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熊秉明先生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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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秉  明  先  生  周  年  祭

　　　　　　　　　　　　　　　　　　　　　　　　　　　    刘正成

　　 一年前，在那场罕见的北京大雪的深夜，我接到了熊秉明先生的讣告，我那低沉的心绪中忽然又坠下一块石头，我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茫然若失，顿感雪上加霜。我匆匆向巴黎发去一封唁电，云：
      大雅云亡，风凄巴黎；
      哲人其萎，雪哭燕山。
当时，我就想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以表达我对熊先生的哀思。但是，我无从下笔。熊先生巨大的形象兀然屹立在我的眼前，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令我失语而不知所云。现在我搜出那封唁电旧稿，我发现那种本能的反应倒也表达出我的第一感觉：诗人与哲人相统一的奇妙而高邈的境界。自海德格尔出，诗与哲学都统一在“意境”之中，这“意境”又岂可以言语表达之？当时，我是想让时间的脚步退远一些，也许能看清楚一点，让我能更理性地估计出熊先生的过世到底使我们有哪些重大的损失。从1985年我在“书技班”的课堂上第一次见到熊先生起，已经快有二十年时光了。我不断回忆起我们之间渐行渐密的那些生活片断，包括在巴黎索邦大学讲演厅的熊先生的论文讲演，在巴黎郊区熊先生寓所的聚会，当然尤其是我们多次促膝长谈，我视熊先生为我的导师和父辈。熊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但我觉得他就是一部历史，其中有我要追寻的从古到今、从西到东的一切答案，九十年代后期，熊先生回国的次数渐多了，每一次我都要抓住这个见面机会，向他老人家请教我心中的命题。而每一次请益攀谈，都似乎将我的眼睛擦亮一次，让我的视野更广更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确实想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的第一句话：“照耀欧洲的一盏明灯熄灭了！”
        我们可以称熊先生是哲学家、诗人、画家、雕塑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文艺评论家……在这一系列已经泛滥于世的“家”的前面，我要冠上三个字“真正的”。熊先生被我所知的一切言和行，是真正能启迪我的人生与思想的导师。去年初夏，也就是熊先生最后一次回国，我们为他举办的“熊秉明八十华诞暨老年书法研究班开学典礼座谈会”开场中，我将熊先生称为“一个值得敬仰的教师”。熊先生那首为人熟知的诗《黑板·粉笔·中国人》就是他自己的绝妙的写照：
       我的头发一天一天
       从黑板的颜色
       变成粉笔的颜色
       而且像粉笔一样渐渐
       短了   断了
       短成可笑的模样
       请你告诉我
       我究竟一天一天更像中国人呢
       一天一天更不像中国人呢
      “这是黑板
          这是粉笔
            我是中国人”
将教师譬喻为“粉笔”，较之譬喻为“蜡烛”更生活、更形象、更有悲怆的诗意。但熊先生在这里却追问着另一个问题：一个在西方文化中心巴黎教书几十年的人还是不是中国人？这当然不止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文化与思想的命题。
     今年八月的《中国文化报》连载了一篇文章：《程抱一：东西方文化“摆渡”人》，将程先生称为：“3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的法国大学里，程抱一仍是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华裔教授。”撰稿者似乎有些孤陋寡闻，殊不知30年之前之10年前，即1962年熊先生即在程抱一先生后来任教的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968年之后并入巴黎第三大学）任教了。大约在程先生受聘任教此校时，熊先生已经是该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中文系主任了。在这里我无意比较熊、程二位先生的资历，我只是在思索，这个任教半生的华裔法国人，为什么总在思考“中国人”的命题。记得1999年台湾山艺术基金会赞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熊先生“远行与回归巡回展”时，法国大使馆曾提议在大使官邸为熊先生举办一个庆祝宴会，但被熊先生拒绝了。熊先生显然不会如此简单地在想，我虽然持着你们法国的护照，但我是中国人，我叶落归根，在自己的国家办展览，何劳你法国来凑热闹。我没有来得及问熊先生为什么，但在一般人视为荣耀的事，怎么熊先生却如此淡然处之？我曾经参加过法国罗磊大使在官邸举行的赵无极画展庆祝会，华灯高照，贵宾云集，赵先生荣耀无比的情景至今在我心中。熊先生在他的《忆父亲》的文章中，开篇一句话用两个词来概括其父、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性格：“平实、诚笃。”他说，“外表的浮华、机巧的欺谎、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他进一步阐述着父亲：“在他平实笃诚中，有深厚执着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乡土。”这是不是熊秉明先生的夫子自道呢？九十年代末，他曾经为父亲亲手塑了一个青铜像，安放在云南大学校园内，他引述了父亲修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结尾的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原来的“德”字改成了“风”字。一字之易，其实也道尽熊秉明先生的心曲。他说，“风”则把善与真与美都纳入其中了。“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
