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徐清著：沙孟海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中）

侯勇

三、况周颐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揆孙，一字夔笙，号梅痴、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1879）举人，后官内阁中书。南归后，先后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辛亥九月后移居上海。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晚清四大词家”。有《蕙风丛书》行世，又著有《蕙风词话》、《词学讲义》及讬名卜娱所撰《织馀琐述》等。

1、称赏印艺，引介缶翁

沙孟海自1924年12月28日初谒况周颐，至1926年8月况氏病逝，前后不足两年时间，然而追忆往昔，沙氏称“同县张蹇叟征君、临桂况蕙风太守、慈溪冯汲蒙孝廉，平生知遇已作古人者，此三先生也” ，况老的知遇之恩，沙氏感念至深。

谒见况老之前，经由冯君木的转述，沙孟海对其人其事已多有闻知 ，而友人朱炎复与况老的比邻而居，以及况氏长子况又韩的任职修能学社，也为后来的正式谒见做好了铺垫。1924年12月16日，沙孟海首以篆刻为媒介，将自刻《印存》二册嘱托朱炎复呈视况老，求为评正。次日沙氏即得回复：况老对其篆刻极口赞许，“云是陈秋堂一流，盖研究小学，博观金石文字，将来未可限量”，又谓“篆刻上者以神行之，其次当以意行之”，沙氏所作惟少苍劲之气，此自有关年龄，可俟诸异日。 十余日后，沙孟海由朱炎复引带过谒。《日录》对此次见面做了较详细的记叙：

“晚饭后，师等来，炎夫即导余过谒况先生。师后亦至。先生居楼上，炎夫居楼下，即坐炎夫书室。书室往亦先生所居，户上有篆书‘惟利是图’四字，联云：‘钱眼里坐，屏风上行。’皆吴缶翁手笔。先生今年六十又五，谈语绝趣……先生生平著作甚富，顷出其诗词、骈体、笔语等稿示吾师，或已刻或未刻，词最多，亦最有名，所称晚清四家临桂王半塘（鹏运）、北海郑叔问（文焯）、归安朱彊村（孝臧），其一即先生也。骈体大氐酬应之作居多，自谓不以付刊。其他金石考据之书亦夥，《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盖皆其一手所为也（先生客张南皮幕中凡二年，客端匋斋幕中凡七年）。谈抵夜深……十二点半散去。
况先生以余篆刻为不俗，曾语朱炎父，谓将持示缶老。昨日缶翁适来，因使题语册端。吴年逾八十，已病重听，当其下笔时，先生戟二指，谓炎夫曰：今日为沙生攫得二十金矣。盖缶翁润例，题耑跋尾需银二十两也。余于壬戌冬始来沪，蹇丈以书介余谒见缶翁，其后偶有晤及，略复接谈，未及以所刻出而就正，不意今日由况先生转视之。翁题语云：‘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

    况蕙风以沙氏篆刻为不俗，且积极为之推介，不仅将《印存》转示吴昌硕，还促其题语册端。沙孟海先前由张蹇叟介绍已拜谒吴缶翁，然交接尚浅，未及以自刻印章求正，况老的热心无疑将缶翁对沙氏的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

    此后，沙孟海屡以篆刻和书法见赏于况老。沙氏先后为况刻印多方，如“背尘乃能合觉”、“有殷勤之意者好丽”、“受天雅性，生不杂翫”等，皆受嘱而刻，文辞别有寄托。 其中“有殷勤之意者好丽”一印，本是为冯君木刻，况老见后喜爱异常，评为“深得汉法，有劲、润、韵、静、靓五字之妙”，且误以为此印乃赠己之作，后遂令沙氏仿照前作再刻一纽。 沙孟海的书法以饶有古气而颇受况老赞允并让代写文辞。初谒之日，恰有虞山周氏持《雷峰塔经卷》一本求况蕙风题词，况为倚《八声甘州》一阕后，令沙氏写入卷尾。 1925年春，粤人易大庵以自作《桃花》一轴请况氏题词，况为作《减字浣溪沙》，又属沙氏书之。

2、声气相求，不唯诗文篆刻

沙孟海与况蕙风的交往，篆刻虽为重要媒介，然绝非仅止于此。况氏《餐樱庑漫笔》云：“（冯君木）其高弟子沙孟海，诗古文辞皆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篆法尤极研究，无羼杂迁就之失。缶翁绝契赏之，谓后来之秀，罕其伦比。” 可见，况蕙风对沙的称赏兼涉诗古文辞和篆刻，沙孟海也确实曾以文稿就正况氏 ，而“能绍述师法”、“饶有书卷清气”的评语，同时寓含对沙氏品格的肯定。1926年仲夏，蕙风先生作《菊石图》赠沙孟海，并题诗：“霜花不肯红，寒石无意绿。持兹语夏虫，咄咄尔何物。” 况氏生平很少作画，偶尔涉笔，以傲菊、寒石自况，其中寄托岂可语于浅俗者，沙氏得赠此图，既为难得、又颇相称。

