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全文）曹宝麟：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

侯勇

下面一本章惇《会稽帖》。章惇和苏轼是同年进士，这个人在《宋史》中打入《奸臣传》。这本帖徐邦达解释也不尽人意，《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说：“章惇两次到江南，多是知越州，前一次在熙宁中，后一次在徽宗初立时，前后相差三十年。此书老健谨严，应是晚年手笔，疑为建中靖国，崇宁年间所书。其时当在半途中，由汴入浙可经苏州也。”他既不了解平阙制，认为章惇由汴京往南走的时候经过苏州再去浙江会稽任职，他恰恰不了解“承”和“奉”这二字的用法，“承”和“奉”都是表示客气的意思，“承”是“承蒙”，我们现在还在用。“承待次”是承蒙告待次的省略，“待次”二字显然和对方有关系，就是被告知你等待在维扬，那么“想必迎侍”，“侍”指的是父母，所以换行了，“迎侍过浙中”然后“二十间”就是二十号必能在姑苏“奉见”，就是说我可在苏州见到你了。显然章惇写信的地方，无疑是苏州，而且“承待次维扬”就是此信从苏州寄到扬州。因此，徐邦达先生前面讲的都是错误的了。这是我自认为考据比较满意的一篇。就是收信人考出是蔡卞这个结论。因为蔡卞他父亲退休在杭州，那么浙中应指杭州，于是他从汴京赴任，从扬州到宜兴再到苏州最后到越州，从北到南，运河里航行的线路非常清晰，很显然，“会稽”是指收信人，即越州任官的人或已任命去越州任官职的人。蔡卞从广州调到越州，正是新旧两党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候。章惇在旧党得势时一直蛰伏在苏州，有时会去镇江，因为同党沈括当时在梦溪园写他的《梦溪笔谈》，而且米芾也在那里定居，所以章惇在苏州镇江两头跑，他在镇江也有别业，最后章惇被徽宗贬到雷州，那时苏轼北归经过镇江，章惇的儿子来见苏轼，苏轼还写几封信劝章惇带些药去雷州，告知那里风土不是太坏，等等。当然他还没有到雷州的时候在浙江境内就死了。这封信是在新旧党力量消长的比较敏感的时候写的，几乎可称为“密信”。“别纸”可能是不写出收信人姓名的意思吧，这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隐秘不幸被我勘破了。

侯勇

第五个问题是“根据书风改正作者”。在《北宋名家卷》中有好几处原先张冠李戴的，我都把它改正过来了，当然这样改正有无道理也有待读者来评判的。

侯勇

这一件以前原定为刘挚的作品《秋山诗帖》，他元祐年间当过宰相，但他的书风不应是这样的。当时的书风应该受蔡襄、宋绶的影响，已是很规整的了，像这张几乎妄作的字，如“阁”“华”“说”“鲁”等字为篆书写法,“兼”字用两个“秉”字合成便是篆字楷写，“暮”字中间部分的手形也是篆法，象这样的结体笔法等较幼稚的地方显示应是北宋早期的书法作品。我查到梅挚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比刘挚（1030-1097）至少大30岁，象这种书体应该由梅挚所为还较靠谱。我把刘挚改为梅挚也属于大胆之举，但疑古总比因循为好，改了总能给后人提醒促其继续探索吧。这本《名藩帖》原定为赵抃（1008-1084）所作。下面是赵抃的《山药帖》，虽然帖中都有抃字，但两帖相互比较书风显然不同。孙抃（996-1064）和蔡襄几乎是同时期人，比蔡襄年龄稍大些。他比蔡襄的老师宋绶（991-1040）要晚五年，但宋绶因为官位较大，所以米芾在《书史》上有“宋宣献公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的记载，说明宋绶对时风的影响.此帖书风符合当时学徐浩颜真卿的风气,所以我把作者改为孙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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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勇

第六个问题是“根据考证改正作者”。

侯勇

下面这本《虞候帖》原先定为孙甫（998-1057）所作，帖中“子温．．．．．．同年”,能找出表字为子温的，只有何琬这个人，何琬和滕甫（1020-1090）同年，都是皇祐五年（1053）及第。滕甫和何琬也都是浙江人，他们俩人几乎同时被送到京城里去省试，而何琬在其官职里正好有运判和屯田这样的官名，所以我把此帖作者改为滕甫。另外，滕甫和苏轼关系甚好，苏轼认为滕甫书法比自己高明，此帖的书法水平确和事实相符。

侯勇

下面这本《企想帖》约作于熙宁六年（1073），原先一直定为徐梦莘（1126-1207）所作，徐是南宋人而此帖地名都在北宋，如“北都”（大名）和“新乐县”（定州所辖），所以应该不是南宋人书写的。北宋和金国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都是金国的地盘，此帖中提到的新乐县就是今日河北新乐，因此我把此帖作者改为黄莘（1021-1085），此人履历大都在河北,也是之所以改的理由。

侯勇

这本《钦止帖》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清宫著录时认为是五代梁王份所作，于是徐邦达被误导，尽管怀疑但仍改为南宋孝宗时候的王份。我查到“钦止”这个表字为鲍慎由所有，据明《两浙名贤录》,鲍慎由曾担任过司勋一职。而此帖明显带有蔡京风格，我从书体上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破绽。我查到胡份生活的时期正是蔡京飞黄腾达的时候。

侯勇

《手翰帖》是刘正夫的作品。刘正夫是与蔡京同时也当过宰相的一个人，他的作品风格和胡份接近，也是学蔡京体的。在写《北宋名家》评传时对“蔡京体”有一点修正，原本我认为学米芾的如刘焘王升之类其实都是学的“蔡京体”而并不是学米字的。蔡京和米芾学书渊源上较为接近，无非都是受沈传师书风影响而已。那么《钦止帖》我为什么认为是胡份所书呢？而不是其他六个名为份的人呢？因为他和鲍慎由是同乡，胡份进士及第在元丰八年，比鲍慎由稍微早一点，但他的官只做到“国子司业”，鲍慎由则当过“司勋员外郎”。胡份的手札虽受时风影响，但其书艺不在蔡京嫡传的蔡翛之下。元 周密《志雅堂杂抄》：“今录其书人姓名于后：．．．．．．《期仙磴》襄阳漫士米芾书．．．．．．《挑烟庭》缙云胡份书。”胡份和米芾居然同书一卷，可见也属善书者。鲍慎由书迹已佚，但他难能地得到米芾的称道，《书史》云：“．．．．．．能行书者，宣德郎鲍慎由”说明米芾还是很有眼光的。那鲍慎由和胡份不仅是诗侣，而且还是书友。

侯勇

最后第七个问题是“根据典章制度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