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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北碑是民间书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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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6 12:3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重磅】
北碑是民间书法吗

(原载中国书画报2015年第1期))

侯勇按:在很长一段时期,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像北魏墓志那样精到的书写,是民间书手或书工可以写出的吗?经过查询相关资料得知,这些留传下来的墓志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权贵们的墓志铭,很多造像也是因为崇尚佛道信仰的产物,由此,在一段时期内,在我的心目中就形成一个不成熟的观点,这些造像,墓志不太可能是民间书手所为,那么,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是否可以值得讨论,今天在微信中得知相关线索,通过朋友找到这个电子版,以飨众网友,也期待各位网友可以就民间书法这一概念作一些有益的思考,便不负我们对于书法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所做的一些微小的工作。谢谢主持人胡湛,谢谢段大宾、吕福隆,谢谢《中国书画报》及为我提供相关资料的朋友!中国书法在线因为有你们而精彩!

2015.1.6

主持人:胡湛
主持人语
自清代碑学兴起,北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间书法,或者说主体上是民间书法。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北碑不是民间书法,而是受官方干预的由当朝文人名流高士所书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并讨论北碑的美学性质。



重新厘定北碑书法的主体属性
文/胡湛

北碑是指以魏碑为主要代表的北朝碑刻书法,它自清代阮元以一种相对于“二王”文人书法的书法体系提出来,经由包世臣、康有为发扬,其性质逐渐被定格为散落于穷乡僻壤的、由民间工匠刊刻的残碑断碣之民间书法。自康有为以“穷乡女儿造像无不佳者”大赞北碑书法起,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论《古代文字辨正之发展》,再加上众多现当代学者探讨北碑的刻手写手以及倡导所谓魏碑的艺术化,北碑书法被视为文化属性、艺术属性低于正统文人书法的民间书法之观念愈演愈烈,甚至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

但从大量存世或新出土的碑刻之用笔、结体、章法来看,其形式之精美、内涵意韵之深厚使一些敏锐的书家感到那些被社会公认的观念可能存在着问题,甚而是相反的。而一些误导性观念的流传影响到书法创作,致使书碑者必以求怪、求拙、求粗糙为审美取向,使当代书法某些创作方式走向歧途。因此,我们不得不就有关问题重新做一厘定:北碑书法的主体属性到底是民间书法还是官方正统书法?抑或是社会文化主体的文士书法?

北碑有北朝和碑体书法的两重含义。早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中即对北碑有所关注。其《集古录跋尾》所记北碑有《大代修华岳庙碑》《后魏孝文北巡碑》《后魏定鼎碑》《后魏石门铭》《怀州孔子庙记》《后魏神龟造像碑记》《鲁孔子庙碑》《东魏任城王造浮图记》《东魏造石像记》等。而其跋语多云:“其字画往往工妙。惟后魏、北齐差劣,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之”“字画颇异”“右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声偶,颇奇怪,而字画亦佳,往往有古法”。欧阳修关注北碑首先是从古文搜集整理的角度着眼的,但他同时也发现了北碑书法的奇异以及与唐宋楷法不同的“有古法”。欧阳修对北碑的关注,影响了苏轼、黄庭坚在师法“二王”、颜真卿书法的同时,也悄然吸收了北碑的古法养分,从而创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书风。