况蕙风与沙孟海业师冯君木的互为赏识和深挚情意，也为沙孟海与这位老辈词人的交往提供了更多契机。况氏寓处沪上之前，宦游南北亘数十年，其性格桀骜不群、矜才负气，于当世少所许可，因而交好无多，然于垂老之年结识冯君木，竟对其为人、治学和诗文皆称许有加。《餐樱庑漫笔》有一则记冯君木云：“甲子冬日，与慈溪朱君炎复结邻，因绍介获交其同县冯君君木，声气之雅，倾盖如故，飘灯隔巷，风雪过从，良用慰藉。君木劬学媚古，唾洟世法，风趣略似半唐老人。文笔典重遒上，得力于班、范两书，诗入宋名家之室。” 自1924年冬，况、冯二人交游频繁，往来过从，风雪无阻，几成生死挚交。况氏晚年自号“蕙风”，系取屈原《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忧郁而内伤”之意，而冯君木斋室名“回风堂”，也当是同一出处，两人心志之冥契由此可见。沙孟海陪侍冯师之侧，听闻冯、况谈论词学和掌故轶事，获赠《蕙风词话》和新刻《词集》 ，亲见词人间的唱和和相知相惜，感受尤为真切。兹举数例如下：1925年仲春，冯君木读况氏《天春楼漫笔》有记螳螂一则，言夜来香开时，必有小螳螂栖息叶底、相依为伴，因与况氏联句成《浪淘沙》一阕。词云：“风雨黯横塘。着意悲凉。残荷身世误鸳鸯，花国虫天回首忆，犹说情芳。（蕙风）  妾是夜来香。郎是螳螂。花花叶叶自相当。容易秋边寻梦去，点鬓繁霜。（君木）”沙孟海为此特制一印“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妾是夜来香，郎是螳螂” 。不久，陈训正赋《蝶恋花》词寄贻况蕙风，况次韵云：“少日年芳何处去？摇落江潭，总是伤心树。愁到今年无可语，十年飘泊愁边住。 杜宇声声朝复暮。未必天涯，只有春归处。往事为尘吹作雾，怕无碧落黄泉路。”词中寄寓况氏暮年情怀，沙孟海读后叹曰：“老怀萧槭，一至于此！吾师见后，为之不乐者竟夕。” 同年二月下旬，况氏因冯君木梦见自己署名“况曲琼”，特赋《蝶恋花》一篇，冯氏和以《浣溪沙》，沙孟海品读词作，言况氏之作“音节哀恻，深寓悼亡之意” 。

此外，沙孟海借与况老的交游，还得以观赏《雷峰塔经卷》、“五忠印”、明人画册和西国古币等各类珍异之物 。《雷峰塔经卷》为吴越文物珍品，沙孟海初谒况氏即得见，当属机缘难得，故而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经卷的样式、题字和跋文。 沙孟海后来在50年代撰写的《五代吴越的雕版印刷》一文中，还专门论及这一经卷。显然，沙孟海从况氏身上接触到了比填词倚声更为丰富的内容。

况蕙风与冯、沙师生结交之日虽短，然声气相投，欢若平生。1926年况氏病逝后，沙孟海将《申报》刊登的蕙风随笔一一检出，裁粘成册，又将冯君木、陈三立、朱孝臧、黄觉、李国棣、王潜、杨晟、钱罕等近二十余人为况氏所作挽词谨录于日记，凡此种种，追思感怀皆寓其中。

侯勇

四、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藿生、古微，号沤尹、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辛亥革命后退居沪上。著有《彊村弃稿》、《彊村语业》，辑有《宋词三百首》、《词莂》、《湖州词征》、《沧海遗音集》等，又校刻历代词集170余种而成《彊村丛书》，叶恭绰评论朱彊村乃“集清季词学之大成”。

1925年4月22日，沙孟海在修能学社初识朱彊村，此后常侍冯君木师与朱、况以及吴昌硕等互访、出游和宴集。兹引沙氏日记数条如下：

乙丑年三月三十日（1925年4月22日）：“晚，朱彊村先生来社，余因得识之。先生以廷试第四人官至礼部侍郎，填词与蕙风先生齐名。吾师亦因蕙翁得与之交云”，“夜侍师及况蕙风、朱彊村两先生过访吴缶翁。”
四月九日（5月1日）：“夜与又韩同过吴缶翁，蕙风、彊村两先生皆在彼间。”
四月十二日（5月4日）：“为彊村先生刻御赐‘志行忠方’夔文印。”
八月廿四日（10月11日）：“侍师及彊翁、巨来同谒缶庐先生，以近刻印存一册就正。”
丙寅年八月十一日（1926年9月17日）：“晚间，朱彊村丈招集四马路岭南楼西菜馆，列坐数十人，殆多名下之士，恨未尽识耳（社中诸子皆同往）。”

沙孟海侍座聆听朱与冯、况等人晤谈，多有涉及词学者，如“彊村先生论词于清代取十四人。十四人者各有自家面目，不为风气所囿”，又如“（彊翁）谓己词，词家中带有袍笏气者也，谓蕙风词，词家中带有纨袴气者也”。彊村论词于清代所取的十四家，即体现于其编选的清人词集《词莂》。

朱彊村与况蕙风皆身丁清世末造，经历诸多变故，词中易代之感、身世之悲尤为真挚沉痛。20年代，朱、况二人时与陈散原、王病山等游集“非园”，或修禊或酬唱，写忧行吟，聊遣愁怀。 1926年况周颐辞世后不久，时年70的朱孝臧即自营生圹于湖州西坞，并乞请郑孝胥为书墓碑“清故彊村词人之墓”。虽然沙孟海与彊村先生之间的交游相比于沙、况之间显得略为疏隔，然而从彊村身上，他同样深切感受到晚清遗民词人的身世、家国之痛。

月从雪后

拜读了。又见书信友饶国庆兄。门外---逸梅后山房。

侯勇

第二节 沙孟海与书法篆刻名家


一、吴昌硕

1911年夏，吴昌硕（1844-1927）由苏州移家上海吴淞。1913年，由王一亭介绍，迁往北山西路吉庆里定居，直至去世。是年重阳，西泠印社创立十周年纪念之际，吴昌硕被公推为印社首任社长。此后，他亦时时赴杭州、游孤山，参加印社同人的宴集。晚年吴昌硕艺术创作达到成熟和高峰期，诗书画印相熔铸，开辟出苍劲雄浑、元气淋漓的自我境界，声名远播海内外。沙孟海正式拜识吴昌硕正在其八十耄耋之年。

