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推荐] 徐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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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古玺>>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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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神奇  髯翁发见   
                   ——于右任先生对草书规范化的贡献
                                                           徐畅

    这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家、新闻家、诗人、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1961年1至3月创作的并多次书写的第二首《百字令&#8226;标准草书》（图1）。此前，早在1944年就创作了第一首（图2），时距《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第一次本，亦即集字双勾百衲本出版八年。该诗在1948年3月前后反复写过多次。于先生在简述了草书发展的历史之后，强调了草书简捷快书的实用性，尤其是表达了对草书结构的符号规律（亦即千百年来草书不传之秘诀——标准）的发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喜悦心情以及向国人宣传、普及标准草书的迫切心态。
    “符号神奇，髯翁发见！”何等地自信，何等地自豪！草书符号的发现及其系统地整理，从而创立了当代举世瞩目的“标准草书”，这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旷世一代大家、“草圣”于右任对草书规范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草书必须规范化
    草书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书体，艺术价值高，而且书写简便，可以趋急应速，实用价值也很高。“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他们把草书的美质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在草书创作中，历代草书家对草字的来源不同，书写方式各异，自己对草字部首的把握，艺术创作思想方式等的差异，草法不统一，所以各书其字，一字多式，甚至数十式的现象非常严重，使草书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之中，让后学者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有些人对草书的字法（结构方法，俗称草法）不明了，“信笔为体”，“聚墨成形”，草法乖谬，于是出现了“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或者说“草书不规范，神仙也难辨”的现象。这个“格”，就是“规范化”；没有约定俗成，随心所欲，各写各的字，当然别人认不得。这已是一条千百年来书法界认同的真理。这个“格”一直困惑着学者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被于先生发现：草书是由符号组成的。符号成为打开草书秘诀的一把钥匙，遂有“符号神奇，髯翁发见”的吟诵。
    草书需要规范化也正如篆书、隶书、楷书需要规范化一样。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想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历史功绩。战国时期秦国通行小篆，而六国使用的是大篆。文字因地域性的原因， 各地文字异形结构层出不穷，加之书写的任意，同一器物的同一个字也字出多形。如《侯马盟书·字表》收本体381字，异体1274字，异体字几倍于本体字。“复”字竟有54种写法。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现象的严重性。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统一文字的工作势在必行。他下令把已在秦国流行的秦篆（小篆）文字加以整理、简化（“或颇省改”），使其规范化，作为通行全国的官方标准文字；同时，废除原六国地区不与秦国文字（秦篆）相合（形同）的异体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使秦篆文字更为规整划一。