从学术上明确清晰地以南北及碑帖分派的当属清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他之分派是以南北名家书相对列的。其称:“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士族不相通习”。阮元称南北两派源头为一,南北书派的形成是后世政治地域版图的南北分割,南北士族不相通而造成的。南北两派书法均为以士族书为主流,其所列两派书家名单可能是为了突出强调其新推出的北派书法,北派书家人名远远多于南派。阮元又考《北史》《魏书》《齐书》《周书》《水经注》《金石略》等典籍文献,以为史籍所载北朝书家不下八十余人:赵有崔悦、卢谌;魏有崔潜、崔宏、卢邈、崔浩、崔简、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张黎、谷浑、沈含馨、卢鲁元、黎广、江强、江式、江顺和、屈恒、高遵、卢伯源、崔挺、游明根、刘芳、刘懋、郭祚、沈法会、李思穆、柳僧习、夏侯道迁、庾道、王世弼、王由、蒋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宪、沈嵩、窦遵、柳楷、孙伯礼、刘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齐有杜弼、李铉、张景仁、樊逊、姚元标、韩毅、袁买奴、李超、李绘、赵彦深、崔季舒、萧慨、源楷、贾德胄、颜之推、姚淑、王思诚、释道常;北周有冀儁、赵文深、黎景熙、沈遐、泉元礼、萧撝、薛温、薛慎、柳宏、裴汉、杨素、虞世基、虞绰、卢昌衡、赵仲将、刘■、房彦谦、阎毗、窦庆、窦琎;隋有丁道护、庞敻、侯孝直。这些书家我们查诸史籍,多可找到依据。如《魏书·崔浩传》载: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弱冠为直郎。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并记有好事者将其组织编写《国书》和所注《五经》铭石刊载其诸事宜。再如《北齐书·杜弼传》记其“长于笔札,每为时辈所推”。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记载: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武平造像药方记》书法极佳,或元标笔欤”。北朝这些善书者不仅多为鸿儒高士,而且也多为朝廷重用,一些重要碑刻出自他们的手笔则自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我们今日看到的大量北碑,却见不到他们的名字呢?阮元的解释为:“北朝望族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其书碑之,不署书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汉法。”北朝书家不像南朝书家那样,以尺牍竞胜,标榜风流,以传姓名为尚,而是恪守汉代书碑传统,讲究笔法劲正遒秀,不署姓名。

阮元考察书史后认为,南北朝南帖北碑并行,隋代至唐初,北碑为书风主流。及唐太宗喜王羲之,北派欧阳询、褚遂良亦尽归南派名下。宋代《阁帖》盛行,北碑遂被埋没。直至清代朴学大兴,人们在刻帖屡翻失真大坏的情况下忽然发现藏于山野或地下的北碑原石书丹文字是那样地清新真切,于是北碑终于再次获得关注,碑学得以复兴。但由于碑刻多发现出土于原野,因而也使其罩上了一层原始、野逸、民间穷乡僻壤的面纱。加上近现代平民文化思潮大兴,北碑更被打上了民间书法的标签。其实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各种北碑实物及其书法形态,也会得出北碑绝非仅仅是民间工匠创造的民间书法艺术的结论。

从传世北碑实物看,大致可以分为铭功碑、记事碑、神道碑、墓志铭、刻经碑、造像记以及摩崖、壁经等。铭功碑、记事碑记录朝廷官府重要事件,必不能由不善书的工匠草率为之;神道碑、墓志铭多为望族大户为逝者记载生平,亦多为高士撰文书丹,故多数墓志铭书刻精美,只有少数相对粗陋;刻经与造像记必为信奉佛、道虔诚者祈福所为,其重要者多数为高僧或写经手所为,精谨认真自不待言。只有北朝佛教盛行之际,一些民众的造像记或为造像后由工匠直接刻写,线条结字粗陋怪异,品位低下。因此总体说来,魏碑是一个丰富的书法体系,是相对于前代的正体书法进一步创造发展为一种崭新的笔法舒展遒丽、结字方整精劲健的楷书,成为继秦小篆、汉隶书之后又一种正书书法艺术的高峰和典范。《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乃一个时代、一种书体——魏楷书法的经典。评价一个时代的书法,如果以其最高成就为标准的话,魏碑无疑是可以和秦汉与东晋行草及后世唐楷相提并论的,此种书法如何能够以一个“民间书法”而概之?