1922年冬，沙孟海到沪后不久，即由张美翊向吴昌硕之子吴涵作介绍，经朱复戡导引，前往谒见吴缶翁。 初次见面是在这一年的腊月初三（1923年1月19日）。日记云：“阴，晡后微雨。百行（笔者注：朱复戡，字百行）早来，呼余起，过看吴子茹。子茹引见仓石先生，七十九老叟尚健，惟耳稍聋耳。先生自谦于学术无所得，惟刻印稍有功力。其论印极崇浙派，尤推钱叔盖、胡鼻山二子，次闲稍近薄，撝叔白文出于浙派，朱文本之完白，亦不可及。又谓治印自以汉印为正宗，初学宜取其平实者效放之，勿求诡奇。其持论平允。十一时别。” 缶翁比沙孟海年长56岁，初次接谈，以初学篆刻者视之，劝其以汉印平实一路入手。

此后，沙氏与缶翁偶有晤及，略复接谈，然毕竟尚生疏。时隔两年后，由于况蕙风的赏爱、推介，特别是随着吴昌硕与冯君木、况蕙风、周彊村等人的交游日趋频繁，随侍冯师的沙孟海得与缶翁时时共处，受到越来越多的眷顾。现择取沙氏《日录》数则如下：

甲子年十二月三日（1924年12月28日）：况蕙风将沙氏印作转视缶翁，缶翁为之题语册端：“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
乙丑年二月十八日（1925年3月12日）：“吴缶翁晚过蕙风先生，使来招余，余适未归，故未获晤接。先生以余近刻诸印示翁……并谓余于此道已‘站得住’。凡艺事欲当得起此三字，正未易也。”
同年三月三十日（4月22日）：“夜侍师及况蕙风、朱彊村两先生过访吴缶翁，翁极赞余篆刻，谓字字从书卷来，钱瘦铁辈远不及之。翁又示余以其四十余年前旧作《削觚庐印存》光绪庚辰、辛巳间作，皆子史成语，放古玺匋器者为多，有杨见山、冒广生、秦缃业等题诗。往见西泠印社锌版放印本，然题诗皆未录。”又：“缶翁先生余往曾数晤及，八十老翁殆已忘之矣。顷始见余，语及篆刻则曰：‘吾少时亦能是。’后示余《削觚庐印存》，余方翻阅，翁从旁谓之曰：‘途径对否？’其语绝趣，然亦可见老辈之谦退，岂同乎末学少年一艺之长、目光便出牛背耶！”
同年四月十日（5月2日）：“夜侍师过吴缶翁，蕙风先生亦在……以近刻《印存》就正缶翁先生，翁为题卷耑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竟还藏锋。’”
同年八月廿四日（10月11日）：“侍师及彊翁、巨来同谒缶庐先生，以近刻《印存》一册就正。缶翁翻阅数过，为言得失，渐肯实谈，不若前时一味以世法对人也……又谓此印谱何不印行，余以未善对。翁曰：‘吾为汝审定之。’余闻言，大喜过望。迟日当携旧作七册，就翁选别也。”
同年九月十二日（10月29日）：“余辛酉七月以前所刻印集为《石荒生印存》一册……饭后侍师及又韩、仲足过谒缶庐先生，以壬戌秋日以后之《印存》七册匄缶翁选定之。”
同年九月十六日（11月2日）：“傍晚，缶庐先生来，携还《印存》七册，已为余选定加圈于其旁。”
丙寅年三月廿九日（1926年5月10日）：“吴缶丈来社，丈极称余篆刻，谓今日上海刻印者，当以余为第一，常向人道如此。”

由上可知，自1924年底至1925年间，缶翁从为沙氏印册题辞，称赞其篆刻有书卷清气、字字从书卷中来，到屡屡翻阅沙氏《印存》、为言得失，再到勉励其将《印存》刊行于世，且亲为审定选剔，已非随意应付的态度，沙孟海也切实感受到缶翁“渐肯实谈，不若前时一味以世法对人”的转变。至1926年，缶翁对沙氏的篆刻已是赞誉有加。

篆刻之外，诗文、书画及各种轶事趣闻亦是沙氏与缶翁等燕集游处时乐谈之事 。缶翁晚年尤勤于吟咏，且将其诗作汇集成卷、付梓刊印，分赠友朋。其“为诗至劳弥勤苦，抒滤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 ，与当时的“同光派”诗人相交善，作诗主张与冯君木等多有契合。1925年间，吴昌硕曾将自撰《诗集》四卷赠予沙孟海，沙也向其索要过新刻的《诗集》单行本。 可见，吴昌硕对沙孟海的接纳以篆刻为主要中介，但又不唯篆刻，“其知其遇，固在于人，篆刻盖初缘也” 。冯、况、周等诸人构成的交游群体，为沙、吴之间的渐趋熟稔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氛围。

而换一角度来看，沙孟海对于吴昌硕这位前辈，既深怀敬意，又非一味遵从，他在篆刻取法上仍保有自己的判断取舍和立场观点。20年代初沙孟海在甬期间，对吴昌硕的书、印有过如下评述：“今之作篆者，无出叔孺右，并非过言。缶庐自辟一径，出以怪特，虽风靡一时，未可为训。” 沙氏的这一评语看似否定，实则语意未尽，“未可未训”并非直接指向缶庐书印本身，而是对后生晚辈不善学书、规模形似的针砭之语。时隔不到两月，他在日记中更清晰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吴缶庐作篆治印出自浙派，其造诣直加丁、黄诸老而上之，能于皖、浙两派之外别出生面，力量真不可思议。惟其才近狂，不可为后生作师资耳。曩以吴氏篆刻比之龚璱人之文，实为不易之论。又云：吴老篆书在甬时所见不多，但见少年模仿者好做斜肩伸脚之状，其实吴氏己作并非如此，学者不善为之，变本加厉，故可憎耳。吴氏写对最佳，其意境略似钱十兰，而遒劲过之。”

写这段日记的时候，沙孟海刚到上海半月有余。此后，沙孟海有缘拜谒吴氏，也因各种机会览阅其书印之作如《缶庐印存》、《削觚庐印存》等，眼界扩大、胸襟渐开。在书法艺术上，沙孟海自此特别注意骨法用笔、章法变化，追求雄浑苍劲的气魄 ，在篆刻上亦如是 。此外，在具体的印学观点如“浙派观”上，沙孟海也受其明显影响。他从20年代初对“浙派”的不以为然，到1923年以后转而“以浙派为学印之正路”，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因为受到吴昌硕“论印极崇浙派”的观念提引和训导（详见“沙孟海的印学研究”相关论述）。

