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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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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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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3 14:4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个贴子最后由闻正在 2003/04/25 11:34am 第 5 次编辑]

     
     披沙简金   探幽抉微
     ——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

     周 永 建
     以当代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是为理论依据,进行大文化阐释,试图探求某种文化艺术的本质精神,并建构起某种理论体系,似乎已成为当今理论、批评界的一种时尚,当代的书法理论批评界也不例外。我们说,这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纠正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纠缠于琐屑末节,以考据代替思想的旧学风、旧理论,无疑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但是,任何闪烁着思想光辉的理论的建构,决不可能在对于考察对象非常无知的玄想中产生,恰恰相反,一些新的有意义的阐释,更需要对于对象的准确把握和透辟的解悟,因此,对于材料的较为全面的占有和甄别辨析,也就成了阐释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对于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的研究而言,当代哲学只能启迪一种思想,提供一种方法,而绝对代替不了实证。否则,所谓的新的阐释、新的理论建构就成了空洞的框架与隔靴搔痒式的一派臆说。
     其实,与我们传统的训法考据同样悠久的还有“慎思明辨”的传统,者水乳交融,互为依存补充,成就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大学问。考据训话中自始至终贯彻着慎思明辨,而慎思明辨又常常是以点悟的方式,参破天机,思想如凭虚御风,略无挂碍,而又能深刻落实,浑涵博大。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绝不会因为旧有的烦琐考据束缚了他的思想的探索;同时也不会因为迭变的各种思潮的冲击而左顾右盼,随波逐流。一个优秀的中国学者所展示给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更亲切地理解和体认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拭去历史的封尘,现露出传统文化(艺术)本然的光彩来的。那么,我觉得朱关田先为分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无疑是当今中国书法研究领域的一部如此优秀的集图版资料、鉴赏品析和学术研讨三位一体的著作。
     朱关田先生有数十年精研典籍所积淀的丰厚文史知识和版本知识,兼以笔耕不断的艺术实践以及异于常人的思辨能力、艺术判断力,从而具备了一个优秀史论家的素质,成为当代中国书法史论界很有实力的学者。
    《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分为两册,由颜真卿书法评传、研究专论、作品图版、作品考释、颜真卿年表等几大部分组成。它以学术性、艺术性的高质量、高水准为指归。朱关田先生以洋洋数万言的文字对颜真卿及其书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评析。对历史资料的甄别、清理、尤见工力。反复研读,确信此卷为迄今颜真卿研究中最有份量、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
     作者在书法评传和专论中以颜真卿家世递传为先导,从颜真卿先祖西汉颜含、北齐颜之推入手,以《颜氏家训》为依托,历述颜氏家族的文化渊源,进而细究初、中唐书风嬗变,指出颜真卿推古出新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从而引出颜真卿书风的流变历程。在述及颜真卿的政治生涯和品行德操时,作乾以稔熟的唐史知识、历述九品三十阶官位状况以及颜真卿宦海沉浮的复杂经历,从中体现了颜真卿忠勇、耿介的个性特点和应对复杂政治局面、军事局面的特殊才能,立体地呈现给我们一个生动而丰满的伟大的书家的形象。作者在研究中,并不以千古定评而一味颂扬,而是据史料甄别得失,指出历史局限造成的颜真卿个人缺憾。在剖析史料和人物时,其可贵之处,在于据史而有自己的评价、判断,发论精微,不乏深刻、公允。