客观来讲,北碑包含有民间书法的成分,但更有与它同时代的庙堂高士、望族文人、佛门高僧、乡间隐逸及与不同刻工相配合创造的各种层次、类别、品位的多重书法审美类型的碑刻书法遗迹。其中或有一部分为简单的造像记或贫民墓志铭那类的工匠刻画,但此类绝不会成为一个时代书法的代表。今人研习魏碑书法也绝不能用一种嗜癖的心态去专寻粗陋朴弊之劣书,那些倡导以毛笔刻意追求剥蚀效果的做法也并不是艺术化的真正追求。与其倡导民间书法的雅化、文人化,不如选择高品位、经典性的北碑作为取法对象,通过现代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临习与创变,庶几可使北碑这一中国书法的重要遗产焕发出夺目的光芒!



《张猛龙碑》拓片局部
QQ图片20150106123019.png
 楼主| 发表于 2015-1-6 12:3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魏碑与北魏文人书家
文/段大宾


当代书坛流行着这样一种说:“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均不屑于书写碑石墓志,魏碑书者均为民间书生或下层官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书家,或像“竹林七贤”那样浪迹于山林丛中,或像“书圣”王羲之那样漫步于山阴路上,他们热衷于在尺牍之间挥毫泼墨而不屑于碑石、墓志的书写。上述观点在当代书法刊著中比比皆是。

然而,笔者通过对南北朝书法史研究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下面,本文从正史《魏书》与出土文物两方面阐述北魏文人书家与魏碑书法的真实关系,以拨乱反正,勘纠视听。

《魏书》曾多处记述北魏著名文人书法家书写碑志之史实,记述如下:
1.据《魏书·高闾传》记载:“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高闾以中书侍郎之职,奉诏写作《鹿苑颂》《北伐碑》等碑文,深得北魏皇帝赏识。后高闾升任中书令,北魏王朝的重要碑铭皆其所书。北魏高官、大文人高闾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2.据《魏书·崔挺传》记载:“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也。……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以工书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赐爵泰昌子。”崔挺因书法好,以中书侍郎之职,奉诏赴长安为文明太后之父书《燕宣王碑》,并以此功被赐“泰昌子”。北魏高官、大文人崔挺也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3.据《魏书·郑羲传》记载:“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义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刊石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加给事中。”郑羲以中书令、太常卿之职奉诏去长安拜庙并为文明太后之父撰、书《燕宣王庙碑》,并以此功赐侯爵,加给事中。北魏高官、大文人郑羲,同样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4.据《魏书·常景传》记载:“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笔者注:为今山西大同,北魏迁都洛阳后称大同为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笔者注:经本人考证应为高绰,此人乃高允之嫡孙。史书误将‘高’作‘常’)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北魏大文人、大书法家高聪自己出资,为族祖、北魏中书监高允精心写作《高允颂碑》,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5.据《魏书·常景传》记载:“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护军高显去世后,魏宣武帝四舅、权臣高肇曾委托高聪、邢峦、徐纥、常景等四位书法大家同时为其弟高显书写墓志,以优中选优。后经魏宣武帝批准,将常景所书《高显墓志》纸本,送皇家刻石厂刊铭刻石。常景为高显精心写作《高显墓志》,力拔头筹,得以留书碑铭,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6.据《魏书·高聪传》记载:“世宗幸邺,还于河内怀界(笔者注:今河南泌阳),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魏宣武帝邺诚阅兵,是其亲政后的第一次大阅兵。如此重大的为皇帝树碑立铭之举由高聪亲笔撰写碑文,可见高聪在当时政坛、文坛、书坛之重要地位。在此,北魏文坛重臣、大文人、大书法家高聪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7.据《魏书·高聪传》记载:“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赵谧),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高聪不但为北魏禁军首领赵修之父赵谧精心撰、书《赵谧墓志》,而且还亲赴碑志刊刻现场,观视碑石,检查质量,热情极高,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上述七例即正史所载的北魏大文人、大书法家们撰文、书写北魏碑志的历史事实。可能有人会问,在上述诸例中,除崔挺一例史书明确指出“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外,在其余六例中,为什么《魏书》在描述文人书家书碑时用:“造”“制”“作”“建”“为”等泛指动词呢?史书这样做是否表明,这些文人书家只撰写碑文,而书丹则由下级书吏或民间书生完成呢?

