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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其人其艺研究
杭州高伟
我在编著《鼎甲鸿迹——中国状元书画集》《中国书法的形式与内容》《中国书法通史》时，接触了大量的明清书法家的作品，因为心之所好的原因，特别关注清代的以贴学为主的书法家，尤其是家族书法的演变与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当然因为我对清代的伊秉绶(1754——1815)隶书情有独钟，进而研究伊念曾、伊立勋一家三代的书法，重点收集了他们祖孙三人的书法作品数百幅，特别是一些未见于常见作品集和网络中的新见作品，是把他们编成题为《伊门书风》作品集，拉出清样，以供自己清玩，研习。这样我对清代碑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邓石如作为碑学的一个开拓者和奠基人，就进入了我的视野。于是我在网络和图馆寻找他们的书迹，自己编了一本书法集。
目前国内关于邓石如的综合性作品集主要有王家新主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和陈振濂编的《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
邓石如（1743—1805），清代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邓派（亦属皖派）篆刻领军人物、细朱文发展转折人物。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是清中期享誉书坛的金石书法家。20多岁就赢得书坛理论权威、经学宿儒、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的赞誉。他在清代书坛披靡之际，锐意创新，擎起了研习碑学的旗帜，活跃了清代书坛。他的书法特点是五体兼擅，形成了“邓派”书法艺术。
陈振濂在他编的《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的前言中说：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是一个被当时人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书坛人家。其实“第一”与否，并不值得过份计较。事实上要诸体皆为第一，也有点勉为其难。但邓石如在清中期以一己之力开宗立派、登高一呼，使书法几千年帖学传统风气为之一变，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与种种可能溢美的“第一”相比，邓石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书法史上的历止人物，他的努力改变了书法的新航向，这也许是一个更高也更贴切的评价。
邓石如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 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巘，又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镠的座上客。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张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学习书法。
邓石如在自述身份时说自己出身寒门，布衣一生。简单看来这种描述没有太大问题，但若细纠则其似乎在说邓石如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修养。这自然是对邓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实际早在其当世即已存在。如邓石如自云：“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于书法辛勤耕耘一辈子，但社会并不把他作为有学问有修养的“识字人”相待。而其实对邓石如出身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出身书香门第，幼受庭训，发奋努力，书艺卓绝，为靠书法谋生的职业书家。
邓石如祖父、父均善书画。邓石如的祖父名士沅，字飞万，号澹园，爱好书画。当于寿州当过授课先生。其父名一枝，字宗两，好北林，善诗文，工书画，喜刻石。石如九岁时即被父亲送往私塾读书，虽一年后辍学，但其十三四岁“心窃窃喜书”，已从内心开始喜欢读书作学问，17 岁时就开始为别人作书、刻印谋生，二十岁开始在家乡开设书馆，教授童子，后又随祖父到寿州蒙馆授课。之后其游走江湖，混迹士大夫达官显贵之间。以上身世经历如何能以“不识字人”观其人呢？
中国社会向以官本位衡量人之社会地位，但至明代，王阳明心学与狂禅的结合汇就中国中世纪自由浪漫思潮的兴起，“满街都是圣人”“我心即佛”“心即理”的思潮成一代风潮，打破了官本位思想的彻底笼罩，加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民族矛盾等原因，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没有官阶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也出现了许多具有独立人格的书画家，如徐渭、傅山、金农、高翔、黄慎等。邓石如不仅工书法篆刻，而且有《铁砚山房诗抄》传世。因而对邓石如之身份决不能以一句布衣而简单论之。邓石如的布衣是相对于缺乏科举功名而言的，而不是指没有知识和文化。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从此，与鹤为伴，晨昏无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后，打了一个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鹤唳、青空、远去——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是的，一袭布衣，仰视苍天，有所牵挂而来，无所牵挂而去；既知万物有灵，更轻身外之物；“你自归家我自归”——人鹤两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幅对联：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于人，互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达这种境界，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邓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
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枯老穷庐，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过着“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卧，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乾嘉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政局早已稳定，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浪迹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难得襟怀同雪净，也知富贵等浮云。”看淡了浮华、浮夸、浮名，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长”，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他只是归于淡，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远离红尘。可是，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一天也舍不得丢弃。每日清晨，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就着净几挥洒，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谓“热爱”，在邓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现在的某些“名人”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明日登报纸，后天获大奖，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
当年，他为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友时，“与人论道艺，所持侃凿，丝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贵客公卿间，岸然无所诎也。”俨然一种平民艺术家的本色。但是，“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他看不惯官场的群蚁趋膻，也不愿阿谀权贵。那么，虽为幕友，却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适合那个生态环境。于是，他拂袖而去，返回民间，适者自适，从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没有混迹于官场。