     在该卷中《颜真卿年表》的编撰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年表以作者自编的《颜真卿年谱》为基础,有纵横两上方面:纵以颜真卿的主要经历为主线;横以与其并世友朋的交游为依托,这是该年表的一个特殊记事方法,其中不少材料得自于作者的潜心研究,并且是第一次披露。如:颜真卿饶州刺史任上与古文运动倡导者元结预游于江鮝瀼溪,规其苟戏;在抚州刺史任上曾撰书《千金陂碑》志,述当年防洪筑堤的情况,以及真卿数次赴任所的路线……等。不少材料,经其缜密考证,勘定了史载之误。如:大历初年颜真卿得罪权相元载,贬为硖州别驾,旬余转吉州,《旧唐书》未载何职,《新唐书》误为“吉州司马”,作者据史料考定为“吉州别驾”,遂据实改正入文。又:中唐名相张镐以布衣入仕,三年位至宰相,史载为杨国忠引荐,《旧唐书》亦记,“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罗天下奇志,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作者考实张镐为颜真卿任平原太守时所发见,并以郡守之责依治向朝庭奏闻的,杨国忠仅是再引荐而已。如韩择木至德二年任职宪台,为颜真卿的副手;怀素大历七年客游洛阳与真卿论书;李阳冰大历十二年怀书西上,途出湖州,颜与皎然诸公曾在岘山送别;徐浩上元二年参预著名的“豫章冠盖盛集”事等等,都是中唐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纵观年表,详实的考证,详尽的记述、审慎的处置,无不证明了作者笃实的学风和丰厚的文史知识、版本知识,这种治学和为文的方法态度在当今的书法史论研究中是应大力提倡的。
     作为艺术图册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颜书作品的选择,刊录无疑是重要的,它是我们直接切入颜真卿书艺内核的第一手材料。该卷的作品图版,在全集主编的直接指导下,它的编排尤见匠心。首先,它以编年的办法,按颜真卿早、中、晚书法创作年代为序,从而系统、完整地展示了颜书艺术全貌。该卷注重孤本、善本的选择,选入了宋拓绛帖、汝帖,浙江博物馆所藏宋刻宋拓《忠义堂帖》,以及北京故宫所藏颜书优秀善本、墨迹。其中不少是第一次披露,尤为可贵。书法品鉴,格局之外特重精微,颜书的孤本、善本、墨迹的刊录,有助于人们深入、细微的了解颜书的颜真卿传世的行草作品,以艺术的精神和才智的显现而论,颜书行草在唐一代和中国书法史上有不容置疑的地位和价值。该卷对颜书行草的集中介绍,有助于我们对颜真卿书法全貌的了解和学习。
     该卷还采取相同作品不同版本并置的编排了方法,如: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大、中、小字本并列《裴将军诗》、《自书告身帖》碑刻和墨迹并置……等等,从多种角度,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素材,这种编排方法无疑是可取和实用的。对颜书真伪有争议的作品,确有艺术价值的也不一概排斥,而是择其优秀者加以说明,一并刊载,以俟作进一步的研究。
该书卷后附有作品考释及释文,参与撰稿的同志也能以认真、扎实的治学精神,针对具体作品,据实发论,不乏见地。
     通观全卷,仍觉美玉微瑕者,则是颜书的表现语言——技法的剖析略显薄弱,假如能在此一点上加重份量,或许于当代,后世习颜书更有助益。
     多少年来,我们期望有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种种原因的局限,不得实现,今天终于以其不可遏止的顽强的力量,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生长出来了。这是新一代书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们精诚协作携手肩负起的历史的使命。不惟《全集·颜真卿卷》,即业已出版的近二十册的其它各分卷,也都显示出各自独到的建树和较高的学术品格。不过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共同拥有着历史的责任感。我相信,以此,使命虽重,他们担得起。(原载《中国书法》1994第1期)

发表于 2003-4-16 10:50: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札记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4/16 10:51am 第 2 次编辑]


     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糅现象
     ——《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严明南北朝墓志卷》编纂杞记

     华人德
