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斧成书画欣赏 杭州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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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斧成书画欣赏

杭州高伟

知道宁斧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学习隶书，从伊秉绶而到陈鸿寿，而在近代的历史上隶书较好而能进入我的视野的只有黄葆戊、黄苗子、张正宇、李骆公、宁斧成诸人

   后来我在书店看到天津杨柳青出版的宁斧成隶篆《百家姓》，觉得他的结字很有特色，可以作习隶的参考。

   周日去杭图看书，忽然看到一本《宁斧成金石书画集》，就仔细地看了起来。

宁斧成 （1897——1966）字宗侯，号老腐，别署腐成，辽宁海城人。斋号淡墨斋、白屋。早年在东北随邱子佩、袁子春学画，四十年代末迁北京鬻画为生。擅长书法、篆刻，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其书学《张迁》、“二 ”，取赵之谦、陈鸿寿诸家之长，融合《礼器碑》而自立风格。生前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北京书法研究社社员。出版有：《宁斧成书法篆刻集》、《宁斧成印存》等。

宁斧成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书画篆刻。沈阳师范学校毕业后，自一九二八年起，先后于沈阳、天津铁路局供职文书，历时逾三十载，日与笔砚为伍，公余广涉碑版，不懈研求，于书艺深所致力。居辽时，又曾随画家邱子佩（燕云）、袁子春两先生习绘事。五十年代初叶，辞去原职，移居北京，住于宝钞胡同，专事书画篆刻创作，时鬻艺所得甚微，生活虽较清苦，然晏如也。与之交往较伙者，若郑诵先、邓散木、彦涵、李苦禅、马晋等，皆艺坛—时名宿。

宁公以隶书最擅名，早年植骨于《张迁碑》，后融会《爨宝子》，尤喜挹取陈鸿寿隶书之结构以为开阖变化之资，用笔则借汉晋砖文断续不完之趣，从“口”者往往密左上而空右上，一横或数断，面目崭新，风格独特，人请之“宁体”。

五、六十年代，中国书法赴日展览，其隶书曾多次与焉。临摹其体者，亦不鲜见。画则多作梅、兰、竹、菊之属，皆逸笔草草，虽施淡墨，不敷色彩，而妙趣天成，于古人意近八大山人、郑板桥、李复堂，于近贤则略似吴昌硕。并善指画，私淑铁岭高其佩，俱富韵致。四十年代，沈阳、天津两地刊物，时刊布所作。辑有《宁静庐书画册》初集。因书画皆喜用淡墨为之，故以淡墨名其斋。

篆刻早年从秦汉人手，后契心陈师曾纵横挺拔风致，并参合吴昌硕、齐白石两家之法，然特夸张疏密变化，用刀尤磅礴无伦，刻印越大越有气势。晚年作品，更不为成法所囿，生动而富有变化，于古人雅近高凤翰病臂后所镑，倾斜重拙，别有韵趣。用石不求精，多由其弟子从京西潭柘寺小河沟中检来，粗加磨盘，即以奏刀。曾见其印跋两则，一：“余喜篆刻，不计其年。操刀便凿，六法未研。不知秦汉，浙皖闲篇。无非拙俗，何必求全!聊以自娱，岂敢留传。甲辰（一九六四）夏斧成记。”另一则云：“治印必须浑厚，主要在腕力，大刀阔斧，以奔马势游刃以成之。若打边匡（框），修肴（饰）形容，乃与前者相反，欲求古雅何得!丙午（一九六六二二月。”皆自道其宗旨好尚。

斧成治印，全以力胜，虽自谦云：“治印妙处不在斑驳，要在浑厚，学浑厚全恃腕力，予腕力脆弱，拙涩不堪，读书无多，未谙六法，误谬俗庸，难免訾议。”而据亲睹斧成操觚者言，斧成治印，不论大小，均不用印床，左石右刀，双手用力，以刀攻石，以石击刀，斑驳断烂，一任自然。所作超秦越汉，不囿浙皖，所谓“我用我法”（斧成自用印语）者，只为脱一俗字。其论印诗云：“技法倡革新，大胆有创造。金石若木雕，共同丁邓宝。”而题自作印最符意者则云：“老眼杂花腕力强，鼓刀断石似攻肪。一挥而就成朱印，不觉浑苍傲邓黄。”