     2002年六月的北京之行前，熊先生先到了南京，他应邀将自己的那尊牛的铜雕安置在南京大学校园中，以庆祝百年校庆。我在巴黎市郊熊先生的寓所工作室里见过这尊牛的原版，一条已失前蹄而又正奋然跃起的铁雕，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这次，他的挚友吴冠中先生为之题署为“孺子牛”，正是得其名哉。另一挚友杨振宁先生则为之题词：“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这三位世纪之交，将自身和历史的理念都惊人地汇同在这尊“孺子牛”的塑像中去了。当然，也包括熊先生为国家图书馆所雕塑的那尊鲁迅铜雕像在内，都是可以让人们去捉摸和理会熊秉明先生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与理念。鲁迅先生曾被称为“民族魂”，杨振宁、吴冠中和熊秉明，也是中华民族足以骄傲于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
     我在韩国汉城的奥林匹克公园寻找到了熊先生的那尊《鹤》，这是迥异于身负重创的那尊《孺子牛》的艺术境界。熊先生对父亲、著名大数学家亦华罗庚之师的熊庆来在文革中受冲击含冤去世是怀着深深的悲痛之情的。有一次深夜，熊先生在松竹草堂与我作一次长谈时，我们曾谈及一本日本小说《玉碎》，即描写老舍先生沉湖自尽的故事。熊先生叹气一声道：“共产党最终不相信像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会效忠于它！”熊先生从来不谈政治，这唯一的一句涉及老舍先生的死因之话，深深地携带着父亲也在文革中冤死的悲痛。这是否也是熊先生自己如此爱着故乡的土地而最终没有叶落归根的理由，当然不得而知。他这些情感不都可以从这尊“孺子牛”中深切地感受到吗？而这支铁鹤就不一样了，它如此瘦削而精干，颇有些像熊先生自己的躯干。然而它却像一个精灵正在飞升，在那些被熊先生称为“物体”而非“人体”的二百件雕塑场地中，熊先生的《铁鹤》确实是一个精灵，浓缩了“凝聚的感觉，上升的感觉，超验意象的暗示”。这是另一个熊秉明！如果说《孺子牛》是他的躯体，《铁鹤》显然就是他的心灵，一颗诗人与哲人的心灵！
     当然，我并非熊秉明先生诗与雕塑的评论家，我只是在回忆他的音容笑貌时而不得不联想到他的诗与雕塑。其实，正像当代所有书法理论工作者一样，受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和四次书法班的教学。如同熊先生自己发问的，可不可以用西方文化的“手术刀”来“解剖”中国的文化？我认为，《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就是用了一把西方文化的“手术刀”，成功地解剖了中国文化的心脏——被熊先生称为“文化核心的核心”的书法。其实，与其说是“手术刀”，不如说是“新书架”。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习惯把人所掌握的所有知识编织成一个框架，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以前，西方的体系哲学和体系文化知识。就像书生们很熟悉地从自己的书架上抽来自己需要的书——知识，而把自己写作的书，也按这种体系放置在书架上。中国的书法理论，如同中国的哲学一样，从来就没有“体系”，或者残篇断简，或者只言片语，杂乱地放在书堆里。熊先生以“开启山林之功”，构置了一个“体系”，即“六派”说，把那些看起来散乱无序地片言只语，爬梳整理，将其放在哲学和历史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研究，讨论其深层的美学价值，构筑了一个中国美学——书学体系。八十年代初，当我从香港《书谱》杂志上读到它的时候，确实为其“六派”分类说震惊得无所措手足。“喻物派”、“纯造形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佛教派”，一把扫来古今书法学说，搭成一座精采璀灿的积木造型，令人耳目一新。用当年的话来说，“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原来，我们中国“写字”艺术书法还有这样自成体系的美学体系！熊先生还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概括中国书法的风格分野，这真是掀翻一堵墙，打通了东西文化的间隔与界限！这些闻所未闻的学说，一时掀起中国书法理论界的惊天骇浪，成为所有书法理论家的公共话题。并立即引来了中国书法的美学特征的大讨论，并派生了一系列借用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书法艺术的著作。