然而，沙孟海不为吴氏一家所囿，客观看待吴氏书印，且远宗近师、兼取众长，以求自成面目。1925年5月，沙孟海以自刻《印存》求正于缶翁，得缶翁卷端题字“浙人不学赵撝叔”云云之后，他在日记中称：“知此老论印不与撝叔，意欲余改乘辕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撝叔，而撝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藩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此则鲰生之志也。”相隔数月，缶翁为沙孟海《印存》七册加圈选定，沙氏细阅后，亦就彼此在取舍偏好上的异同作出分析，称缶翁首以质朴、奇巧者为上品，次取纤细工能一派，而不取者约有两种，一为师仿赵之谦的白文印，一为厚边细画的朱文印。 缶翁所不认可的朱文印也即取法战国古玺之印（晚清以前的学人、篆刻者多误认为秦印），在《印存》中数量最多，也是沙氏最惬意者，并且成为60年代沙氏印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927年11月29日，吴昌硕卒于上海寓次。沙孟海撰《贞逸先生诔并叙》，高度评价先生的诗、画、书、印艺术：“其诗坚峭，字不平置。苍然老枝，著以绀翠。其画酣鬯，希风八大。駊騀离奇，自成一队。其书浑刚，悍不伤气。籀篆真行，鏃有新意。其印独造，出入秦汉。平揖敬身，余子汗颜。”而对于自己与缶翁之间的知交往事，如下的回顾亦可谓凝练而又意味深长：“我见先生，壬戌之冬。坐隅焫烛，谈印舂容。丑岁改馆，相望咫尺。追随况冯，承教连夕。谓印不难，高下在心。领新悟异，脱略寻常。呈现朱钤，题语归我。偏师独出，奖我期我。”

侯勇

二、赵叔孺

赵叔孺（1874-1945），原名润祥，后易名时?，字献忱，号叔孺，晚自署二弩老人。世居浙江鄞县，为四明望族。赵氏笃嗜吉金彝器，叶铭辑《广印人传》叙其二弩精舍所藏多稀世之物，褚德彝《金石编》亦录其藏商周秦汉铜器近百件。辛亥革命后移家沪上，以金石书画篆刻自遣。其书、印浸淫于三代、秦汉，兼取法于赵孟頫、赵之谦等，神凝气静、秀雅整饬而又不失流畅灵巧，与吴昌硕并称近代印坛巨擘。

关于沙孟海初识谒赵叔孺的时间，《沙邨印话》中有一段记载：“余初谒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黄朴存先生（质）《滨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诒，谓是谱已不易得，盖其中钤录玺印数百事，已非黄氏物矣。初，黄寓上海某处，一夕，邻舍火起，黄仓皇捧一箧下楼。遇一少年人，曰‘为公守此，可更上楼取它物。’取它物下，而少年已飏，不记为谁何人。箧中即其平生精力所聚之铜玉玺印也。” 据此，沙氏初见赵叔孺似在1922年11月寓沪之后，实际上，沙氏此前在宁波时已有数次拜访，印话中所指当是沙氏到上海后的第一次谒见。

1921年4月，沙孟海曾随同冯君木前往赵叔孺在宁波的寓所，然未遇见。《日录》辛酉年三月初六（1921年4月13日）云：“近闻赵叔孺先生回甬有数日勾留，拟从吾师往见之。先生并精于书画金石，其篆刻尤工致绝伦，几于前无古人矣。” 三月初八（4月15日）云：“夫子导余谒赵叔孺先生不遇，盖已赴申矣。” 赵氏时寓上海，但也常回故里。沙孟海至迟于1922年11月上旬也即移沪之前，已见到赵氏。《日录》壬戌年九月十七日（1922年11月5日）云：“与夷父、次曳诣回风堂，既出，途遇赵叔孺先生，先生近以事归里，倥偬间未及多语。” 随后又有两度访谒的记录。九月廿一日（11月9日）记：“夷父来，招公阜同访叔孺先生……傍晚随叔孺先生饮于陈厚田家，夷父、公阜、蕙厂、冕之皆同行……叔孺先生藏叔氏宝林钟，曾见其拓片，按之《积古斋钟鼎款识》，微有不同，盖别一器也……它日当细校之。叔孺先生又有新得梁武帝时碧玉造象，亦天下尤物，惜未睹其拓本。” 九月廿二日（11月10日）记：“与夷父过访叔孺先生，公阜亦至。先生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每遇相识，亦常称许，知其非泛泛视我也。”

沙孟海在拜谒赵氏之前，对他的书、印已有接触且评价甚高，称“今之作篆者，无出叔孺右，并非过言。缶庐自辟一径，出以怪特，虽风靡一时，未可为训。清卿、子与（笔者按：吴大澂字清卿，杨沂孙字子与）皆已死，吴氏端严而少逸气，杨氏秀整但伤软弱。若叔孺者有完白之圆劲，有悲庵之秀逸，无偏无党，可谓精品矣” 。在宁波时，沙孟海与吴泽、葛旸、林冕之等一同访谒赵氏，到沪后，他又与赵叔孺的学生陈巨来、孙元良、方介庵、叶露园等相识 ，常结伴走访，耳闻目染，对赵叔孺的篆刻以及金石收藏等有了更详尽的了解。沙孟海居沪未久，即得林冕之出视其手编赵叔孺《二弩精舍印存》六册及赵之谦《二金蜨堂印稿》二册，均为此前所未见者，不禁欣喜雀跃，“叔孺先生所作印，余获观者甚少，今日得尽览之，何其快也！先生篆刻早岁亦师西泠诸子，近乃专学撝叔，至其篆书、真书，无一不肖。印之工，又骎骎乎加撝叔而上矣” 。赵氏篆刻以仿元朱文一路最具特色，亦是沙孟海尤所服膺者，相较于吴昌硕篆刻，虽风格迥异，然而不分轩轾。沙氏云：“赵先生印放宋元人图书记最精，近世莫得其耦，其秦汉印亦复戛戛独造，与吴缶翁异趋同归。” 又云：“所见收藏家印记放元人朱文者，以安仪周、宋牧仲之印最工……近人惟赵叔师能到此，余人不无好为是体，而荏弱无力，粗具形貌，不足邵也。” 1964年删定《沙邨印话》时，沙孟海仍保留了自己20年代对吴、赵二人在近三百年篆刻史上地位的评价：“历三百年之推嬗移变，猛利至吴缶老，和平至赵叔老，可谓惊心动魄，前无古人。”

