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11

侯勇

第三节 中晚年时期（1949-1992）

沙孟海的中晚年时期，除了回乡、出游及在嘉兴参加土改之外，长期定居杭州，前后达四十余年。以“文革”为界，可分成三个阶段：1949年8月至“文革”前夕，先后执教浙江大学和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又从事浙江省文博考古事业，潜心于工作与学术研究；“文革”期间，曾三次被抄家、两次被隔离，至1973年5月浙江省文化局始正式撤销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文革”之后至1992年10月，是其一生中最安定惬意的时光，也是在书学、印学研究领域深入推进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沙孟海的学术思想已趋成熟，研究成果丰硕，这不仅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精勤不懈的结果，还有重要的外在条件和助推因素亦不容忽视。

侯勇

一、浙江省文博考古工作的责任担当

建国后至文革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事业开创基业的阶段。1950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为文物事业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此后持续开展了全省范围内的地下区域性或专题性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沙孟海自1952年3月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长，1954年8月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 ，负责和参与了大量的文物抢救、调查、征集、展览、鉴定和考古发掘工作，同时倡议和建立起一支能胜任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青年人才队伍，对浙江的考古事业尤有开创之功。

1952年4月，沙孟海为办理浙江运京的太平天国资料点交工作，一路北行，参观各地文博考古机构，访晤和联系故旧友人。此行前后历时一个月，为后来浙江文博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54年，沙孟海经与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等商定后制定的浙江历史文物陈列方案得到文化部认可，作为省级地志性博物馆的典范。1955年1月，他再赴北京，从故宫博物院联系调拨元代赵孟頫《吴兴赋》、明代蓝瑛《浅绛山水》等珍贵字画，归藏浙江省博物馆。1956年，沙孟海与吴湖帆多次商洽，又请徐森玉、谢稚柳共同鉴定，经省文管会决定收购其家藏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卷），该卷后成为浙博的“镇馆之宝”。1957年底，沙氏与王个簃、吴东迈联系，向浙博捐赠吴昌硕书画及实物资料百余件。沙孟海一面广泛联系南北收藏机构、私人藏家，积极充实浙博的文物藏品，一面还亲自赴浙东宁绍地区，与周采泉、汪济英等负责文物的普查，又作为组长，与郦承铨、朱家济、钟国仪、黄涌泉五人小组负责文物的收购和鉴定工作。1957年5月他还曾被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6月又参加浙江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在此期间，沙孟海对浙江省文物考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仔细调查、研究，撰成《浙江省田野考古工作简介》、《考古研究法》，拟定《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纂了《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省田野考古工作简介》是1957年6月23日沙孟海在浙江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一篇发言稿。全文对解放前浙江省发现的六处重要文化遗址和墓葬群 、1953年来浙江省的八项重点考古发掘 ，也即浙江考古发掘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做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对遗址或墓葬的区域范围，出土文物的种类、特征、数量和最新发现，发掘的规模和进展，甚至特殊文物的保管技术等，分别作出概述，这对于明确浙江文物考古特色和今后工作重点大有裨益。沙孟海同时还继续关注整个中国的考古事业，他在《考古研究法》（约1957年）一文中，归纳新中国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要成绩，揭明考古新发现对于改变旧知识的意义以及考古学界新近提出的研究课题。他尤其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既是新中国考古的一大显著成绩，也是此期浙江考古的重头项目。 此后不久，沙孟海与省文管会、省博物馆的同事共同编辑《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并为撰序言。该图录选取文物250余件，展示了吴兴钱山漾、杭县良渚、杭州老和山、瑞安山前山和淳安进贤等五个遗址的发掘品，又附有全省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存分布图、遗址照片和地层剖面图等，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此外，沙孟海还选取相关专题比如浙江新石器时代的石钺、石斧，五代吴越国的传世实物，宋元时代杭州的文物古迹尤其是南宋官窑窑址、南宋石经等，展开专门研究（详见第六章）。

沙孟海此期的文物考古工作和研究，既是其自身以往治学基础上的一种顺向延伸，也是因工作的需要和便利条件，对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责任担当和自觉选择，并且这与他在该学术领域的积累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侯勇