六十七岁时，曾自选拓所作篆刻成《斧石痕印集》，既成，自镌其像于卷首，并刻七绝一首于上：“雕虫小技也风流，游刃恢恢任所求。自像自镌还自笑，笑颜相对不知愁。”措词虽微近俚俗，亦可见其安贫乐道之坦荡胸怀。

腐公之印，创造性至为突出，佳者确雄强苍莽，气魄过人，独开新面；亦有篆法、章法均流于稍形怪异，未必遍邀众堂者。最近王靖宪已辑成《宁斧成书法篆刻选》，由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斧成篆刻，实印学别派，良非正途，今有某公，治印从宁翁处悟入，而以图案作篆，变乱六书，所作当堕入恶趣中矣。

《宁斧成金石书画集》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宁斧成一生创作的精品。宁斧成一生从事金石书画创作活动，其意境高古的指画、独具风貌的宁体隶书和气势磅礴的篆刻在中国书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宁斧成金石书画集》是其首部个人综合型专辑，集中有绘画百余幅、书法50余幅、篆刻百余方，为广大爱好者鉴赏和学习提供了范本，为研究和传承宁斧成的艺术成就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综观先生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实践，他的全部金石书画作品，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其中还蕴涵着传统的中和、含蓄、温醇之美。观者犹如饮下一杯清冽的甘泉，品尝淡中平和之真味，对于当前社会上的物欲横流或精神沉沦，不啻是一剂成教化、助人伦的清凉散。他的产生并能存在，并非孤芳自赏，而是弥合时空之反差的补偿。艺术家只有切身感受，方能感受于观者，艺术家真正悟到“谈何容易”“困而不惑”时，也正是他对陈陈相因、世俗流弊的抗衡，所以他敢于亮出“斧派”和“斧牌”的旗帜。经过生活磨砺的艺术家，胸次之内的精神境界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常常会通过他的作品在不经意间流露，故有“虎口余生”“宁静庐”的艺术剖白和生活体味。先生治艺平生，一贯以局外人我自我在地屹立于艺林，从不趋势，从不媚俗，也不固步自封，而是我行我素地聊以自娱，悠游方外，先生的表白就是“不群”，或许这也是形成他独具一格的基因。

    先生的人品一直为世人所敬重。他生性淡泊，生活俭朴，与世无争。一袭布衣、一双洒鞋、一包纸烟就是他作为平民艺术家的形象。木板搭的画案、破损的瓦砚、捡自北京房山的印章石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条件。他为人耿介，重情重友，言必信行必果。先生在世时，登门拜访与求教者甚众，他对求学者总是不分长幼，以诚相待，甚至为家境困难的学生提供一箪食一宿席，为回复学生的一封信他会亲自跑到学校。他总是以平白通俗的语言讲解自己对艺术创作的领悟，亲自为求学者批改作品并书写了大量的范本供学生临习，朋友或求学者索要他的作品时也必是慨然允诺，有求必应。

古人云“人品即画品”。冷静、平淡、清奇是先生人品与艺品的高度合一，他晚年所处的年代，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桎梏极为沉重。用先生老伴的话说，他会“揣上两个干饼子，扛上钓鱼杆早出晚归”，在几近断炊的时日，他会到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伫立在虚谷作品前打发时光。如此举止或为躲进芦塘成一统，或是在艺术宫殿寻觅知音，也只有先生自知了。

十年动乱，狂飙天降，瞬间横扫。先生在艺术的“壮年”飘然而去，使人唏嘘，他是为艺殉身，抑或是身自洁来还洁去，只留清风满乾坤！大家掩卷之后也许会有无尽的回味与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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