除了赵叔孺的自刻印之外，沙孟海借访谒的机会，还得以赏鉴其收藏的多种古今印谱和金石器物、拓片等。如《日录》甲子年三月廿四日（1924年4月27日）：“午后偕陈巨来谒叔孺先生……赵先生所看古今印谱数种，其名称旋背多忘之，所可意者惟《福庵藏印》耳。” 七月十一日（8月11日）：“叔孺先生处见商凤卣，其提微损，器与盖之底皆有文。” 八月廿二日（9月20日）：“司马长卿、卓文君印，世有得之者，黄小松尝借集钤存，装为一帙……其册今入赵叔师之手，因获观之，题跋甚多，未及备览。” 十月六日（11月2日）：“平湖葛书征（昌楹）家藏松雪、衡山诸家印章甚夥，确系真品，尝有一小册印示赵叔师，因得假观之。计凡四十余纽。” 乙丑年五月八日（1925年6月28日）：“叔孺先生藏北齐朱记，铜质，朱文六字曰‘乐安惠明德记’，篆法类汉碑额，颇饶别致……先生又示黄杨小印，凡二十九纽，皆放古玺，绝精，不知作者姓氏，先生谓似清初人所刻。”

沙孟海晚年自述印学师承和交游，亲炙者唯赵叔孺、吴昌硕二人。沙氏治印以赵氏的工稳雅静为基础和参照，进而追摹和熔铸吴氏的雄强恣肆，又能上溯秦汉、转益多师，方才不至于偏失和浅陋，有别于一般少年的“变本加厉、好做斜肩伸脚之状”。正如冯君木1922年所说，沙孟海早年学诗文而遇冯，学刻印而得赵，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此其中实有幸焉！

侯勇

第三节 沙孟海与思想家、语言文字学者和史学家


一、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改名炳麟，字枚叔，后因仰慕顾绛（顾炎武）而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章太炎既有深厚坚实的中国传统经、史、子学的根柢，又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自然科学成果有过较系统的研读和了解，在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学术领域卓有建树，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文化巨匠。

章太炎自1911年11月离开东京回国直至1934年秋迁居苏州的二十余年间，以寓居上海时间最久，而沙孟海在居沪的六年中，曾有机缘与章氏并席而坐，也屡屡从友人处听闻其言论学说。沙初见太炎先生是在1925年5月19日的一次友朋宴饮集会上，席间章氏谈论宗教与医道诸事，沙孟海称其“言论滔滔不穷，气舒而神怡，盖纯乎学者相也” 。此前，沙氏对章太炎景仰已久，研读《国故论衡》、《太炎文录》以及《华国月刊》上文章，佩服其析理透辟、文辞隽雅。例如读章氏《与王鸣鹤书》中论中国学术和科举制度一段后称：“章太炎曰：‘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昉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宫吏奖督之哉？恶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为益进也。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此言大都余所欲言而未言者。” 读《救学弊论》后评曰：“学校流弊，管不磬书。顷见章先生《救学弊论》洋洋四五千言，其论国性一段尤为万古笃论。” 沙孟海对章氏文辞的喜爱，从1921年10月间的一件小事亦可见一斑。某日沙氏因闻章太炎新撰的《洪君墓志铭》原稿正置于一家装裱店中，特地前往观览，时文稿横粘壁上，殊不易读，久之始毕。然沙氏意犹未尽，次日又抄录一遍，以其“渊雅峻茂，如读汉碑” 。

1924年5月，章太炎始聘沙氏之友冯衷博教其八岁长子，衷博得此良缘，亲炙国学名宿，沙氏羡慕不已。此后他经常从衷博处探闻章氏言论，衷博亦乐于为述章氏之事。《日录》甲子年四月廿七日（1924年5月30日）记：“衷博述章先生言：‘作文以读史为主，若仅取法集部，必不能作长篇。而马、班之书又苦太古，时移事异，不易摹放’”，“又言：‘清代学者知古不知今，明代学者知今不知古，以言辞章考据，则莫盛于清，若本朝典章可为史家取资者，则不如明人书言之详也。’（章先生近方草创《清史》）” 次日又记：“衷博亦来，为述章先生事，听之忘倦。” 十二月廿六日（1925年1月20日）记：“衷博于章先生言论，悉著录于册。顷略翻览一过，极有可观。惟有时嫌其欠详耳。”

沙孟海与章太炎直接交往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受其启迪和影响不可谓不深。章氏提倡国学研究，强调“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应为“实事求是之学” 。沙孟海治学尤重求真求实，不袭他人陈说，亦不夸大其词。章氏论国粹首重汉语言文字，声称“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亡” ，即把民族语言的建立与发展，同近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与民族共同心理的建立与发展紧密联结。他曾对中国传统文字构造理论“六书说”作出新的诠释，目的也在于揭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演变规律和内在统一性，反对废除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而沙孟海不仅读过章太炎《小学答问》、《国故论衡》等在中国近代语言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更在20、30年代将语言文字学此作为自己治学的最主要方向，制定研究计划，分阶段撰写系列论文，其研究范围广涉中国文字学史、汉字形体的演变、助词研究以及六书之一“转注”的辨析等，涵盖汉语言文字的形音义、语法以及学术史（详见下文“沙孟海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民国初期以来，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虽然相比于早年日显颓唐和僵化，面对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终有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但他深邃的思想和坚贞超拔的精神人格，对当时整个学术文化界的深刻影响仍然无处不在。