     北朝东魏兴和三年所立《李促璇修孔子庙碑》中篆、隶、真书杂糅,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评其字曰:“右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书鑫若此,笔画不甚佳,然变不谷,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又其点画多异,故录之以备广览。“《集古董录跋尾》是最早的一部金石英钟学著作,已注射器意到北朝碑刻中定物殊现锡,但对这咱时代风尚何以形成,芡阳修理工则未能作出明确解释。明王世贞承《集古录跋尾》“其用禾不俗语,而字画多异”这评价,以为《李促璇修理工孔子央碑》“盖崔司秆(浩)之遗轨,而公家半台(欧阳通)之滥觞也。”内浩的字,明季王世贞已怃从得见了,世存太和十作年(四九四)《孝文工团帝王将相吊比干文》,康有为辈武断定“必为崔浩书”,实崔浩早在立碑前数十年被子钉。虽然崔浩泊字在北魏“世以为模式楷”,而崔、卢之了皆源自钟繇,属守家法,世不替业,字必不怪异,故王码汉卡世贞当指《李仲上璇修孔子庙碑》字这笔画结构,而非指篆隶真书杂糅之风尚。清朱彝尊《曝露书亭集》卷四十八“魏李仲秋璇修理工孔子庙碑跋”云:“碑尚完好,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中,盖自太武始光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迩,以为楷式,一时风尚乘别。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风移,文工团字改变,俗学鄙习,炫惑于时者也。曩者  太原风峪高章时飧石柱佛经,亦多类是,斯亦穿凿失伦矣。”同卷宗“北齐少林寺碑跋”云“右碑北齐后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工团本正书,杂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类此书家嫌其乘劣,然以拙笔见古董,与后代专逞姿媚者不同也。”《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上·世祖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成新字拮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成物,乃命脉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达室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工团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引之谓矣。今年内制定文工团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朱彝尊将篆隶真书杂糅的现象归之于太武帝时所造千余新字,为世楷式,致使用权一时风尚乘别。事实上在太武帝始光至孝明帝正光一百年间,碑刻中并未有篆隶真书杂糅的现象,只是到北魏末期限渐渐出列,至东西一魏、北齐、北周时才盛行这种乘别的书风。且所造成新字,应是同一字体,其弊病只会增加异体、别体字,使文工团字纷繁荣昌盛混乱,而不会使用权铃铛种书体杂糅。所以朱彝尊这一推陈出新测显然是不正确的,。
     启功先生在《古董代字体论稿》十一章“余论”中提出到“丁”古董代写者的创作思想中,所崇敬尚的标准确性,也各有不同,。较重要而明显的,有下面几种:“(3)……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董体,在尊崇古董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度的字体:……第二种是杂搀各种字休的一种混合体。这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搀篆体,已开其端。后世象魏李促璇修理工孔庙碑、北周华岳庙碑、唐邕写经记、隋曹植庙碑等等到,不但其中大部分字是那种技七不纯的汉隶或零点与隶的化合体,并且一些整流器字或偏旁随便杂搀篆隶形华丽。最特别的是西魏杜归国贤千像章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又似是而非草双似是而非行的字,真可谓集杂搀之大成了。”启功行生所说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碑刻的某种书体含水量有其他书体的成份,如汉夏承碑是碑刻的某种书体含水量有其他书体的成份,如汉夏承碑的隶书杂搀了篆体的成份,这就是元代吾丘衍、明代王世贞等到所谓的八分书,即从蔡文姬“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大林)篆字二分取八分”之说而来。北朝一些碑刻中“那种技七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也属这一类型。另一类是同一碑刻不容缓中将“一整流器字或偏听偏信旁随便杂搀篆隶形体,最特殊性别的是西魏杜照相造成像章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似是而非草又似是而非行的字。”前一类在同一碑刻中书体是较统一思想一的;而后一类在同一碑刻中书体是不统一思想一的,也是本言语所要论述的现象,两面三刀者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象《李促璇修孔子庙碑》、《曹植庙碑》等,在同一碑刻中这两面三刀类情形都包含的。一种书体中包含别一咱书体的成份,如隶书含水量有篆书成分,真书含有隶书甚至至篆书成份等到等到,这种现象历代皆有。(待续)
发表于 2003-4-18 15:33: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札记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4/18 03:36pm 第 2 次编辑]


    《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编纂札记三则?
