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人杰：秦国青铜器《商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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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青铜器《商鞅量》

孙人杰

《商鞅量》又称为《商鞅方升》。（图1）秦国量器铭文十分发达，最著名的《商鞅量》

是秦孝公十八年的标准器（公元前344年）。

该器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高）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中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召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度量衡。因此，《商鞅量》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图2）再从《商鞅量》所刻文字来看，铭文字势纵长，书刻较草率，与秦早期青铜礼器《秦公鐘》（图3）铭文字法端严整饬，流美遒宛相较，优劣自别。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礼器和实用器在对文字书法的要求上不一样，前者严谨美观，后者潦草简率。以《商鞅量》加刻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与我们见到的《秦诏版》（图4）比较，《商鞅量》上的诏书刻字字形散乱，线条乏力，而《秦诏版》上的刻字严谨精致，这大概与在量底部刻字难度更大有关。

青铜器刻铭，是在青铜器铸铭和简牍墨迹之外的另一种式样。由于刻字技术上的种种原因，改变了篆引宛转流畅的圆弧线条，增加了方折的直线以便刻制。这与简牍墨迹中方折增多，便于快写，以应付日趋繁复的事务，更重实用性是一致的。由此想到鸟虫书等美饰书法，如《越王者旨於睗鐘》、《中山王方壶》、《曾侯乙编鐘》、《王子午鼎》（图5）等虽然创作出了美伦美焕的艺术珍品，但曲高和寡对后世文字书法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反而是日常实用书法改变了以往的文字书法式样，由篆而隶而行而草而楷，形成了现在我们应用的汉文字基本字体及书法式样风格。《说文解字》中谈及“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史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后人多以此说，但从书法的书写技术性深究，正是破坏篆书结构、笔画改圆转为折为直，是引发隶变的根本性因素。而战国简书中书写速度的加快，出现连笔，是产生行书、草书的根本性因素。没有这种技术性的改变，就没有后来文字书法的改变。如果说鸟虫篆美饰文字是书写的艺术性追求，刻铭及简牍墨迹（图6）是书写实用性的追求，结果却是实用性追求引发了文字书法的流变，而不是艺术性追求。

现行汉文字是在秦文字基础上发展而来，除了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强制措施外，文字演变内在原因，可能要在文字的实用性这一点上去找了，《商鞅量》的写作本此，愿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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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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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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