11

侯勇

二、执教高校、引领西泠与学术倡导


沙孟海晚年在书学、印学研究领域日趋精深和完备，著成《印学史》、编撰《中国书法史图录》 、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8226;书法集》，撰就《新安印派简史》、《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谈秦印》等倾心之作。而对当代书学、印学的发展包括沙孟海本人而言，此阶段他所肩负的两重身份，即浙江美院书法篆刻专业教授和“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更具特殊意义和积极影响。

1963年8月，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创设书法篆刻科，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沙孟海应潘天寿院长之邀，与陆维钊、诸乐三、方介堪、朱家济等共同成为该专业的专职教师。经历“文革”之变后，1979年浙江美院率先招收首届书法篆刻硕士研究生，由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担任导师。1980年1月陆维钊去世后，沙孟海受托主持研究生班的教学。1985年，浙美书法本科也得以恢复和重建。期间，沙孟海兼任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书法教学，承担书法史、书论、古文字学、篆刻、篆刻史论等课程，其课程内容之丰富、种类之多样，在当时的书法教育者中亦属难得。 建国初期，沙孟海经邵裴子(1884-1968)推荐，还曾被聘为浙江大学教授，为中文系、人类学系学生开设古典文学、金石学等课程，当时同任中文系教授的学者有陆维钊、夏承焘、胡士莹、徐震堮、王焕镳等。作为新时期高等书法教育的重要开启者和奠基人，沙孟海以学术立身的鲜明特征本身即是一种引领和倡导。同时，沙孟海也开始切实观照和思考书法篆刻的当代生存与发展。晚年他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8226;书法集》“1949-1966”和“1976-1982”两卷，对建国后书法发展的诸多领域和层面进行全面回顾，指出今后的书法理论研究应不断系统化和细密化，并强调书法教育尤其是高等书法教育应“走向学科性质的教学” 。这一提倡书法学科建设、在当代书法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远见卓识，当渐次萌生于60年代、发展于80年代之后，与其执教美院书法专业的历程相伴相随。

1979年，沙孟海被聘为浙江美院硕导的同一年，又在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大会上被推选为社长。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然而十年浩劫，社团活动已中断多年，印社的各方面工作亟待恢复和重振。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和学者身份，积极倡导“学术立社”而非仅以刻印技艺争胜。1983年印社80周年大会之际，沙孟海针对诸多社员混淆“印学”与“金石学”的错误认识加以辨析阐说，区分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边界。1988年印社85周年之时，他又明确提出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愿，为印社的后续发展确立核心目标。

侯勇

第二章 师承和交游

关于沙孟海学术师承和交游的考察和叙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比如按时间线索，依照其青少年、中年、晚年等阶段展开；或按地域和交游群体，分甬上宿学之士、上海金石书画家和学者群体、中山大学学者群体、重庆学者和印人群体、杭州学者艺术家群体等叙述，但实则沙孟海与诸多师友的交往贯穿了他一生的前后不同阶段，并且上一章“生平行迹”中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即已侧重从时空和群体的维度展示沙孟海的交游概况，因此笔者在这一章中转以师承、交游者的身份类型来划分，希望较清晰地揭明沙孟海交往的不同学术层面，并做尽可能详实的考证，明晰其交游的具体细节。

沙孟海晚年自述“书学和印学师承交游姓氏”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详细的名录。“书学”共列38位，其中亲炙2位（吴昌硕、冯君木），私淑6位（梅调鼎、康有为、翁同龢、沈曾植、吴大澂、罗振玉），问业8位（钱罕、张原炜、马一浮、章炳麟、沈尹默、褚德彝、马衡、张宗祥），服膺4位（任堇、梁启超、于右任、顾印愚），已故的交游者18位（吴公阜、朱复戡、王个簃、吴东迈、诸乐三、潘天寿、陆维钊、潘伯鹰、朱家济、陈运彰、王蘧常、胡小石、来楚生、容庚、商承祚、乔大壮、余绍宋、林培光）；“印学”共列19位，其中亲炙2位（吴昌硕、赵叔孺），私淑1位（黄牧甫）、服膺1位（王福庵），已故的交游者15位（王个簃、陈巨来、朱复戡、唐醉石、方介堪、诸乐三、韩登安、张鲁庵、秦康祥、易均室、蔡守、罗福颐、乔大壮、余任天、冯康侯）。