笔者认为,此事应从三方面考虑。首先,从中国文字学角度讲,查《辞海》等权威辞典,“造”“制”“作”“建”“为”等泛指动词均不能与特指动词“撰”字划等号,而恰能表示撰文加书写之复合动作,由此可知,《魏书》凡用泛指动词者均为既撰又书之复合动作。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讲,北魏王朝对文人阶层书碑佳者给予重奖,加官晋爵。这种明显的价值取导向,使北魏文人书家对书碑之事趋之若鹜。由此可知,北魏重要碑铭的书写一般下级书吏与民间书生难以插手,他们没有机会,也不够资格。最后,从人之常情上讲,碑主既请某位大文人、大书法家写作碑文,肯定是既赏其文又爱其书,碑主怎会只用其文不用其书,而另请下层书吏或民间书生去胡乱书丹呢?综上三点,应能释疑。

可能有细心者会问,上述七例中涉及的北魏碑志有面世的吗?其书法水平究竟如何?万幸的是,《魏书》所载高聪所撰书之《赵谧墓志》已经面世!细览《赵谧墓志》可知:高聪的书法水平确实不凡!该志可称为“北魏洛阳邙山体”墓志中的极品。《赵谧墓志》的面世,使北魏鼎极文人书家的书法作品展现在今人面前,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知魏碑书法提供了确凿的历史参照物。

不可否认,魏碑书法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既有以“邙山皇族重臣墓志”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也有以《龙门造像记》为代表的民间书法。另外,魏晋南北朝文人阶层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在魏晋南北朝文人阶层中,既有以北魏高聪为代表的热衷于碑志书丹的主流文人书家,也有以南朝王褒为代表的厌恶碑志书丹的极少数文人书家。如果幼稚地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均不屑于书写碑石墓志,魏碑书者均为民间书生或下层官吏”,则如此观点确有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之嫌!看来,中国书法理论界某些专家学者,确有必要补一补哲学这门基础课了。




《赵谧墓志》拓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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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6 12:4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气象浑穆  飘逸敦厚
——蠡谈从民间书法走出来的魏碑书法艺术


文/吕福隆


被视为民间书法的魏碑是中国书法在楷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定型为后来的唐楷以及其他楷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碑之所以被称为民间书法,是由于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局限性所制约而形成的。晋朝的南迁将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而北方由于拓跋氏入侵中原和魏孝文帝广推汉文化,使鲜卑文化和汉文化融为一体。所以,北魏时期摩崖石刻的书法作品无论优劣都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融合体。由于当时的制度所限,绝大部分刻石没有书丹人的名字,这也是后人将其列入民间书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晋朝南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迁了过去,给当时的蛮夷之地带来汉文化的春风;鲜卑人的南迁则是把他们的文化融入到了中原地区,自然也就多了些雄强茂密、古朴率真的艺术风格。

在历史上,南朝文化是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正宗,而书法则是沿续着魏晋遗风。北朝被称为非正宗,而魏碑则被称为“民间书法”。因为政治中心的南移,所以南方的文化以及书法就被定为正宗。南朝重于文雅,北朝偏于朴拙;南朝缺拙朴,北朝少雅趣。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认为,但历史确实也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既然如此,魏碑被称为“民间书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代学者祝嘉明察于此,所以他在《书学史》中说:“北朝书家,未尽见于史籍,多籍石刻以传,故于姓字之外,无从考其事迹,几不知为何许人也。然其不朽之作,实临池者之异宝,流芳千古,原非侥幸,其他书法高古而不署名者尚多也。”