沙孟海对章太炎的敬仰之情以及这两代人之间的因缘，在章太炎去世后的数十年里，仍通过特殊的方式得以传递和继续。1955年，江浙两省组织章太炎治葬委员会，准备遵照章氏及夫人汤国梨的愿望，将1936年暂厝苏州的灵柩迁葬于杭州南屏山麓明末抗清名将张苍水墓的附近，沙孟海即为治葬会委员之一，并受推荐书写碑名。虽然次年所立墓碑上的“章太炎之墓”五字为章太炎生前亲题，实则也与沙氏有关。早在1913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捕，期间曾致信友人杜志远代谋葬地，称平生仰慕辅佐明太祖光复汉土的刘伯温，故欲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亦犹张苍水从岳飞而葬，并自题五字碑名寄与，以备付刻。沙孟海后从中华书局出版的《大中华》杂志上读到此信，便移录在册，时时省览。时隔三十余年后迁葬之际，沙氏忆及章太炎生前此举，于是特托请杜志远之子检寻得到这五字手迹，碑名据此摹勒上石。 1986年，汤国梨之墓自苏州迁至章太炎墓侧，沙孟海为写墓碑。1988年1月12日沙氏出席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开馆典礼并拜谒章太炎墓，1990年再为章太炎纪念馆撰写楹联：“菿汉昌言，是旧民主革命健将；泌丘高致，推本世纪国学宗师。”

侯勇

二、闻宥

    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进修于震旦大学文法学院。1926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兼上海持志大学讲师，期间加入后期南社和前期创造社。1929年后，历任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教职。通晓多种外语及民族语言，在古文字、汉语史、西南民族语文、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等方面颇有建树。1957年被卷入“反右”政治漩涡，继而又在十年动乱中遭历无妄之灾，二十年间，著作不能发表，以致渐被当代学界所遗忘。

沙孟海初识闻宥是在1926年4月23日，《日录》载：“九时许，与太完同出，至中国报馆（今年所新开），晤闻野鹤、沈禹钟，皆彼此知名而未谋面者。” 此次相晤，二人未及深谈。然相隔不到一年，沙、闻成为在商务印书馆并案而坐的同事 ，也正是在此期间，交往始频繁，工作之暇谈论学术，沙氏称“闻君于小学、词章皆有功夫，余甚心折之” 。

1929年秋，沙氏受聘前往中山大学预科任教，而闻宥也经顾颉刚介绍，出任该校预科教职。8月26日，二人相约一同乘船赴粤。 在广州的一年间，沙、闻讲课之余时常结伴，或拜访友人，或观看古物书画展览 ，而更多则是探讨治学。先前沙孟海对于闻宥的小学、文章功夫已颇为折服，此时他也逐步明确以语言文字学为主攻方向，因此屡屡倾目闻宥之论，亦从其借阅所需书籍，彼此畅谈，往往投契。兹摘取沙氏1929年《日录》数则如下：

9月13日：“野鹤顷草《文字学通论》，其首章论正文字学之界说，而指诋国内谈文字学者之妄谬。余第一点之意，彼亦得之，诚所谓玄契也。野鹤读书多（彼并懂日文），肆力久，其论文必有可观，余正拭目竢之。”
9月16日：“晚由野鹤处借得《说文诂林》数本，校阅诸家注语极有味。”
9月20日：“往中大图书馆借书……与野鹤共借《十三经注疏》、《通志略》、《史通通释》等书凡有百数十册……与野鹤纵谈。”
10月9日：“与野鹤谈文字学甚趣。野鹤于此事致力甚久，虽谐谈，在余亦时有裨益。甲文中甚多见之字，诸家多释作之，诵其上下文殊不尔，而甲文又别有字，吾两人皆疑非之字。”
12月6日：“燕京大学经费极充足，故近来倡议刻书，新刻有孙仲容《古籀余论》（木刻），讬容元胎寄购一册至。又有张星烺译注《马哥孛罗游记》（铅印）寄来，册数少，余尚未得到，从野鹤处假观之。”

对于闻宥的博学和卓见，沙氏由衷钦佩。值得注意的还有，在闻宥影响下，这一年沙氏开始自学日文，以求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开拓视野。如《日录》1929年11月1日记：“与野鹤谈，野鹤为文字学取径甚广，志抱超阔，余甚佩之。彼谓中国书籍中只有材料可寻，而无知识可得，劝余乘此多暇可读日文。” 11月12日记：“阅《日本文法》。” 12月8日记：“傍晚读日文，始阅《松本口语文法》，直至夜十时始罢，将动词各种活用已分辨清楚。野鹤又以丁福保旧编《东文典问答》见假，可供参考。”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沙氏的日文学习多次中断 ，并且最终也未能如闻宥通晓多国语言，但从沙氏早年这段鲜为人知的学习经历中，我们可以窥知其学术志向所在。

在广州期间，沙氏完成了多种语言文字学著述，如《攈古录释文订》、《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均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语史周刊》，《助词论》最主要的部分也撰于1930年春。其中《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的撰就，与闻宥有直接关联。据沙氏自述，关于字体的演变脉络和顺序问题，曾和闻宥专门谈及：“他说：‘篆书中有很茂密的一体，它的产生总在一部分隶书之后；隶书中也有波磔极美的一体，它的产生也必在一部分的今隶或草书之后。’这话真说得好。” 并且，闻宥的甲骨文字研究对沙孟海有直接的触动。《语史周刊》1929年百期纪念号上刊出的闻宥《研究甲骨文字的两条新路》一文，尝试将考古学基本方法型式学（又称类型学）、土俗学运用于甲骨文研究，这在当时中国文字学界颇具开拓意义，曾得到董作宾的充分肯定。 沙孟海受此启发，提出借鉴型式学的方法，把各体文字依次排列，观察其变化的程序和错综离合的情形，并以隶、草书为例先行尝试。此外，他还读过闻宥《甲骨文字×文之研究》和（日）林泰辅著、闻宥译《甲骨文地名考》等文章。
闻宥是20世纪率先将现代西方考古学知识翻译、引介入中国的重要学者之一。1928年前后，闻宥任教于持志大学，讲授考古学和甲骨文等。 1930年底，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考古型式学和地层学知识的著作——张凤主编的《考古学》正式写定。该著作为当时上海各大学的考古学课程讲义，虽是合数人之力编纂而成，然由闻宥转译的“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所著《通论考古学》是全书得以成形的关键。 而沙氏1950年所撰《中国古器物学讲稿》的开篇概论中，即有对滨田耕作《通论》的大量引述（详见下文“沙孟海的金石、考古学研究”相关内容），有可能沙氏在1930年前后就已通过闻宥接触该著。

