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宋克《急就章》与章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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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急就章》与章草史

文 | 陈振濂

（一）

《自青榭本·明宋仲温＜急就章＞真迹》在章草名迹中知名度最高。凡习书而知书史者，若论宋以降书法，除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以下，宋克在元末明初章草领域是一枝独秀。叱咤风云，无有可替代者。书法在汉隶、魏碑、唐楷、宋行的延续承传过程中，由于南宋书法的气格衰弱笔墨枯寂，而有一蹶不振之弊。南宋四家中朱熹、陆游、范成大；与北宋之苏、黄、米的一代主盟的气场相比，自难望其项背；而张即之则有狂燥之失，亦非领袖群伦的气度作派。故有赵孟頫一支以晋唐正脉相表里，以内质风雅为尚，点画之间，拂拂有晋韵也；于势则为“顺接”。其次则有明宋克擅章草，以求精凝高古，一反晋之行札与唐之楷法的时尚“新体”，而求上古之拙；于势却为“逆承”。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即明中后期到清初的中堂大轴连绵狂草，以徐渭王铎傅山为典范。赵孟頫的行札是向内（风姿涵泳）探求；徐渭王铎傅山的是向外（形式挥洒）拓展。只有明代宋克的章草，因其古拙而不为时所理解，关注度既不高，始终没有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热点一一一或更准确地说，是宋克临＜急就章＞与他的章草书，在元明书坛中众体争艳中求其唯一性独特性，是有意义的、为世认可的。但在成为书法史中兴的承接者与标杆之一，成为「晋韵行札」、「狂草大軸」、「章草古法」三大脉络之一；宋克却四顾寂寞、形只影单，既无一呼百应之势，又无泰斗巨匠之尊。即使同代后辈如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在世俗的知名度也大大高于宋克。由此可见，宋克章草与存世临《急就章》本篇，还面临一个被重新认识、定位的机遇，拥有一个充裕的学术发展空间。

在唐宋元明楷书与行书成为书法主体，统治书法史千数年之际，恢复、重振、中兴素称古拙的章草，能否成功？我以为成功的标准中，最值得关注的评价标准，是它的正宗与纯粹。通常宋明人写章草，会将熟悉习惯的晚起的楷行书意识与方式简单地移植到章草书体中，形成“章草其形、楷行其笔”的骑墙的“时尚式组合”，既肤浅又狭隘。在明清，在当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讨论章草的书写水平，首先是纯正与“地道”。任何能混同于唐楷宋行各种笔法的蛛丝马迹，都不为我们所认可。

其次是章草的行距字法，章草从汉隶尤其是竹简木牍中孕育而来，竹木简取纵式，因此不可能象唐楷以后字距行距取方正等分配置；而元明以至今天的章草书法当然也不能以后度前。所谓高古，即是指不符时流、不合新体而言。再者章草用笔自隶而出，因此多取平实，甚少强力顿挫飞扬跋扈，及以形变化、以气张扬的楷草风气；而是如实用文书抄录式的精警内敛一丝不苟，是在书写心态上的谨言慎行气沉丹田，一种内聚脉息外收筋骨的自我锤炼过程。以此论之，元明章草若仅就章草立场论，则大部分是亦草亦章、草中见章的姿态，虽有＂名家＂之尊，技法上也很过硬，但就章草书体立场论，往好里说是融合体，若直白地说是夹生饭，却都不算是章草的本尊。

以此来看宋克临《急就章》，才会体察到它的独一无二弥足珍贵。首先，它对于字形的空其中枢满其四维的做法，正是从金文大篆如《散氏盘》《毛公鼎》抽象而来的古文字造型意识。而在用笔方面，以行楷书的横竖转折的直划而少顿挫，又加以隶书的雁尾夸张之笔強化其顿挫来收束字势，本来，隶书雁尾之笔求舒展；而章草每字终笔以捺笔短促之形求夸张，这种方式，正是木牍竹简狭行取横势的传统古法一一一除了竖画中偶见长捺笔以求𣊬间飞扬放纵之外；大部分横画都是以短促的斜捺笔方式作为横捺笔，形成一个笔画语汇程式。仔细检测《急就章》的每个字造型，无一是以行书代庖，而是纯正的章草造型语言。这种力求正脉的专业心态和精准的把握力，透出宋克作为一个明代书法高手的出众卓绝之处，他不因为认识不到位而凭印象和稀泥凑合，而是出手稳准狠，每出招必传精入髓，令人叹为观止！

如前所述，章草从金文和战国帛书尤其是竹简木牍中沿生而来。因此，章草的章法应该是上下衔接紧凑，如竹木简条列状，有“行”（亦即竹条狭长）的意识：上下观强于左右观。纸张应用大盛之后，虽然没有竹简木牍的实物狭长格式限制，但这种重上下轻左右的意识仍然是章草不同于今草、狂草、即使是小草的一个关键视点。这一点，只要对比宋克临《急就章》与孙过庭《书谱》、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及以下小草名作的字距章法即可明了一一一诸种小草皆有楷书成立后的方块字四维即上下左右的、无所不在的顽强意识；而宋克却重点关注上下衔接胜于左右。因此他的临＜急就章＞，釆用的必是“古法”。