如果要撰著一本当代书法理论史或美学史的话，谁也绕不开熊先生这本《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如果要作一种比较的话，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后，这是现代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熊先生这本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末费十年之功所写成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其实也是他自己涉入书法领域的奠基之作。他的荜路蓝缕之功至今意义非凡，但是，他紧接其后的另一个惊人之论又发表了：“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1984年，熊先生在北京和书法界朋友们座谈时提出这个命题，他说，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书法是中国哲学这个核心的核心。它很快被另一位书论家韩玉涛所接受，并把这句话作为其《中国书学》一书中的楔子。韩玉涛也是一位哲学——美学家，他从熊先生一句话中，发展出另一则警句：“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但是，这两位美学家是从不同的路径走到一起来的。熊先生三十年代即随同父亲居住法国，从四十年代末，熊先生就家居巴黎，作为一个艺术家，参加文化沙龙展览，把自己融入了西方高层文化艺术主流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哲学基本功的中国学人，在熟稔了西方文化之后，他的发言自然惊世而到位。他曾经两次告诉我，千万别小看西方的神学，它不是一般东方人所谓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思想逻辑体系，当你阅读了相当的神学著作后，你会发现它的体系是如此精美绝纶的观念抽象，宗教成了生活的主轴，文化的核心。熊先生当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却在对西方文化核心的学术理性中发现了东方——这决非时下被炒得发烫的赛义德的“发现东方”论——中国哲学的努力也力求建造一个在观念上说得圆融的体系，但最后不是走入观念世界，达到绝对精神，进入天国，达到神，而是要从抽象观念归还日用实际。他引用了冯友兰的一句话作注脚：“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世间而即世间的。”熊先生用非常形象的方法来讲述这个东西方文化精神的最大分野，实在是发人所未发的真理：“书法用的符号，但是在这里，符号取得了具体事物的特点，也就是有了个性。就符号说，你写‘天’字和我写的‘天’字是同一符号，并无区别。但是从形象上来看，从书法的角度来看，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不同，我刚才写的‘天’字和此刻写的‘天’字也不同。”书法就是这样处在抽象思维和具体世界之间，概念符号投胎于实体，书法点画成了一种活泼的，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熊先生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找到了书法的存在，他说：“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他用李叔同出家之后罢置诸艺而不废书法的实证，找到了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弘一法师临死前的绝笔之书“悲欣交集”不正是这第一和最后的一境吗？这种全新的创见，给书法找到了一个人人所为而未知的世界：欣赏造型的意味、文学的内容和哲学的境界。
     用西医的解剖刀来解剖中国文化这个人体，这“解剖刀”是什么呢？就是实验与证明。从1985年至2002年，整整18年时间，熊先生完成了书技班、书艺班、书道班和老年书法班的实验教学课程，为他的关于书法的学说作一番求实的证明。尤其在他人生最后一境即离别人世半年之前所举办的老年书法班，他解释，书道固然是书法和哲学的问题，但不应该成为抽象思辨的论述，真正谈书道应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与书法活动。熊先生在我们为他举办的八十华诞暨老年书法研究班开学典礼上作了一个答谢词，他说：“我对社会所给予的名誉和奖励不太注意，因为我的兴趣在于自己创造的问题和内心感受。”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创造的痕迹”，即人的生命与创造过程的“一次性”。他认为，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绘画有笔法。有笔法就有创造的痕迹，有创造的痕迹才是艺术。熊先生用18年时间来完成他的哲学命题，不远万里奔波举办书法研究班，这种观念与实践的统一，既是他的学术特征，也是他人生的特征。如果你把哲学作为客观的学问来研究，你是哲学家；如果你把哲学作为人生的长期实践，你就是哲人。熊先生就是一个艺术界的哲人，是诗与哲学的统一。熊先生从来没有夸张过自己的问道精神，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的心态发现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最高境界。找到了东西方艺术的最大界限，并用自己的一生，如同粉笔在黑板上擦拭一样，完成了“一次性”的生命与艺术的燃烧。熊先生一生的艺术行为，完成了他用一生完成的行为的艺术。