另外，据闻宥生前助教、中央民族学院韩秋白先生回忆，闻宥在去世前半年曾计划完成《古汉语虚词词典》一书，可惜天不假年。 虽然此书的资料准备和编纂始于何时尚无法确知，但这不能不令人联系到沙孟海的长篇专论《助词论》（1930），由此亦可管窥二人在语言学研究旨趣上的一致。

沙孟海与闻宥的志同道合，不仅体现于语言文字学的研习和考古学新知识的接纳，还在于整体的学术倾向和根本的文化立场。1926年，闻宥在《国学概论》一文中对20世纪初期在西学冲击下萌发的“国学热”做出评析，称当时的国学研究者可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倍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之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 闻宥对国学研究中一味趋新或固执守旧的这两种不良倾向，皆持以理性的批评态度。而沙孟海此期对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的喜爱，对南高学派的声援，也正是基于对新旧文化、中西学术的一种开放而不失自我的立场态度。
1930年暑期，沙孟海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迁回杭州。此后，他与闻宥天各一方，无缘再见。两人的相识、共事虽仅短短四五年，但沙孟海直至晚年仍惦念着这位昔日挚友。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沙氏得知闻宥曾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便多次写信给北京的三子沙更世，让其代询近况和通信地址 ，遗憾的是，闻宥已先于1985年9月病逝。

侯勇

三、陈训慈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县官桥村（今浙江余姚三七市镇二六市村）人。1915年入宁波效实中学，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毕业后继续赴东南大学修读。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等职，于历史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卓有贡献。

1、一见如故

陈训慈在南高师与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涯，尤其是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及竺可桢等诸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其一生影响深远。他后来回忆道：“刘伯明先生之学问与道德，并世论者多耳熟能详，而其温和高雅之态度，实为与刘先生曾相接者终生不能忘。刘先生早年任南高教授，后复兼训导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后复任副校长。其施教于知识传授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人格感化之深，求之今日大学，信不易得也。” 1923年2月3日，时值寒假，陈训慈自南京回甬，沙、陈二人得以初次相见。沙氏日记云：

“行叔三兄叔谅（训慈）自南京回，初与之遇，若旧相识。盖行叔、翁须辈早于笔札中彼此为之绍介矣。叔谅治史学，思想通畅，真不可及。九时归，看《国学季刊》，为北京大学新出版，叔谅所携来也。”

沙氏视陈训慈“若旧相识”，并无生疏之感，其中原因一是挚友陈训恕、冯都良等已先期为之绍介，二是沙孟海先前读过陈训慈的著述，了解他的史学研究。虽然现存《僧孚日录》中几乎未见沙氏阅读陈训慈史学论文的直接记载（这与日记的缺失或有很大关系） ，但以他对“南高学派”的敬服以及与陈训恕的交往来推断，上述原因二当可成立，否则沙氏恐不会轻下“叔谅治史学，思想通畅，真不可及”之语。

陈训慈在就读南高师期间、与沙氏相识之前，于学校史地研究会出版的《史地学报》上已发表十余篇史学文章，致力于译介西方史学理论、追踪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力求全面观照各史学流派的渊源脉络。例如1921年11月第1卷第1期刊发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他对当时史学界的十一种史观（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进行梳理，分析各自的特点和缺陷，提出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及其综合史观能博采众见，最为公允恰当。由此看沙孟海的“思想通畅”这一评价，可谓恰当。再如1922年1月第1卷第2期发表的《历史之社会的价值》一文，他针对民国学人纷纷转向社会、经济等学科领域的风气，着力强调历史作为最普遍的学识，与社会密切相关，绝非繁重孤僻之学，故“国人言新文化者，当亦知所深省矣”。对于立志文史的沙孟海而言，陈训慈此论亦可谓知音之言。此后一年发表的《史学蠡测》 ，作为陈训慈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更明显可见欧美新史学的观念痕迹，同时又与国内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具有学理上的接承关系，被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史学上较早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宏文之一” 。

沙孟海对于史学的认知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与陈训慈的言论观点往往契合，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受南高师生观念的熏染。陈训慈热衷于呼吁和组织成立“中国史学会”，正是基于对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虚浮偏失的反思，他称：“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皆浮浮自信，稀为专精之研究……诚有专门学会之出现，倡导社会，于真正学术有所贡献，将使智识界空气，由浮虚而趋于笃实，而所以说明源流，促起真实之研究者，史学会其尤要者也。” 他的态度体现了南高学派诸多学者的心声。而沙孟海对当世谈新文化、新教育者动引西方学说、不做切实研究的弊端，同样心怀忧愤，由此盛赞南高师生主办的《学衡》杂志“独立不挠”，“可谓鸡鸣风雨，砥柱中流者” 。