     高文龙

     一、“王铎传”的疏误
   ?清乾隆年间,敕修《贰臣传》书,列降清的明朝旧臣一百二十五人于其中,分作“甲、乙”两编。所谓“著绩于清延”者,入甲编,而“进退无据,,谬托保身”者入乙编。“王铎传”即为乙编中的一篇。它是研究王铎生平史实的基本资料。王铎未曾著绩于清廷,自然没有资格进入甲编,但正好说明王铎没有尽心尽力与新朝合作。对于这些问题,暂不讨论。在此,仅就“王铎传”的几处疏误纠正一下。?““王铎传“记曰:明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这个记载是错误的。《拟山园选集》(王鑨刊本)卷之七十六“王氏谱”中,明确记为“改庶吉士,授检讨。”《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则记曰:“正月癸酉,庶吉士授官……王铎……为检讨。”?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廷试,王铎以三甲第五十八名的资格赐同进士出身。时有考选庶吉士制度,庶吉士入翰林院后,是授官之前的接受培训与实习阶段,时谓“修业”。庶吉士期满后,留翰林院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国榷》中记载的与王铎同授检讨者十五人,都是三甲进士,授编修者五人,都是二甲进士。?““王铎传“别记曰:崇祯十一年春进讲中《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明年,大学士张至发奏,东宫出阁时,设侍班四人,讲读六人,校书二人,皆以翰林及詹事坊、局官兼任。时廷议举谕德黄道周,至发屏之,而铎为侍班。?所述充经筵讲官及与选东宫侍班的基本事实都是对的,只是把时间搞错了。《明史·诸王传·王》曰:”十年,预择东宫侍班,讲读官,命礼部尚书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铎、屈可伸侍班……十一年二月,太子出阁。这里的记载非常清楚,知“预择”东宫侍班,事在崇祯十年,次年二月太子出阁以后,王铎方有可能正式出任东宫侍班。原首辅温体仁于崇祯十年六月去阁,张至发继任首辅,张至发在位仅十个月,于次年四月去阁,继任者为孔贞运。“王铎传”将预选东宫侍班事记为崇祯十二年,在时间上差了两年。?现在所知最早记载王铎任职筵讲官的时间为崇祯十一年七月(《淳化阁帖》萧府本跋)。明自万历二年以后,经筵有春讲及秋讲的制度,与东宫出阁日正相冲突。其时,王铎如果已经出任东宫侍班,则再无可能兼任经筵讲官。《明史·张至发传》记载这样一件事:?中书黄应恩悍戾,体仁、至发辈倚任之,恃势恣横。及为正字,不当复为东宫侍书,恐帝与太子开讲同日也。至发不谙故事,令兼之。?结果,讲官将撰写好的讲义送至黄应恩处缮录,黄应恩无法应差,检讨杨士聪上疏论劾此事,崇祯帝乃降谕削黄应恩籍。后张至发去阁,此事亦为直接原因之一。?前引“王氏谱”中,还记有:?未几,戊寅兵患……乃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杨嗾中欲廷杖之,上亦不加罪焉。无几何,经筵开讲,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乐无日,上为改容,不加罪。?其中的“杨”,指杨嗣昌,以其武陵人,又称杨武陵,崇祯十一年六月入阁,分掌兵部。“戊寅兵患”,实指同年七月清兵入墙子岭事。王铎“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国榷》中记为七月二十四日。这样,继之“无几何,经筵开讲”正是指八月十二日以后的秋讲,而以清军节节深入,自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既已戒严,王铎则奉命分守北京正阳门。故“讲筵”一事,只能在八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四日期间里。
     二、怀州作诗轴?