实际上，沙孟海与上列诸人的师承或交游非仅以书学、印学为限，或者也并非以书学、印学为主导，如章太炎作为民族主义革命家、思想家、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巨匠，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新史学革命、诗界革命的倡导者，罗振玉作为甲骨学、敦煌学的重要奠基者和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作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 ，以及马衡、胡小石、容庚、商承祚等均为在金石考古学、语言文字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沙孟海与他们的交集是在更宽博的学术领域和内在的学术精神层面。因此，这份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沙孟海多方面学术师承和交游的一个证明，并且，沙氏的交游范围也远不止于此。下文笔者将以沙孟海青年时代的师承交游为主，选取对其早年治学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几位师友，重点加以考察。

侯勇

第一节 沙孟海与文学名士

一、冯君木

冯幵（1873-1931），原名鸿墀，字阶青，一字君木，人称回风先生，浙江慈溪人。冯氏家族为慈溪望族，其发源之远、簪缨之盛、本支之繁，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冯幵于光绪十八年（1892）中秀才，补县诸生。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生，朝考列为二等。然其无意仕进，翌年出为浙江丽水县学训导，兴文教、修学宫，一年后调任宣平县学教谕，以病未赴。三十而后即栖迟故里，以教书为业。与应启墀、陈训正、洪允祥并称“慈溪四才子”。著有《回风堂诗文集》十四卷。



1、知交十六载，情同父子

沙孟海自道“（文若）受知先生，既夙且深”！ 沙氏追随冯君木时间之早、所受影响之深，盖非其他师友可及。二人从相识到情同父子，前后十六余载，正是沙孟海学术人生中最重要的奠定基础和逐步走向丰厚的阶段。1914年暑期，沙孟海考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冯君木时任该校国文教师，约1915至1916年间，沙氏开始从游冯君木，并成为最受冯赏识的学生之一。 受冯的影响和鼓励，沙孟海对古典文学兴趣盎然。1919年夏，沙孟海求学期满毕业。但为了继续追随冯师攻习经史文章，他在一年后毅然辞去小学教师一职，返回宁波，寄止宝兴当弄冯师寓所。此后虽为谋生计，于1921年五月移馆屠康侯家，然亦时常与冯师相伴，夜宿回风堂聆听教诲。因为“不忍弃诗书之业，远君子之居”，期间沙氏还曾放弃上海一银行文书职位，选择继续留驻宁波。直到1922年11月，沙氏才随屠家子弟一同迁往上海。临别前，冯君木赠诗二首，其一云：

吾生老好事，爱才若環宝。岂谓广培植，亦用娱怀抱。若也獧者徒，幼清能爱好。从游六七年，毕景穷蒐讨。余事佞篆刻，法古非意造。刃游碧落外，指节出怪巧。浊世多盲风，触鼻皆腥鲍。相扇兰之芬，为余作牙爪。英才天所笃，努力发华藻。含睇佇山阿，得子吾可老。

其二云：
芳物余几何，日受风气剥。涓涓一滴清，不抵万流浊。眼中诸年少，好我唯子独。拾唾作珠玑，妥帖归掌录。萧萧烟水外，寂寂两间屋。清言互证曏，往往家昏夙。饥来不可忍，远游图自鬻。离别苦累人，政坐有口腹。幽忧多疾疢，恃子慰萧槭。惘然促之去，作计毋乃酷。男儿志四方，行矣毋蜷局。回光照衰朽，梦来倘不速。

赠诗中不仅仅有冯君木对沙孟海文才和印艺的赞赏，还有其晚年的满怀幽愤和对同样身处风烟浊世的英才少年的眷爱怜惜，一句“得子吾可老”和“好我唯子独”抒写出冯、沙二人相依相恃的深情。对于沙氏的离开，冯师十分不舍，然而仍以“男儿志四方，行矣毋蜷局”的话语相劝勉和敦促。

1923年8月，冯被聘为修能学社社长而移居上海，师生再度相聚。1931年4月，冯君木弥留之际，沙孟海从杭州赶赴上海永裕里冯宅探望，其间情景尤为感人，《日录》载：“师尚睡，故未登楼，据勉勤说，近十日来病势转变极速，现已喑不能言，而精神清朗耳。目明晰有意，不能宣诸口，故倍觉伤心……登楼省师疾，师斜倚卧椅上，见余至，泪下失声，余亦不觉泫然。顷之，又回头视余，又挥泪，如是者三次，余不得已退至椅后，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竟不能抒洩一声，人间伤心事宁有逾此者！” 沙氏尊仰冯君木为业师，亦敬爱之如父兄，彼此皆千言万语，欲吐不能。