2、六十年交识，四十年共事

初次相见，陈训慈即赠沙孟海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他对于沙氏也当先已闻知。在后来的岁月中，二人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及解放后的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等多处共事，交往日深。
1924年2月，陈训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翻译美国《国际百科全书》史学家条目，是年7月离开。之后，又任宁波效实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教职，并在柳诒徵指导下与缪凤林共同主编《史学杂志》。这数年间，陈、沙二人分多聚少，然而联络未断。陈氏时有机会赴沪，探访旧友；沙氏南迁广州后，亦不忘互通鸿雁。 1930年夏秋之际，陈训慈因病至杭州休养，此时沙孟海在两浙盐运使公署任盐政史编纂，借近便之机，往来谈晤。 1931年2月，沙孟海被聘为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秘书，陈训慈仍任该校教职，二人交游甚欢。 在中央大学共事约一年后，陈氏因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而赴杭，沙孟海旋即调至教育部任秘书，直到1936年12月再随朱家骅调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秘书而返杭，此次停留仅一年。二人的再度相聚是在重庆，1940年11月之后的约十年间，陈训慈在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任陈布雷的秘书，负责处理图书报刊及对文化教育界人员的联络与接待等工作，沙孟海则同在二处四组兼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陈、沙先后被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沙还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1962年9月，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合署办公，二人共事于省博物馆，沙为历史部副主任，陈为图书资料室主任。陈训慈称：“余与沙老同郡订交，相处最久。晚年共事于省垣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博物馆，朝夕奉手，征文访献，弥益亲切。”

3、浙东史学研究，共沥心血

在沙、陈的晚年交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浙东史学尤其是万斯同研究共同付出的心血。早在1925年，陈训慈撰《浙东之史学》一文刊于宁波《四明日报》新年增刊，1930年又以《浙东史学管窥》发表于中央大学《史学》创刊号，1931年修订成《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发表于中国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杂志》第2卷第5、6合期，成为20世纪较早明确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派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1981年，陈训慈又着手与方祖猷合作编撰《万斯同年谱》，历时十年后，付梓刊行。此间，沙孟海为资料的查找出力甚多，曾数度致函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询问馆藏万氏稿本和其他手迹的情况，并出面介绍方祖猷前往借阅。 而沙孟海于1932年凭借其眼力和学识，也曾在判定一件非常珍贵的万斯同手稿时起到关键作用，此即现藏宁波天一阁的万氏《明史稿》手稿十二册，这是现存各种《明史》中较为初始的版本，是证明《明史》纂修过程的重要资料。1989年，沙孟海撰《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追述这段往事：“万季野《明史列传》……全稿旧为河南人周维屏家藏。1932年，余备员教育部，周来南京，自言……年前呈送此稿到行政院，申请政府购藏……行政院发文教育部处理……物主索值又昂，悬案未结。余提看原件，审为名迹，又是乡先哲手泽，喜不自胜，亟寓书甬上友人朱酂卿鼎煦，由余居间，归朱氏别宥斋庋藏。酂老身后，其家人捐献公家，今藏宁波天一阁。” 时任教育部秘书的沙孟海对这部手稿的准确判断，以及热心出面做中间人，借助好友朱酂卿之力收购手稿的义举，使其得到妥善保藏。沙氏晚年还积极倡议将此稿全文影印出版，以广流传。

沙孟海与陈训慈以“六十年交识之稔，四十年共事之雅”缔结情谊 ，又以清代浙东史学为共同的学术渊源，笃实求真、不苟随时俗。1991年5月13日陈训慈病逝，沙氏为撰挽联：“浙东史学，踵武万全，载笔有新篇，难得在身提见证；两岸人情，都求统一，崇朝惊怛化，料知毅魄未安恬。”“踵武万全”即指陈训慈绍述浙东史学巨子万斯同、全谢山等先贤的学问德行，将经世致用思想和爱国情怀融贯其一生。

侯勇

第三章 学术文化转型时期的选择

沙孟海与各类学者文人的广泛交游，成为推促其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他所置身的晚清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变革，更是孕育其学术思想内涵和特质的原生土壤。面对这一特殊时代下各种思想学说的纷纭交错和消长起伏，沙孟海做出怎样的回应和选择，这些思想学说在青年沙孟海身上留下怎样的印迹，与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怎样的关联，这是笔者着重关注和期望揭明的问题。

侯勇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国学”热潮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学记》，本指国家一级的、主要教授贵胄子弟的学校，然而至清末民初，“国学”被赋予种种新的内涵。虽然当时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具体界定尚存分歧，但总体而言，它作为相对于“西学”的一个概念，指向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本身就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它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时刻体现着中西、新旧和古今的交汇，展现出近现代学人在困惑和挣扎中对中国学术文化和政治命运的深入思考。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一文论述到：“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

20世纪初至30年代前期，国学研究在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各种以“国学”为名的社团、学会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一大批专门的国学类期刊杂志相伴而生。例如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发起的国学保存会与创刊的《国粹学报》，章太炎等留日学人在东京开办的国学讲习会与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等人引领的成都国学馆，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馆，以及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等，可谓不胜枚举。尤其是1922年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它作为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出版发行的《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等成为集中展现学界新思想新观点、引领和推促国学研究的重要媒介。

从近现代国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背景来看，他们大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兼通多种语言，对西学有所了解甚至是精深的研究，并非抱残守缺、思想封闭禁锢的旧式文人。章太炎所倡导的国学是要“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国学与新学并非互不相容，“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 。章太炎对中西学术文化皆持以理性的批判和审慎的分析，他称：“断不可以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外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 他所反对的是学人尚未深入了解西学、新识，思想便已受奴役，一味鄙夷本国的传统和学术，以及将研求新学当作炫世惑众、博取功利之阶梯的不良风气。国学保存会的主将邓实与黄节等1905年2月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 。黄节论国粹云：“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本万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予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邓实论国学非仅孔孟儒学云：“学术之大，岂出一途？……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 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衡派（或称南高学派） ，同样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新文化建设十六字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亦将梳理、研究和评判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重估和诠释，逐渐打破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刺激和参照下，建立起一整套新的学科体系。 西方的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被中国学人积极引介，伴随而生的“科学主义”思潮、“整理国故”运动、“新史学”革命、“古史辨”运动等风起云涌，既是当时学术文化变革的见证，又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