邓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顽固，说得斯文与时髦一点，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谓“平民意识”或“民间情结”？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等。以石自比，以顽石自况，一个山野之人的特立独行，飘然如在眼前。说到邓石如的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评价甚高。有说“高尚”、有说“高洁”。邓石如初入都，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翁亦骄横一时，而邓石如“独不谒”。不去登门拜访翁宗师，是不愿结交权贵呢，还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书法？我不敢妄猜。但后果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邓石如的书法，而邓石如一笑置之，“不与校也”。
作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邓石如是以货真价实的创新赢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典范。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书法史上以“我自成我书”自负的“浓墨宰相”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连眼界很高，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贬颜(颜真卿)贬柳(柳公权)，贬晋帖，贬唐碑，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平心而论，卑唐贬晋，失之公允，而对邓石如的评价则言之成理。清代篆隶书的革新和碑学的兴起，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面，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邓之篆书结体的灵动，用笔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阳冰以来僵化的传统格局，难怪他这样自负：“何处让冰斯(斯指李斯)？”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创见。“计白当黑”之论把“笔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体化了。“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则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行草书主要吸收晋、唐草法，笔法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总观其四体书法，以篆书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邓石如又是篆刻家，开创皖派中的邓派。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邓石如的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就其篆书讲，我们用当代的眼光可以概略出三个特点：
一是功利深厚，笔墨精熟，以其临古碑每每数十上百本，研习三五年，必达到技进于道，沉厚圆润之境。
二是行笔无笔不屈，行笔中锋、绞转并用，出锋一任自然增加了流动飘逸之感。一些学者认为是采用了羊毫和隶书笔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要在于邓石如把小篆写活了、写灵动了、笔意写丰富了；
三是结字承继李斯、李阳冰，后参以汉碑额，打破用笔中锋划一，结字匀等板滞格调，结字以“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思想为指导，大胆分割、组合笔画黑白、虚实空间，依据审美需要，一些笔画夸张放长，一些笔画凝炼收缩，从而创造出一种古朴雄浑、刚健婀娜令人喜爱的新书风。
邓石如的隶书是宗法汉名碑的。其用笔没有后世写碑的颤抖笔法，而以精致大沉厚之境。如同其写小篆进行的用笔结字以“计白当黑”进行创变一样，其隶书也在继承汉碑特征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笔画和结字的夸张处理，达到了古朴气厚，宽结而疏放的效果。其与篆书共称清代神品，实不罔也。
邓石如楷书包世臣列其妙品上。虽品次较篆隶稍低，且相对而言邓楷书作品略少，楷书用笔结字偶有生硬处。但其一反唐季书风的笼罩，而以北碑为宗，实开清代碑学真书崇北碑之先河。其价值与影响甚至远超其篆隶之上。清代碑学大家赵之谦、张裕钊皆其滋乳也。
邓石如的行草书许多人也给予很高评价，我们认为则是有背事实的。也许是邓石如沉潜隶书太久，或许是其在其当代一味崇碑的风气下，其习帖较少，或许是性情使然，总之邓于行草，我们认为其使不得使转要领，不如行草正宗晋书飘逸流美帖韵之法门的。我们不必苛求他事事尽善，但我们同样没有必要为他做缺憾之讳。向世人揭示一个真实的邓石如，也许正合完白先生的一贯风范和心愿。
邓石如在其当代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誉，但也受到翁方刚等一些人诟病。考察翁方刚的书风，我们知道他是崇尚帖学文人书风的，他自己不仅推崇晋韵文人流美书风，而且尤为崇尚苏轼的笔精墨妙、具有书卷气的尚意书法。当邓石如壮游京师，以篆隶正书为主示人时。翁方刚提出相左的批评观点也正在情理之中。不是邓石如没去前拜山门，只怕前去拜了，也不一定能获得较好的肯定性批评意见。
由邓石如书法的创变也影响到其篆刻艺术同开一家新风，影响所及并形成具有历史标杆性的邓派或皖派书风。其印风之特点在于“以书入印”，因其篆书的创变也使其印风一扫文人篆刻元明以来赵孟頫匀称平整之风，而为聚散疏密、婀娜流美、古朴清新之风。其影响所及使后世、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蔚然大家。邓石如印风的开创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其影响之大不小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石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首先在于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第一，是在书法上复兴了沉寂近两千年的篆隶，不仅把古篆隶继承下来，而且还通过“计白当黑”进行结构创变，使其更加变化多姿、好看好些，让更多人能够打破神秘感，而使之宏扬广大，广为更多书家书写、鉴赏、传播。在其后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都是篆书或隶书大家。只有到二十世纪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才使篆书的书写揭起又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二，是对清代碑学推崇的北碑的率先实践创作，使书法创作碑学时代真正揭起。邓石如的碑学实践当在阮元之后，而邓的实践影响所及，不仅培养了包世臣碑学理论大家的学生，也是清代碑学成“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时风尚。何绍基、张裕钊、康有为诸多碑学大家渐起，其影响所及，至今不衰。而邓石如于清代碑学实践确有开创之功。
第三是邓石如以其独具新面的篆书入印，又开创出篆刻的新风貌、新天地、新局面。其不仅影响地域印风形成皖派或邓派，其实其对整个印学史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影响。综观印学史，以皖派别出，徽、浙诸派便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印坛大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等，无不被皖派印风所笼罩。而最重要的是邓石如以其布衣平民一己之力，在篆、隶、楷及印领域逐次融会古法开创出新的格局，则尤具历史文化意义。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批评中，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以人论书风气的形成境况下，以平民身份和单独凭书法篆刻实力被推上神品圣坛者，还属首次。这其中既有明清心血狂禅平民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更是其自身刻苦钻研的结果。邓石如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平民文化的胜利。邓石如的出现和成功正是近现代中国平民民主文化的先声。
后人评价:
刘墉 陆锡熊 ：“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曹文植：“江南高士邓先生，其四体皆为国朝第一。”
杨沂孙：清代“第一” 包世巨：清代第一
赵之谦：“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温，善易者不言易，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皆一理。”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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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9 14: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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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 12:0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