    “篆书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符合“六书”的法则。隶书则“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按：应为古文）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文字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字形于是由繁复趋简化，书写由缓慢趋快速。文字学家把汉字从篆书演变为隶书而产生的变化谓之“隶变”。“隶变……开辟了近两千年来隶书和真书的形体。”“隶法逐渐成立而代替了篆法，又从（古）隶书中发展出八分、正（楷）、草、行书等书体，更便写，更美观，使书法史写出了最辉煌的一页。”而《熹平石经》（又名《汉石经》）是东汉隶书（又称“八分书”）的代表作。《熹平石经》受诏校书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刻石完成于灵帝光和六年（183年），以创始年名。这是官方校正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仪礼》、《论语》文字的统一版本，起到了规范文字（隶书）的巨大作用，产生了“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的轰动性效应。从艺术角度来说，由著名学者蔡邕等一批书家书写的石经文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历代统治阶级以校经、刻经为手段，从而达到规范文字为目的文字规范工作还有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又称《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宋高宗御书《石经》……直至清代，几乎历代都有石经刊刻；从我国最早的识字课本——《史籀篇》、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到清代康熙张玉书等人奉敕编撰的《康熙字典》，以及民国时期的简化汉字，直到建国以后颁布的《简化字总表》都是历代统治阶级规范统一文字的重要措施。非纯音符（字母）的汉字，是一种意符意符文字（又称语素——音节文字）。他由篆（大篆、小篆）而隶，由隶变真（楷），字形从繁趋简，尚用四五千年至今仍在使用，正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给予规范化的结果。
汉文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篆书、隶书、楷书在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阶级及劳动人民不断反复地给予规范化，使其健康地发展。同时也证明：草书的发展也必须规范化。
    二、划时代的壮举——标准草书
    草书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创作期和集字期。草书的创作期是指草书形成的汉代，经魏晋、至唐宋时期，（当然也可以直至明清、民国，甚至现代）大量的草书家创作了无数的草书作品，许多墨迹本、历代丛帖、个人丛帖、碑刻塌片留下了他们的手迹。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中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是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是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清李滨《草说》十四卷以部首编排前人草字，少数字国以笺注解说，即该书《草书编类序》中所说的疏解。第十五卷著文叙文字之演变，草法之源流。书末附《草书编类》，其中“一笔”、“省点”、“省戈”、“缺左”、“删损”、“籍笔”等是例举草字的删繁省变之法；“篆变”叙草字借用篆体形势而立；“起手同”、“辨微”，“半体同形”等辨疑似之微同。主要栏目“偏旁同文异形”、“偏旁异文同形”则例举各家之字说明偏旁草书之混乱。此《编类》虽触及草法之皮毛，亦认识到草法之混乱，但对此状况却表现得无能为力。
这个时期，尽管草书符号已经形成并在书写中普遍地使用，但编纂者却毫无知觉。这个集字时期也就是草书符号的盲知时期。
    我们也看到，在集字时期中还涌动着一股可喜的潮流。宋人佚名撰《草诀百韵歌》（或简称《草诀歌》前人伪托王羲之撰），是编专叙草书作法，以歌诀的形式介绍草书的偏旁结构，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以启初学。是编虽未言明“符号”，却把相近的符号（偏旁）以及疑似字加以辨别。如“宀头无左畔”，“长短分知去”（图3）等等。但其中也多有使人惶忽费解处，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但是“水”字的草书字形却无点，仅比“言”字略短一点，造成“水”与“言”无别的错觉（图4）；“左阜页丁反，右刀寸点弯”，也造成了学者草书字形“阜、贝”无别，“刀、寸”无别的错误（图5）……遂后又多书与之“商讨”。首先，明范文明《草诀辨疑》就《草诀百韵歌》举例所未及者，列举古代书家其他字例不同写法进行辨疑，意在告知学者不必拘泥于一法，与《草诀百韵歌》唱了对台戏。清朱宗文（学古）《草圣汇辨》，取《草诀百韵歌》逐字辨明其误。汪由敦撰《草诀偏旁辨疑》，则增订改编《草诀百韵歌》为四百言。民国初，王世镗曾修订《草诀百韵歌》作《增改草诀歌》（后又加以删定，易名《稿诀集字》），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并在汉中刻石印行。“以上这些典籍仅供初学，偏旁以例举，尚未自成系统，正如刘延涛先生所云：“草诀百韵（歌）仍为列举的，而非系统的。且于草书形联之微妙变化处，无以阐述。”显然这时还处于一个实验性的初知阶级。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发现草书构成规律（秘诀）和符号者，于右任为古今第一人。
    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其方法步骤有六端：
    1、明确目的和原则
    我国文字繁杂，偏旁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
    2、成立草书社