中国的文字来源于民间,以民间的记事开始流传,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方块字。同时中国文字形态的每一次变化过程都渗透着民间的强大影响,无论何种书体无不如此。张立行在《中国民间书法大系》一书中说:“所谓的民间书法,主要是指中国历朝历代正统书法之外的书法作品。”民间书法是以实用为目的,在过去根本谈不到艺术层面。民间书法一词的形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书法是指一般的小刀笔吏、私塾先生和当时在农村能识文断字的人写的实用文体,所以说民间书法是与士大夫书法相对而言的。民间书法的主要特点:不饰雕琢,自然率真,追求古拙,寻觅古意,不受任何形式上的束缚,一任自然。我们可从民间的器物铭文、陶片、简牍、帛书、砖铭、碑版、写经体以及敦煌残书和楼兰残纸中,看到从周到唐各个时期的民间书法作品。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碑书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魏碑有其独特的书法艺术,难怪康有为将北碑书法概括为“十美”。阮元在《南北书派论》里明确提出:“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此言是他倡导魏碑书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章的结尾他更明确提倡:“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为北碑在清后期的复兴以及尊碑风气的形成做出了先导。康有为的尊卑思想集中地表现在《广艺舟双楫》里,在南北朝诸碑中,他特别强调魏碑以其风格分门别类,与晋、宋、周、齐、隋、唐诸朝前后左右相比,得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的结论。话虽然说得有些过激,但却有道理。在康氏大力提倡后,习碑之风盛行,书法至此进入广阔的天地,同时也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学者们极力搜访碑碣摩崖,发现越多,这些有利条件是利于魏碑书法发展的。这时期涌现了赵之谦、张裕钊、曾农、李瑞清、康有为、梁启超等魏碑书家;民国以来则出现了于右任、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胡小石、王学仲、孙伯翔等书家。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女儿造像……言造像记之可师,极言魏碑无不可学儿。”可见康有为对魏碑的推崇达到了何种程度,他将魏碑书法与穷乡女儿造像相提并论,这与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北碑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的“中原古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二位老先生的“穷乡女儿造像”和“中原古法”之说把魏碑书法划到了民间书法的范畴里,魏碑是民间书法的观念几成定论。应该说他们是“民间书法”的始作俑者。自他们以后,凡学碑者无不追求乡野之气,聪慧者将其化野为文,反之则走入“邪道”。

北魏时期书法是以摩崖刻石、题记等分类的,可谓绚丽多彩。在众多摩崖石刻和题记中,大部分是一些当地的小官吏以及士绅们记功、记事所记,诸如修路架桥,凿山治水,还有些刻经佛号、题名等,有的仅有几个字,也有几十个字的,还有百字以上的。其书法特征是古朴自然,言简意远,驰骋八极,吞吐六合,显现出大巧若拙的气势。然而以《龙门二十品》《爨龙颜》《吊比干文》《张猛龙》的遒劲雄浑、峻峭方整的摩崖石刻书法艺术风格,以及以《张黑女》《元略墓志》《三司马墓志》的秀逸摇曳、含蓄潇洒的墓志书法艺术风格奠定了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这些书法艺术品无论是在洞窟中还是在悬崖峭壁上,都充满着庙堂之气,呈现出其雄强伟岸、正大气象的艺术风格。同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拙朴之美。这样的传世佳作完全可以与汉隶、唐楷以及王羲之的行草相提并论,怎么可仅以一个简单的“民间书法”相称呢!应该把魏碑的书法艺术精品与那些率意粗陋的造像、题记区别开来,不能一概而论。

魏碑的衰落源于唐楷的兴起,由于唐楷法度严谨,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其无一笔无来由,特别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再加上宋、元时期行草的兴起,唐楷变成了初学书法的范本与学子们进仕途的文体书法,到清中后期则变成了“馆阁体”。魏碑则被历史尘封起来。世上万物皆有轮回,在魏碑被尘封了一千二百多年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重新将之启封,魏碑书法艺术又得以焕发了第二次生命。因魏碑大多裸露在荒郊野外或山野,所以后人将魏碑视为民间书法也就不足怪了。就像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近几年经考古专家认真考证应为“司母后鼎”,知道错了,改过来就行啦。希望那些在观念上还简单地认为魏碑就是“民间书法”的人们,应该扭一扭观念,因为魏碑的书法艺术是源于民间书法,但不止于民间书法的具有多种层次品性的艺术宝藏。
发表于 2015-1-6 15:02: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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