     无署年。绢本。行书,自作诗五律四首。凡九行,共二百二十二字。一七二×五四厘米。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先将署款的一段话抄下:?豫翁老亲家道履不忒,根鲁邹,经济卓荦,古人比肩。寇至大节铮然,千秋炳煜。俚作作于怀州,复作七律别书之。建庙垂烈,嗣有文以纪详,俟诸后日云。社眷弟王铎,腊月夜敬书。?其中的“豫翁老亲家”,即吕维祺。其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充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阳,吕维祺劝福王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福王不省。吕维祺乃尽出家私,设局赈济。吕维祺被执之时,义军中有识吕维祺者,欲释之,吕维祺不辱大节,于洛阳城周公庙引颈受死。“大节铮然”云云,意即指死。?王铎与吕维祺交游至深。《拟山园选集》(台湾学生书局)五古卷四有“淮安舟中怀豫石”一首,有句云“犹记丁已春,雕虫君相祝。”可知王铎在二十六岁时(万历四十五年)与其即有交游。后王铎将一女嫁给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李自成攻陷洛阳时,王铎正流寓于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五律四首,即是当时为悼念亲家吕维祺所作。“别书之”的七律,不见书作流传下来,惟《似山园选集》(台湾学生书局)七律卷三有“哭吕预石”一首,其中云:“风黯城崩旧洛原,怜君誓死不徒存。”语意与此作正同,看来即是这一首。?款下有白文印两方,一为“王铎之印”,一为“烟潭渔叟”。这两方印,惟见于清顺治三年以后的作品。所以日本二玄社刊行的《王铎之书法·条幅篇》将此作列为五十五岁以后新书。其实,此作署款中已经示以了书写的时间。?王铎于崇祯十七年六月来到南明朝中任次辅之职。本年,曾与“阿国阖省乡宦”一起,上奏“为中州死难诸臣”疏,提请“敕下礼部,行中州抚按,建一庙以表忠。”奏疏下面列出的“死难诸臣”名单,第一名就是吕维祺。所以奏疏中的“建一庙”与作品署款中的“建庙”,指的是同一件事。当时,“建庙”事弘光帝未能约秦还是允秦后而未能付诸实施,则不能确切得知,但估计是后者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此作署款中才有“嗣有文以纪祥,俟诸后日云”的语句。?臈月夜敬书的“臈月”,即“腊月”。所有王铎的作品中,未有但记月份而不记年份者。在此,则因前已提及“建庙”一事,不言而喻是指同年的腊月,故没有再署纪年。

?   三、菊潭篡峨嵋山纪诗卷
?   自署书于清顺治六年(一六五0年)。绫本。行书,自作诗五律十首。凡七十五行,共六百二十七字。?卷中五律十首,有四首见于《拟山园选集》(台湾学生书局)五律卷七,题作“篡峨嵋山纪有题,分别为卷中之第一首、第二首、第四首、第九首。第一首尾联之“山潮”,集中作“山樵”,第二首漏书颔联十字,据集中所载,应为“古厓多瓦,漫士自樟庐”。?诗题中的“菊潭”,位于河南省南阳府东部,在西峡与内乡两县之间。从诗中的“何日幽遂,山樵一结盟”,“学佛身将老,为儒梦已虚”,“今忧非我事,覆载一闲人”等句看,表现了王铎甘心退隐的消极情绪,则最早亦应为寄寓怀州以后所作。王铎降清后,虽然这种情绪时有表露,但王铎除顺治五年因段姬病故而一度返里,在乡居住半年又回北京而外,至书写此卷时,再未离开北京,更没有到过菊潭,所以说,这十首五律,应作于寄寓怀州以后至降清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崇祯十六年三月,王铎携家人在江苏之浒墅关别离反人袁枢以后,旋南下至吴、至楚。在楚地曾辗转于漳水、黄冈、洞庭一带。同年秋季,回到乡里孟津,因乡里已经室家无存,遂赴辉县苏门山下,投奔故友郭公隆处安顿下来后,随即派次子无咎及家丁数人赶江苏桃源,将妻子马氏灵枢迁回,移葬于新乡城东二里之水柳湾。从这些情况分析,王铎及家人一行在秋季返里时,不是走的运河水路,也没有再次经过江苏桃源,而是从湖北一带径自返回河南的。此卷诗题中的“菊潭”,就是王铎此返乡的经由。除此之外,王铎在这几年中,再没到过菊潭的可能。?据卷中诗题“菊潭篡《峨嵋山纪》,览之作十首”,可以知道,王铎在菊潭曾有篡集《峨嵋山纪》的事情,当时读了《峨嵋山纪》的文章,触动了自己的感情,遂有五律十首之作。所以,这十首诗,不是王铎亲自登览峨嵋山的纪游之作,其中也没有身临其境般的真实描写,而只是一种意兴的寄托,所谓“即此披图记,峨楼远卜居”也。?