     韩玉涛先生是我国当代另一位艺术哲学家，一个纯粹用中国的学问研究中国书法的学问家。他在为熊先生举行的这个纪念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这个简短发言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这一代搞书法的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接受过熊先生的恩惠！”韩先生也道出了我的心声。在我从事专业书法工作二十年中，如果没有熊先生这一个伟大的思想参照，二十年生命和工作的意义将大大逊色。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发现是存在某种偶然性中的，这种偶然也许就是意义的全部。我在1985年回答河南《书法家》杂志的二十问时，曾暴露过我“书法是不是艺术”的当下忧虑，如果没有熊先生透彻的回答，就不会发现在那幽远的黑暗中有一盏明灯在闪烁。我至今记得1998年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时，在索邦大学讲演厅讲演席上，熊先生先后用中文、法文作演讲的那一幕，在座的各国学者对这位睿智老人精彩学说所表现的倾慕。熊先生的讲演录音大概还在柯乃柏先生那里，发表在《中国书法》1999年第2期的文稿非当时讲演内容。熊先生即兴从六十年代初法国学生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讲起，说当时有一幅大标语贴在巴黎大学广场上，叫“让想象力当权”（大约如此），然后讲到自己如何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事书法教育和研究，最后到他最重要的学术发现，即中西方艺术的分野。讲演完毕，全场起立，爆发出好几分钟经久不息的掌声。在那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学术圣殿上，身躯瘦癯的熊先生显出了中国人的学术的光荣与光采。
     陆大姐（陆炳安师母当着熊先生面坚持叫我们这样称呼她）打电话来，说熊先生的纪念文集已基本编辑好了，我连忙拿起笔来去追忆近二十年中熊先生所遗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和交往细节，来作这篇周年祭文。熊先生像一座大山，我尚未窥其项背；熊先生像一片海洋，我尚未能探出深浅。当我面对他的遗著，才感到这仅仅是学习他的开始。我不断在心中哀叹，那些最重要的命题，今后我将向哪里发问了！1998年夏，我曾经携太太付淑群和小女刘月作客巴黎南效NEMOUIS市熊先生家，有法国书法家柯乃柏先生陪同。那是在一个美丽的静谧的小镇上一所美丽而静谧的庭院。前院有几棵大榛树，落下的榛子剥开吃很香，后来傅淑群和刘月在北京家中接待熊先生和夫人时还追忆起那几棵榛树。如果我们要怀念熊先生，我们尚希望去那里看看他的居所、书房和工作室。工作室里那些完成和尚未完成的雕塑作品仍是熊先生生命的一部分。熊先生是中法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遣者和里程碑。从1998年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成功举办以后，中法文化交流的步伐明显加快了。据说，中国已在巴黎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我想熊先生的居所应该是存在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99年，柯乃柏先生来北京时，已经给我们携来了巴黎市政厅同意我们中国书协筹办一个书法纪念碑的消息，并交给我们在巴黎市区建筑纪念碑的地方规划图。但那时，整我下台的前奏，即舒同作品真伪官司和毛泽东作品真伪告状已经折腾我够呛，把建纪念碑的事情耽誤了，还浪费了河南两位设计师美妙的设计图。现在我想熊先生的故居是中法文化交流中最好的纪念碑，一位中国书法家和学者用生命和学问所建立起来的功业，是真正的中西文化所共同孕育的精神之花。熊先生在法国汉学界可以说桃李满门，他们也会同意这样纪念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国学人的。但愿我们的愿望真的能成为现实，在那里有一个故居纪念馆，树一个石质的丰碑立在那里，供我们后继者瞻仰。
     呜呼哀哉，尚飨！
                                      癸未仲冬于松竹梅花堂　

唐朝轶

　　２００２年６月，在由＜＜中国书法＞＞主办的熊秉明先生８０华诞暨老年书法班开班典礼上，熊秉明与吴冠中、刘正成一同观看熊先生的孺子牛雕塑照片．

唐朝轶

　　２００１年夏，熊秉明与刘正成在松竹草堂就书法与科学等多学科话题进行对话．　　　

唐朝轶

　　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庆祝熊秉明先生８０华诞的宴会上，熊先生在观看刘正成先生献上的自书贺寿联．　　　

唐朝轶

　　１９９９年，熊秉明先生回国举办＂远行与回归巡回展＂北京展出期间，在台湾饭店与沈鹏、刘正成等中国书家在一起召开＂熊秉明书法艺术研讨会＂．

唐朝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熊秉明参加＂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开幕式上，与谢云、刘正成及各国嘉宾在主席台就座．

唐朝轶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熊秉明先生做客松竹草堂与刘正成就＜＜中国书法＞＞杂志展开了话题．

唐朝轶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熊秉明先生做客松竹草堂．　　　

唐朝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熊秉明在巴黎索尔邦大学举行的＂巴黎国际书法研讨会＂上和各国学者在一起．

唐朝轶

　　２００２年６月，熊秉明在老年书法班上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