2、以德行品节相熏染

冯君木对于沙孟海的意义，首先在于其自身德行品节所产生的熏染和影响作用。沙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追述业师的“体仁爱人”：“其交友也，不以贫富易掺，不以死生殊节。家故不丰，自奉甚约。至于亲类急难，友生失据，推食解衣，无俟告语。” 冯君木赅行备德、内修外施，以儒家的“仁爱”之心对待身边的亲故、友生，同时他又是爱憎分明，处事接物皆有分析，不苟随时俗浮沉。《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中记载了1919年冯君木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一段往事：“五四运动时，先生在宁波担任第四师范、效实中学两校教师。痛恨北洋政府卖国行为，奋身投入这一爱国运动，亲自推动师范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觉会。又推动效实中学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助会。这些学生组织配合全市十一个中等学校成立宁波学生联合会，更联系商界，组成商学联合会，轰轰烈烈，采取反对北洋政府，有效地抵制日货行动。有一次全市学生游行示威，我也在行列中。远远望见一位瘦怯的老师手持爱国说帖，带头冲到道尹公署门口，向道尹递说帖，这就是冯先生。效实学生自助会为扩大宣传，还发行中型的周刊，先生亲题刊名，并且按期撰写语体评论和小说剧本，情绪极为高涨。” 冯君木的性情和品行深深感染了周围的友朋、门生，从宁波到上海，其交游日广，往来者多并世名宿。1931年冯君木染疾去世前后，探望候视者络绎不绝，“自冬涉夏，寝疾数月，朋曹候视，趾错于庭。或通宵留待，未忍违去。比其殇也，皆挥涕失声，哀不自胜，设位会哭，动数百人” 。

冯君木乐以教书育人为业，践行师德师道，于少年后进竭尽奖掖之功。沙孟海对冯师的知遇之恩尤怀感佩：“少年承学，善诱善导，薄微片能，辄称誉勿置。先博其趣，然后勉进艺业。故弟子敬爱先生，犹敬爱其父兄也。” 冯君木对门生重视道德品行的修养，为人、为学以真、善为上，对不良世风时作针砭。《僧孚日录》甲子年四月七日（1924年5月10日）记：“（师）有云：‘今日学者，虚伪成风，哀乐不诚，耆好亦矫，頫卬由人，笑啼非我。冷眼旁观，真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其实物希为贵，无旧非新。但须就性所近，自内鞭辟，正不必逐人车后走耳。’” 沙孟海从民国时任家庭塾师、修能学社讲师和中山大学预科教授，到解放后任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教书育人亦几乎贯穿他的青年和中晚年时期。冯君木的谆谆教诲、德才兼备，无疑是他最直接的表率。

3、以学问文章相勉进

冯君木的治学和为文，一方面讲求广综博取、宏大精深，不强立门户，陈训正评其“为学务其大不遗其细” ；另一方面，诗词文章自有明确旨归：其文章上规汉魏，崇尚气骨，论文推崇朴学家汪中一派而不排斥桐城；其诗取法唐宋，尤重江西诗派，晚年之作刊落声华、融冶情性；其词论、词作则与况周颐、朱祖谋多所契合。沙孟海的古典文学思想和观念大多秉承自冯君木，比如作文倾向汉魏而融汇六朝，于近世文章则兼取桐城、扬州诸派，尤重汪中、章太炎；作诗借径宋人，贯通汉唐两宋，与清末民初宋诗派基本同调等（详见“沙孟海的文学研究”一节）。

沙孟海在冯君木指导下学习诗文篇章，并坚持写《日录》。冯君木每每为他批阅《日录》、改定文稿，或褒奖或训诫，沙孟海亦往往移录于册、自我省鉴。现择要引录《僧孚日录》数条，以见冯对沙的款款深意。褒奖者如：

庚申年九月十三日（1920年10月24日）：“往年所作日记自戊午正月至庚申秋，凡五册，师阅毕有批语数条。总评有云：‘始终如一，见其有恒，内省绝严，见其自克。’”