    1932年12月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胡公石先生1932年5月拜于先生为师。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工作。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广泛地汇集草书资料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4、决定标准草书的“母本”——今草，并以“千字文”为选字基础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5、集体研究，逐字比对
    草书社同仁对草书法帖上的每一字的结构，以及位于不同部位的偏旁、部首的草写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就同类字进行排比研究，反复比对；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字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由于右任述意、刘延涛笔録撰写了《标准草书凡例》，说明“凡代表二个以上部首之符号曰代表符号”。并例举了左旁27个、右旁23个、字上7个、字下7个、以及对称符5个、右上符、左上符、交笔符2个、补笔符累计74个代表符号。《标准草书释例》则对各种符号作了详细的剖析、解说。《附录》则有《符号之互借与习惯字》、《词联》、《略论书理》、《疑似字表》，对一些习惯字及草书书理、疑似字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或比较。这样既使草书符号系统非常条贯，明朗、清晰，又得到书法理论的支持，完成了标准草书的系统化、理论化工程。标准草书“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胡公石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塌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作者的字。刘延涛先生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把不合于原则的汰去，再就合于原则的，选用最早的作者。如某一草法，董其昌有米芾也有，则舍董而用米；米有孙过庭也有，则舍米而用孙；同理，如二王也有，则舍孙而用二王。这是表示对创始人的敬意。当然也有例外，如某家字用得太多，而某家太少或根本没有时，则设法采用后者，殊使学人对于历代作者都有认识的机会。或者前代的草法，太重美艺，未若后来之便利实用时，亦采用后者，因为标准草书之作，本来是为实用的。但是，说来简单，审查时的争执，也常有不欢而散或累月时不能解决的。这固然是于先生的民主风度所招致，然亦是见同仁工作的认真。”刘延涛先生还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二次印本跋语中说：“当年社中同仁，一灯对座（坐），每得一字一解，逐一呈清右公主裁，此状历历在目前……”由此可见，草书社在研究草法时是逐字比对，系统研究，集体讨论，右公主裁。
    6、《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是借用历代草书名家艺术成果的结晶
    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7月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六次本连上款下款计1027字，其中七十五字在古迹中找到不满意者，于右任与社中同人按“标准草书”原则，依古意补入，其余952字全都采自古代书家作品之中，占全部字数的92.69％。其中选用了王羲之213字，怀素136字，仅此两人已占总数的33.29％（三分之一弱）。从古帖中选用的952字，共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二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宋拓等四个版本），怀素（澄、寒等十一个版本）、欧阳询、孙过庭（三希堂等四个版本）、虞世南、贺知章、鲜于枢、邢桐、王宠、米芾、董其昌、陈淳、文璧等。参考的其它草书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二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涉及之刻帖、墨迹，从《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十七帖》、《书谱》、《自叙帖》等草书名帖，到《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大型丛帖；从新出土的《楼兰文字》、《流沙坠简》，到新影印的《古今尺牍》、《故宫周刊》，乃至日本的《书道全集》，可谓是应有尽有。汉之崔瑗、张芝，魏之锺繇，吴之皇象，晋之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南朝之智永、唐之孙过庭、颜真卿、怀素、张旭等等。书圣王羲之的作品收集了一百余帖，入选《范本千字文》的有104帖，除《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经法帖。“历朝历代尽收其中，直到民国王世镗。蒐集之广泛，选检之认真，古今未有。时人称之为“集字百衲本”，何止百衲焉！其价值更无以估量。古之草书千文不下百种，无一能与之同日而语也。征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的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味。而众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众性。”
