中国所以然。对于中国百年沉浮几乎无知，戏中诸如吃粽子、用筷子、穿唐装、戴帽子、磕头、作揖、寒暄、礼让也一概无知。按当时导演及演员的有限知识都一致认为，当时中国人见洋人都一律下跪，抱拳在胸之后做“捣蒜”状，此乃中国文明之体现。我两手攥空拳，我哭笑不得啊。
亨利 摩尔的雕塑在伦敦园林景观里占了不小的份量，后来台湾雕塑家朱铭的《太极系列》在伦敦出展，他们的造型理念都曾经对我影响很大，这些都引发了我画大胖人的兴致。胖人难画极了，找不着骨头，便可懵事。碰巧学院里有胖女生愿献身艺术，让我画，代价是我要亲自主厨，做一顿中餐，外带红酒一瓶。画幅尺寸较大，也可以十分钟八分钟画一张，乐事也。以后二十几年再无此机缘。
多年前我就对“死亡”颇有好奇，当然不是不想活了。近年来又更经常地关注“死亡”，却是为了活得更好些。这张１９８６年《死的设计》，是我对“死亡”的早期觉悟和反省，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开始不可思议地受到“死亡”的潜移默化，反而更加从容自在。黄永玉先生的书里洋溢着对生命关爱的达观态度，这些感觉居然在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里得到验证和升华，这使我惊喜不已。
画的左下角是饼干盒子，右下角是一双鞋，可见这两件道具在通往未来世界的路上相当重要。重要吗？唉，依然世俗。
刘健是皇家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家，她给刘老爷的混血儿子当音乐家教，可是刘老爷唱京剧迷余派老生，不知刘老爷的耳朵如何兼顾这中西两极呢？
画家辛苦数月，倾注了心血的画作一旦被画廊卖掉，换来了钱和庆幸以至鼓舞 紧接着就是沮丧。画完了，卖，卖完了，再画。年复一年，长此以往。名气长大了，作品的境界也长高了；儿子一天天长大了，老子一天天驼背了。画都卖了，钱也花完了。职业画家王佳楠、蔡小丽这对老鸳鸯，便是如此这般地在伦敦职业地生活着。
封闭的画室里没有风，在盆里养了两棵橘子树，屋里既无蝴蝶也无蜜蜂。王佳楠便担负起采花粉的工作，每天用毛笔在这棵树上刷刷，那棵树上刷刷，经他如此这般地“人工授精”后，数月间那橘树上居然结出两颗樱桃大小的橘子来。欣喜之余，暗生沮丧，可以想见。
自画像是艺术家透着自恋倾向的勾当，而不同时期的自画像又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审美价值观。眼前这几幅颇有“愤青”之态。愤世忌俗是当时的口号，其实就是不得意、心里烦的借口，这是人生经历的必然，不怕丑，展示一下。另附几张别人画我的德行，以作参照。
片冈家供着祖宗灵位，墙上挂着天狗，墙角立着苍蝇拍子……都是过日子人家的见证。我混熟了，爱在屋里瞎转悠……在里屋，我看见一排镶着老照片的古旧镜框，擦得锃亮。细看时，每幅都像是“出征纪念”，猎猎军旗下，长者威严地正襟危坐，围站着数排光头青年，稚气且呆滞木讷的脸上都刻着视死如归……他们将赴“圣战”。照片上标明：昭和十二年（即１９３７年）。这一年“卢沟晓月”被硝烟笼罩，中国人开始了况日持久的八年抗日战争。
片冈正雄先生和蔼朴素话不多，总是微笑地带着孩子们下馆子。蹭饭吃也是我们节省开支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在东京板桥区一个胡同民居里住了两个多月，遇到今生恐怕再难遇到的好邻居：柴田光夫、柴田恭子夫妇。柴田先生是摄影师，为中小学课本和杂志拍照片，恭子夫人是家庭主妇，专事研究穿和服，热衷做彩色玻璃花灯罩。贤淑的女儿嫁人去了美国，老实巴交的儿子英夫是巩俐的追星族，大学毕业后娶了台湾姑娘为妻。
柴田家种了许多仙人球，五色多样，窗台地上全是。平时我没起床，恭子夫人把早餐轻轻摆在榻榻米上，还没起，拿回去热了再摆回去。我出门了，夫妇俩悄悄地把凉席底下喷了杀虫剂，把棉被晒在太阳底下，趁我回来前又悄悄铺回去。听说我会包饺子，恭子一清早三趟五趟地跑超市，恨不能包一顿“大馅饺子”，一家人盯着我包完了煮熟了，满世界招呼邻居们来尝鲜儿。
六本木是东京电影洗印、剪接车间集中的地界，也说是红灯区和酒吧集散地，没去过。我们偶然加个夜班，就误了末班火车，又不舍得花钱坐出租，干脆缩在酒馆里一扎碑酒喝到天亮，乘清晨的头班火车回家睡觉。
临行在成田机场，登机前我回头一望，柴田夫妇远远地站着，我怎么就忍不住泪如泉涌，这真是“平生一次”稀里哗啦地一把把擦不干净。
我回伦敦后二十年没去东京，柴田夫妇年年给我寄包裹，里面是裤衩、背心、线袜子、蚊香、筷子、方便面……我老托朋友去探望他们，才知道他们把我当年使过的碗筷、用过的衣物、写过的墨字、一片纸一支笔都珍重地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恭子夫人带我们去看戏，因为是日场，日本人自己都做了午饭、饭盒带在身上，中场有专门休息时间供人用餐。画上这些舞台装置不是典型的日本传统戏，用了许多现代的招数，诸如干冰、激光、花道滑轨，使剧情增加了不少叙事的空间。台上台下交相应和也借鉴了演唱会的互动形式，玩命地撒欢儿。往台下甩汗珠子、扔手绢，日本老娘们可真够疯的，嗷嗷地叫唤抢手绢。因为听不懂戏里的台词，反而有机会画画，一场戏下来随便画十幅二十幅写生，不在话下。
中央广场上别一番光景。毫不客气，满地摊贩卖盒式卡带、录放机、长筒丝袜、高跟鞋、廉价的唇膏、眉笔、洗头水，各式时装、牛仔裤……有装着麻袋的三轮车，商人坐在车帮上举着中国秤叫卖白沙糖。路边有人拿着水桶脸盆子排队买土豆、西红柿，一排香蕉绑上红绸子供在橱窗里。这场景似曾相识，分明是八十年代初的深圳特区，又不完全是。
百货公司也气派，底楼整片卖自行车、缝刃机，品牌是飞鸽、凤凰、永久、蝴蝶。二楼纺织类，一摞摞缎子被面、枕巾、枕头套，绣着大红牡丹金孔雀，哈……
居然在角落里有美国造的洗衣机，许多人围观着指指点点，问长问短，据说月销不足十台。时有神色诡秘之人溜到我身边用日语说换美金，说什么都不信我是中国人。
在海外生活的人哪个没有租房子的经历呢？斗室之间处处都是寸土必争之地，每每迁徙一次，面对难以舍弃的“垃圾”都像生死抉择一般苦恼。每搬新家，每过几年我都会习惯性地将墙面写生留档，我知道历史的墙面有许多细节，不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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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8-28 01:22:39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5-10-22 15:40:49
发表于 2006-2-24 14:3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