壬戌年七月廿三日（1922年9月14日）：“以前册《日录》呈师评阅，师谓：‘每阅汝《日录》，每岁必改观，此册精语益多矣。’因题卷耑有云：‘不意后生之记事殊乃为老夫作特健药，臭洽味同，岁寒得慰。沙生沙生，吾得子其可以老矣。’”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1923年1月28日）：“《费冕卿传》费数日心力为之，有意学《史》、《汉》，粗得其仿佛耳。师夜中为之改定，评云：‘叙事覈而不冗，用笔敛而不肆。’”

癸亥年十一月一日（1923年12月8日）：“师谓余文以《澹灾碑》为最佳……碑文评语云：‘文心静细，无豪发蹶张之气。色泽既茂，韵味亦远。内外兼到，波澜老成，的未易才。’”

训诫者如：

壬戌年七月廿二日（1922年9月13日）：“（师）戒余不可不学诗，且谓余但多作，声调便熟，而于藻采殊可无虑。”

同年七月廿三日（1922年9月14日）：“师数日前书余文稿上二百余言，以作文太少为戒。”

癸亥年十二月九日（1924年1月14日）：“得师谕有云：‘章太炎又有一书致衷博，持论平实，且见循循善诱之心。老辈对于后生，态度固应如是，特见之于章先生为尤难得耳。衷博无意中获此良师，吾亦为之欣喜。彼盖全从勤恳得之，以文学程度言之，诚不及尔，然其刻苦勤奋，不惜出全力以从事，其一种精勤向上之朝气，以视尔曹之悠悠忽忽、玩愒岁月者，目前所诣，虽若差胜，至异日之成就孰多，吾不能不为尔曹惕惕矣。岁行尽矣，时不我与，明年甲子，一切更新。深望尔与夷父、稚望、须父，确自树立，力求精进，即以此书为豫约焉可也。’读竞汗下。”

上引“癸亥年十二月九日”一条中，冯君木述及“章太炎又有一书致衷博”云云，当与章氏欲聘冯衷博教其幼子夷吾一事有关。 冯衷博馆章氏，得以亲炙大贤，自属难得幸事，冯君木为之欣喜，更借此砥砺沙孟海不可疏忽懈怠、当力求精勤向上，以期异日学业有成，其言辞严厉而恳切。

4、以名士交游相提携

冯君木在宁波和上海期间，与诸多宿儒名士、文学友人唱和赠答、交游频繁，这无疑也为身处其间的沙孟海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天地。

甬上自古多经史宿学之士，近代以诗词文学名家者尤多。“慈溪四才子”冯君木与应启墀、陈训正、洪允祥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在清末民初同以诗文名世。应启墀（1872-1914），字叔申，室名悔复堂。工诗词音律，姿仪英秀，以县学廪贡生就职训导。著有《悔复堂集》二卷。陈训正（1872-1943），字屺怀，号无邪，一号天婴。1910年入同盟会，任上海《天铎报》社社长，1920年任上海《商报》经理，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长、西湖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编修《定海县志》、《鄞县通志》，著有《天婴室丛稿》、《天婴诗辑》等。洪允祥（1874-1933），字兆麟，号樵舲，署名佛矢。1904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他对史学、佛学、文学均有研究，工骈文、喜作诗。著有《悲华精舍诗存》、《文存》、《小说存》、《樵舲诗话》等。 同郡张让三先生曾专为四人赋诗《溪上诗人三病夫一狂夫歌》一首，咏叹其卓立的品格、才情和彼此的声气相应，诗曰：“江关独客无于喁，跫然足音三病夫。病夫善病诗不病，况有狂夫狂与竞。一灯如萤闪帘角，玦月幽幽鸡喔喔。山中困卧冯君木，楼上苦吟应悔复。九死一生陈天婴，闻鬼夜哭啾啾声。三人战诗与病鏖，诗伯睒睗鬼伯逃。斯时佛矢忽大笑，谓汝病呻我狂叫。何当斗酒诗百篇，三病一狂其可疗。倘许中间着蹇翁，将来犹入图画中。迷阳却曲伤吾行，老夫躄躠走且僵。” 在应、陈、洪三人中，应叔申病瘵先逝，沙孟海未及亲见，然赏读遗作，称叹其文“不由八家畦径，委宛曲折，发于性灵，其才气固迈往无伦也” 。陈、洪两位先生中年以后皆曾任职郡城，沙孟海因此有机会得以师事，亲受教诲。 又冯氏回风堂与冯贞群伏跗室相邻近，沙氏时常与回风堂诸弟子在伏跗室聚谈。此外，冯君木日常交往者还有鄞县忻江明、高振霄、张原炜、童第德、慈溪朱威明等，皆文采风流，辉映一时。