第十首之后有题记“已丑十月”云云,卷末又署款为“时年五十六”。“已丑”为顺治六年,王铎时年五十八岁,如果考虑“已丑十月”与“时年五十六”有一处为笔误的话,则“时年五十六”应为笔误。因为王铎此卷书于三弟的王鑨大隐斋,王铎五十六岁时,王鑨沿在江苏昆山县任上,调转来北京任职正是顺治六年(已丑)夏月,与卷中的“已丑十月”才是吻合的。?可是,虽然王铎在书写此卷时,自称是“多病荒耄”,将第六首书成第一首,第二首又漏书一联,但恐怕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年龄写错。所以,再一种解释就是,“时年五十六”下是王铎的实际年龄。也就是说,王铎的诞生日在十一月份或十二月份,“已丑十月”书此卷时,尚未满五十七岁。?
(原载《中国书法》1994年第1期)?

发表于 2003-4-28 11: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札记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4/28 11:55am 第 1 次编辑]

简牍帛书的书法价值
沃兴华??
考古发现的简牍帛书都写于秦汉时代,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它们完整地描绘了篆书、分书、楷书和草书的演变过程,记录下多种多样的风格形式,反映出当时人的审美观念,从书法角度来看,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无论对书法史研究,还是书法创作都很有价值。
?一、书法史研究的价值?
千百年来,由于缺乏资料,人们对晋唐以前的草书,研究非常薄弱,仅知道阁帖所收百无一真,所谓章草混杂了后人手脚,但当时的草书究竟是什么面貌?风格如何?怎样一步一步发展演变的?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直到简牍帛书大量出土之后,情况才稍有改观。简牍帛书上起战国,下迄汉末魏晋,首尾相衔,连接成一条编年的纵线,填补了早期草书资料的空白,使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开始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分书在结体上将诘屈回绕的篆书割裂开来,通过省变,削弱象形成分,并产生偏旁部首,使字形越来越简单化、符号化。在点画上,它不断修饰,使单纯的等粗线条通过各种变化,孳生出横竖撇捺等形状不同的点画。这一简一繁,变化巨大,以至在文字学界,人们把秦以前的篆书称为古文字,把汉以后的分书称为今文字。古今字体的演变过程以前相当模糊,书法史研究只能对篆书、分书、楷书各种字体作分门别类的介绍,美其名曰“史”,实际上充其量只能算比较详细的辞典条目。有了秦汉简牍,再加上帛书之后,汉字字体从篆书到分书到楷书的发展脉络才昭然若揭。?隋唐以后,一般书法家都没有看到过秦汉简牍帛书,对分书和隶书的区别不熟悉,尤其是对承先启后的隶书字体茫然无知,唐代虞世南的《书旨述》就说:“若程邈隶体,因之罪隶,以名其书,朴略微奥,而历祀增损,亟以湮论”,又说:“古文籀篆,曲尽而知之,愧无隐焉,隶草攸正,今则未闻,愿以发明,以祛昏惑。”我们不知道虞世南对隶书是怎样“发明”的,但翻看后人著述,大家各执一词,奋逞臆说,随意牵连,信口比附,使隶书的名实关系变得非常错综复杂。到元代刘有定注《衍极》时总结说:“隶书之别十三”,有古隶、今隶、正书、八分、楷书、飞白、稿草、行书、今草、章草等,真叫人莫名其妙。这种状况给中国书法史研究造成极大混乱,导致许多笔墨官司。书法界最著名的《兰亭序》真伪之争,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围绕隶书名实问题展开的。这本帖是行书,而史称王羲之善隶,以现在一般的认为,隶书即《史晨碑》一类正体字(实际应当说是分书)的观点来看,如何解释《兰亭序》中没有一点隶书的味道?论战双方对此费了许多口舌,但最后还是各执己见,无法统一。现在有了简牍帛书材料,再结合历代书家的有关论述,用历史研究中的两重证据法加以考证,隶书的演变过程及其名实关系就非常清楚了,当时人所称呼的隶书主要是行书,或者是楷书,没有人将《史晨碑》一类正体字(分隶)称作隶书的。简牍帛书为澄清有关历史疑案提供了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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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法创作的借鉴价值