「隶书之势」、「草法之形」、「上下銜接」，乃是宋克临＜急就章＞在艺术形式技法语言方面为后世怎样理解章草新开的三大门径。在他之前，无人有此系统性，在他之后，沈曾植差可拟之。但后继步武者极尠，亦是不争的事实。

（二）

关于宋克临《急就章》，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有趣内容。

首先，本册宋克临《急就章》为北京市文物局旧藏。亦称卓君庸藏本。卓君庸为清末民初章草大家，与于右任共同发起标准草书运动，在《草书月刊》上发表过关于章草、草书的多种文字，还著有《章草考》。这样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如果仅仅是痴迷于收藏，那也只是一介文士而已。但因为他向社会发起倡导标准草书运动，又有象于右任、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等同辈后辈的协助推动，自然就有了一个书法界领袖、社会名流的地位与声望，非仅限于一介收藏家的角色了。更以他还以章草书法实践家的资格，研究、推广章草书，不但有专著《章草考》,还连续两次出资印刷柯罗版的宋克《急就章》，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九月1928，京华印书局刊。又一次为民国二十三年六月1934，和记印书馆刋。这两次印刷出版，使宋克和《急就章》化身千万，表明卓君庸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收藏家，在传播上也下足了功夫，而为同道所望尘莫及。于是，创作实践、收藏、学术研究、推广传播、发起社会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综合体的规模而不是单一藏品的单打独斗；在其中，宋克临《急就章》又是核心的存在，则对于这册章草典范的艺术价值以外的社会文化价值，鄙意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其次，围绕宋克临《急就章》,又让我们捕捉到一个书法文化地域学的重要历史信息。在此册中卓君庸广征名流题签作跋，计有郑孝胥、陈宝琛、罗复戡、林志钧、姚华、余绍宋、梁启超、罗振玉、周肇祥等等，貌似在卓氏在此册入手“自青榭”之前，应该在北京的名宦豪士之间流传日久。上举诸公，皆是清末民初显赫的文化名流，均有功名，且都有长居京津的记录。与苏、浙、沪的艺术圈书法圈如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及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并不同调。又据梁启超跋云：

“比年朋辈中颇有以章草相淬厉者。（林）宰平、（余）越园、（罗）皆勤勤有事矣！（卓）君庸愿力尤伟且挚，广搜善拓而而不以自私，汲汲景印流布，有难读者，时复为之释文，思以沾溉艺林，光大斯学，甚盛也。”

据此可知，在当时北方，痴迷章草已经拥有一个特殊群体。在本册的题跋中，梁启超、罗振玉跋在天津；姚华、周肇祥则为北京宿耆名士，当跋在京师。跋文署年款都在戊辰1928，从4月10日卓氏跋开始，罗振玉7月跋、梁启超周肇祥中秋跋、余绍宋9月跋，皆在半年之内。表明这个章草书法群体是客观存在的。或许，它是三十年代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运动的预热与先声？倘如此，则宋克临《急就章》不仅是一藏品，它已经成为民国草书、章草发展的一个实物见证，一个起点，这一定位，夫复何疑？

宋克临《急就章》在书画收藏拍卖界也是“承接名门之绪”流传有自。民国年间的1928、1934已有两种珂罗版问世，知名度大增。而在新时期文物书画拍卖史上也历历可按。如《嘉德十年精品录·中国古代书画•古籍善本》2003，《瀚海十周年•书画卷》2004，《嘉德二十年精品录•古籍善本卷》2014，以及《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984，《中国古代书画图目》1986，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2015等等中皆有详细记录，虽然本卷无款无印，但从著录上说竟毫无瑕疵。此外，建国后此卷还曾入康生之手，有“康生”“康生之章”。未知是收入秘箧还是只凭借观？！

2003年嘉德春拍曾亮相索靖《出师颂》章草，一时震动，把书法界的注意力吸引到章草这一高古又孤傲的书体上来。其后学章草在书法界渐成风气，但一直难成气候，略嫌冷清。究其原因，是因为缺少唐宋以来从楷书到草书以及清代篆隶北碑的一整套学习方法。那么，如果把这次嘉德2016春拍的宋克临《急就章》当作提倡章草的一个契机，追随卓君庸这样业绩烜赫的前辈，理出从索靖《出师颂》直到宋克临《急就章》的脉胳，当然，资料方面再往上可推到陆机《平复帖》，往下可伸延到沈寐叟王蘧常，或许真能为章草书的复兴立一新门户，下一新转语。倘如此，嘉德之于章草书，可称大有缘亦大有功也！


2016年4月于西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