1923年冯君木移居上海后，益多接纳并世名宿，此时的“修能学社”俨然成为冯君木与友生会文谈艺的场所，期间过从最密者如况周颐、朱孝臧以词学享誉于时，吴俊卿为扬名海内外的书画篆刻界领袖、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程颂万、徐珂与清末民初同光诗派中人往来密切，又有扬州学派后期代表李详、同光诗派大将夏敬观以及刘凤起、任堇等亦乐与游处。沙孟海凭借冯师的引介和随侍左右的机缘，自然而然得以了解和熟悉诸位先生，甚或拜识和亲聆其教，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在沙孟海身上留下印迹。

对于钟爱的弟子沙孟海，冯君木始终以道德品行相熏染，导其仁爱正直之精神，以学问文章相勉进，教其雅正博大之旨趣，以名士交游相提携，启其开阔通达之识见。

侯勇

11

侯勇

1

侯勇

二、张美翊

张美翊(1857-1924)，号让三、蹇叟，室名菉绮阁，浙江宁波人。清末贡生。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所至必察风俗、政治，后历任盛宣怀、浙江巡抚张曾敭等幕府，又两度出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晚年被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著有《菉绮阁诗集》，编纂《奉化县志》、《东南海岛图经》以及《罗马尼亚国志》、《塞尔维亚国志》等。

1、晤谈后乐园，约为薛楼藏书编目

1921年10月间，沙孟海借阅薛楼藏书，因见书上多钤“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印记，不明其中究竟，特询问张蹇叟，张氏复函告知：此楼藏籍始从无锡薛庸庵师乞得，继由扬州吴福茨续储，“有福读书堂”即指吴福茨。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四年（1865）任曾国藩秘书，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先后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与时俱进的改良思想的一位重要人物。光绪十年（1884）至十四年（1888），时任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城西衙署内扩建的“后乐园”中特辟“揽秀堂”藏书楼，用洋药税款购买四部藏书，并面向公众开放，他的这一存古开新、兴贤育才的举措开创了近代宁波乃至江浙新式藏书楼的先河。光绪二十年（1894），吴引荪（1851-1920，字福茨）继任道员，他将揽秀堂改名为“崇实书院”，继续购置图书，并捐赠了自己藏书的复本。民国后，宁波六邑公会集议在后乐园西北部新建西式楼房三楹，命为“薛楼”。1913年，薛、吴赠书被移存至薛楼，此即宁波市立图书馆的前身。

辛亥革命后，薛福成的门生、宁波教育会会长张美翊着手对薛楼藏书进行清理。他邀约沙孟海、葛旸、冯贞群等人参与编目，对藏书加以检点、勘误和补遗。沙孟海在1922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参与此事的大致情况。九月廿三日（11月11日）云：“致夷父片，约同往薛楼编写书目。经、史两部前由冯曼孺写竟，子部、集部尚未写。余与夷父分任之。” 九月廿七日（11月15日）：“蹇丈命按所写书目检点藏籍，勘误补遗，自朝达晚，已毕十二橱，余待明日续检之。” 廿八、廿九日，沙孟海亦前往续检藏籍。十月三日，与葛夷父“俱诣后乐园，检理新书对古书言，并记书目，日莫竣事” 。虽然他参与编目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周，但由此机会快速接触了诸多藏书。薛楼所藏除古籍外，体现新兴学科知识的西学书籍也占相当比例，如《天演论》、《西政丛书本》以及几何、化学等工具书，本是薛福成、吴引荪经世致用观念和引荐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个投影。在“中国图书分类法”运用之前 ，这类新书在四部分类中多被归属于子部、集部，因此，参与子部、集部编目的沙孟海借此机会得以接触这些书籍。