二十世纪初,汉简面世之后,受到世界各国汉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在日本,反映最迅速最强烈的是书法家,松田南溟、后藤朝太郎、高田桂下和西川宁等人一齐向《书道》杂志投稿,介绍和论述这些汉代书法资料,他们的兴趣除了书法史研究之外(例如对古隶的理解和对草书字体的理解),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看到了汉晋时代的真迹,希望能从中得到创作上的借鉴。二十世纪后半期,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的简牍帛书大量出土,面对如此丰富而且精美的书法作品,人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它们的借鉴作用。?正体字中,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分书成熟于汉,衰亡于晋,秦汉时代的篆书和分书都高度完美,成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他们的形式开始凝固僵化,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他们亦步亦趋,走向拘谨呆板,从汉晋一直到清代,篆书和分书的创作都徘徊于低谷,后继乏人。怎样走出这一困境,以唐以后的楷书为鉴,一是取法草体字的灵动活泼使笔与笔之间有些映带的笔势,苏东坡的《丰乐亭记》和赵孟的《胆巴碑》等。二是借鉴楷书未成熟时的作品,如清代碑学兴起之后,邓石如、赵之谦等人超宋迈唐,上攀六朝,写得浑厚拙朴,生涩凝重。篆书和分书如果也想寻找灵动与朴拙的出路,简牍帛书无疑是最好的借鉴,它属于篆书与分书的草体,书写随意,点画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有藏锋露锋、有侧锋偏锋、结体造型也因势生发、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有收有放,比篆分灵活得多。而且它们的字体经历了从小篆到分书,又从分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在每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字体的点画和结构没有条条框框束缚,稚拙浑朴,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简牍帛书的特点是灵动与朴拙,根据楷书的发展经验,篆书、分书要别开生面,离不开对简牍帛书的借鉴。?简牍帛书对草书的创作也有借鉴作用,它与魏晋以后的行草书相比,区别相当明显,主要表现为用笔单纯,提按顿挫的变化不那么强烈,结體上注重横势,每字的最后一笔,无论撇捺还是勾点,甚至是竖画,都常常不作垂直的纵势,而向两边挑出,造成横向开张的形式。并且为了强调横势,上下点划与上下字之间很少用牽丝加以连接,即使快写也只采取省略笔画的办法,不像今草那样强调纵势,回环往复,上下钩连,气脉不断,这些写法使简牍帛书的草书风格没有魏晋以后那么华丽富瞻,惊心动魄,但纯净的线条与开张的结体所表现出来的雍容恢宏却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今天当人们熟悉了魏晋以来的各种草书风格以后,一看到简牍帛书就很容易被它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尤其是青年书法爱好者,竞相临习,已成为一种时尚,这是自然的。其结果,必然会推动草书向归真返朴的方向发展。草书的最高境界是情趣兼得。今草连绵相属,一气呵成,以情势胜。简牍帛书中的草书字字独立,比较注重局部的造型表现,以趣味胜。两者如果能相互融合,一定会使草书艺术开出空前艳丽的奇葩。?简牍帛书是中国书法的珍贵遗产,它完全可以与汉魏碑版和宋元明清的各种法帖鼎足而三。充分的继承和开掘这笔尚未很好利用的遗产,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当代书法家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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