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的1985

公心

台静农的1985
1985年元旦，台静农先生不堪求字之扰，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发表之前，一生敦厚忠仁的台先生唯恐得罪朋友，把稿子拿给学生林文月看，问：“你看怎么样？文字火气大了些，会不会得罪人？”林文月看过以后说：“恐怕会哦。”台静农问：“那怎么办呢？”尊师爱师的林文月说：“管他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怕得罪人吗？”台静农赞许地点头道：“说的也是，我越写越生气！”说这话的台先生已经83岁高龄了。不写字之后的生活顿然肃静了很多，有些学生怕老师闲来无聊，纷纷建议先生写史怡情。6月中旬，台湾著名散文家席慕容特意登门劝老师撰写回忆录，台先生叹息一声：“能回忆些什么呢？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说自己的声音“不足听”，也不完全是谦辞。新文学时期的“未名社”在二、三十年代独领一时风华，六名成员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中，最属台静农受到鲁迅褒奖。可惜的是，先生自1946年来到台湾后一直从事教育教研，文学写作戛然而止，难怪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里对此愤愤不平：“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成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事实上，李敖没有上过台先生的课，只能算是挂名学生。他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时，台先生是中文系主任。1957年，穷困潦倒的李敖迫于生计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和《三迁志》，台静农为他寻找买主，并亲自到宿舍给他传递消息，让李敖终生感念。李敖乃一介狷狂之士，他对台先生的评价虽然有失偏颇和公允，却用极端的方式惋惜先生中断文学创作而过于沉迷书画，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先生的书画艺术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他还是希望先生能继承乃师鲁迅“战士” 和“猛士”的风骨，以笔做枪，不留情面地攻击国民党。而李敖却忘记了台先生抗战前因为作品涉及政治，曾经三次被捕，“未名社”的三位同仁也被国民党特务炸死。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只能来台湾暂且“歇脚”，却不料再也未能回到大陆，这一歇就是44年，直到1984年才把自己的书房“歇脚庵”改成“龙坡丈室”。
　　这一年的台先生依然住在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老式庭院。这是台大时光最久的一栋宿舍，木质的老楼已经有百年历史，走在屋里可以感觉到地板咯吱咯吱响。先生的书房在一楼左边，书房三面墙壁是高大的书柜，一面张挂自己得意的法书，落地灯后面是张大千书写的“龙坡丈室”小匾。先生的书房恰如先生的为人，对任何人都来者不拒，他的很多学生可以随时进来借书、请教甚或休憩、盘桓。古旧的木格窗前有两张红木书桌，六把藤椅，柜里有书，桌上有茶，先生坐西面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写字，阔大的书台上摆满文房四宝，桌角上一盆小叶苍兰终年舒展，每到夏天台风季节就开出很多花儿来。院子里有两丛莎勒竹，台北时常阴雨绵绵，雨落竹梢，早也潇潇，晚也潇潇。3月末的一天下午，学生李渝前来拜访，先生不在，李渝兀自翻书读史。夕阳西下，李渝悄悄给老师研好墨，带上门出来走到大街上。先生去世后，李渝回忆那次未曾谋面的拜访，深情地写道：“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
　　这一年的2月，郭豫伦、林文月夫妇合编的《静农书艺集》一书，由台北华正书局印行，并远销北美，很快成为海内外书界同仁青睐的“热销书”。 9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为先生出版“作家专卷”，并将先生称许为“新文学的燃灯人”。年底，台湾“行政院”把年度文化奖颁给台先生，获奖理由是：“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段论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给先生盖棺定论，总不如鲁迅1934年《致姚克》信里的评价，鲁迅的话虽然只有寥寥5个字，却足以覆盖台先生88年的人生品行：
　　台君人极好。


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在中国是很奢侈的，要付出惨重

胶水船夫

台先生的隶书很大气，过目难忘。

月从雪后

我在雅昌的网名有用台先生的句---【飞快姿美】。门外---逸梅后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