沙孟海在编录书目之前，已时常与葛旸等同往后乐园谒见张蹇叟，闻其畅谈随薛公出使欧洲诸事，纵论当世文人并乡邦耆旧，彼此相处密迩，谈晤甚乐。

2、广为推介，引荐名士

1922至1924年间，张美翊屡屡致函上海友人，积极为初到该地的沙孟海介绍、引荐，促其拜识众名士。《僧孚日录》载：

壬戌年十月廿五日（1922年12月13日）：“晚，百行来，导余游海上题襟馆，晤归安俞语霜（原），待安吉吴子茹（涵）未至。先是，蹇丈有书抵吴，为余绍介，并属引见其父仓石先生。”
同年十一月十日（1922年12月27日）：“蹇丈属一诣吴子茹，请引见仓老，谓此老粹然蔼然，必须一见。”
同年十一月廿六日（1923年1月12日）：“得蹇丈书，附致刘澄如（锦藻）书，荐余教其子《说文》之学。又致郑苏戡先生书，俾往申后持而往见之，丈谓游大人以成名，古亦有之云。”
同年十一月廿七日（1923年1月13日）：“丈（笔者注：指张蹇丈）于余赴申，颇引以为怅，并语余异日必成名，前途幸自爱也……反于回风堂，蹇丈又遣童子以书至，并附致罗子经（振常）、丁辅之（仁）两书，亦为余绍介。罗乃叔言弟，效樊榭卖书海上。丁藏有汉印数百方。”
癸亥年十二月八日（1924年1月13日）：“张蹇丈每与申友书，必及余与夷父、百行三人，前辈奖借不忘如此。”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924年1月16日）：“蹇丈有书致顾鼎梅先生（燮光），属余与夷父持往访之。”

沙孟海正是在张蹇丈的积极联络和敦促下，得以拜识比自己年长五十余岁的吴昌硕；也正是借由蹇丈的数封推介信，谒见了当时的诗坛领袖郑孝胥，金石学者顾燮光，罗振玉之弟、藏书家和校勘学者罗振常，以及富藏古印的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等赫赫有名的长辈前贤。

张美翊对于沙孟海的关切细致而周备，从作文、治学到日常行止、细事小节，都时时过问。他与冯君木一样曾仔细阅改沙氏《日录》和文章，每有所感则另纸题识，短则数言，长则百余。如沙氏记曰：“《费冕卿传》丈（笔者注：即指张蹇丈）评阅既毕，以用笔欠放相戒，题记百余言，当好藏之。” 又记：“木师语曾摘录于第四册（笔者注：指《僧孚日录》第四册），而丈语未及移写，原迹以零笺附黏，凡三页，列论近代名人日记之得失，末以勿似越缦之偏激相戒饬，今不能举其一词矣。丈阅此时，置诸枕边，临眠辄披览之，尝语余曰：看汝《日录》，昨夜寝后时矣。” 沙孟海自移居海上后，除日常授馆外，为谋生计尚需拟写各种应酬笔墨，张蹇叟遂亲为写定润例，称述沙氏的文章和书印技艺：“吾乡沙某通《说文》小学，好古文辞，作书效黄石斋，篆刻得鹧鸪先生之意，谢山太史所谓不钩之钢也。” 对于前辈的推奖、引导之恩，沙孟海自言必当永志不忘。

1924年8月10日，张美翊病故于宁波。沙孟海次日闻讯，为之泫然，哀恨之情难以排遣，惟借寻阅遗物聊以慰怀：

“检蹇丈三年中所贻手札得三十五通，绝笔于去年八月三日。经冬体气已少衰竭，不恒执笔，故遂不得吾丈之教。正月十九日由家来申，道甬谒见，犹据床健谈，曾为草函牍数通，迫于行期，日午匆匆辞去，不图是别遂成永诀！回忆壬戌之岁，相处密迩，侍丈谈晤，其日最多，后乐园亭榭草树之间，无不有丈履綦之迹。瞑目以思，恍如昨日，哲人已逝，风流渺茫，碧落黄泉，都无寻觅。懜懜小子，猥蒙奖借，交友读书，两无所得，衔哀抱恨，真不知所终极矣！”

张美翊病逝后的第二年，沙孟海又意外检得其先前所写《润例》原稿，先辈遗墨宛然在目，不禁欣喜异常，然亦再次牵起无尽眷念，“师友风期，情深潭水，曾谓之子，憔悴如今，吁可伤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