    刘延涛先生评标准草书说：“确立草书系统，挈合草书符号，表例条贯，晤一通百，于极紊乱复杂之中，求出其极清晰严整之演变规径，而为中国文字放一异采！《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的出版，表明了草书已进入了符号认知阶段，这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正如刘延涛先生所说的，这是“利天下利万世”“最伟大的贡献。”
   《标准草书草圣千文》问世以后，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一些著名书法家、社会名流、学者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但是，于先生对“标准草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先后又出版了八个修订本，及第十次本，使之能更好地为国民所利用，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胡公石先生继承于先生所始创的标准草书未竞事业，经五十余年的潜心探研，以《标准草书千字文》为母本，在此基础上又整理和编写了收有常用字六千多个的《标准草书字汇》一书。他增加了152个单独符号，“代表符号由原来的74个增加为87个，部首由原来的349个增加为384个。这样，依草书的组织（为主）的代表符号，和依楷书的组织（为次）的单独符号使汉字草法标准化、规范化趋于完整。“掌握了这两种符号，举一反三，引申推衍，草书的辨识与书写便会得心应手，十分方便。”36两种符号的发现，“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标准草书字汇》的出版以及符号的扩展是草书规范化历程上的又一里程碑。
    三、标准草书是符号的规范，是字法的“标准”
    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著名书法家、学者纷纷写诗著文给予肯定和赞誉。有学者认为于右任对草书规范化工作的贡献至少有三点；一是规范草书形体，草书构形规律——神奇符号的发现和使用，让人们了解草书的一般规律，具有全民性；二是在文字学上的贡献；三是草书是被简化了的，以圆线为主要特征的书体，《标准草书》符号化以后更为简例迅捷。于先生发前人所未发，完成了后人无法企及的伟大工程，——草书妙理——符号规律的发现，是草书发展划时代的壮举。然而也有少数书家对此议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草书一旦标准化了，还有什么艺术可言”！“标准草书作品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等等，等等。他们或是对草书结构体系不甚了了，或者是对草书体系略有了解而不愿受其约束（约定俗成），随意创作，以竞新赏，或者误将“标准草书”所致力的草书字法（草法符号）的“标准”当作了是于右任先生在倡导草书艺术“标准”化。“标准”一词，《辞海》曰：“标准者，衡量事物的准则，榜样，规范也。”可见“标准草书”就是草书字法的准则、榜样，规范化。草书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并不意味着用笔、结体、章法的“统一”、“规范”。书家使用标准草书的符号系统尽可以在用笔上（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方折、圆转的使用）、结体上（大小、肥瘦、清秀、俊逸、粗犷等的不同）章法上（疏密、聚散等）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于右任所创立的“标准草书”影响一代，数十年来，师从先生研习书法而卓然成家者颇多，蔚然成“于派”。但各人风格不同，异彩纷呈。刘延涛，几十年一直在于先生身边工作，研究书论、书法，是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的最得力助手。他的字也像他的画一样清隽委碗。胡公石，在草书规范化方面是于先生最优秀的继承者与发展者之一，他的草书，像于草一样法度严谨，笔势流动。唯笔道的波磔变化，末笔蓄势上不似于书，却是自家面目。李普同，四十年代末投于先生门下，为入室弟子。他的草书结字之中宫紧收、时取纵长体势却与于先生从魏碑脱颖而出的结法不尽相同，表现了自家风格。金泽子卿，为于先生唯一的海外弟子。他是篆、隶、楷、行、草书五体皆精的大书家。他的行书和标准草书作品，无论笔法、笔势、笔力、结字、字势、韵味都能再现出于右任先生草书的风神，甚至达到乱真的地步，但在表现笔势字势的力感、用笔轻重的变化却有自己面目。在台的于门书家胡恒、李超哉、唐涛、金仲原、彭涛、杨昆峰、苏天赐等皆“虽学于书，仍见家法”，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日本高崎书道会的天田研石、小林幽斋、田岛流水、金泽清华等诸位书家及我国的一些研究者、标准草书家何尝不是如此。胡公石先生也曾强调：“我们所说的标准草书，是指作草书时草法的标准化、规范化，它和书法家书各自形成的或雄浑或婉丽等等风格与流派是两码事，就像提倡写文章要讲求语法，而文章风格可以各不相同一样，二者并无相悖之处。今年春季，中国标准草书学社举办“社员作品观摩点评活动”，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其一，标准草书作品会承于书的衣钵，颇具于书的韵味，但也有自家法度；其二，以标准草书为主体，兼用行草字体杂陈其间，用笔提按跌宕，线条结体颇具变化，与于书的体势不同，有自家的面貌。其三，以章草笔法或狂草章法写标准草书，或亦章亦草，别开生面，或字间略有联绵，让人耳目一新。可见标准草书研究者，也在探索创新的问题。
    使用标准草书的符号系统完全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大家使用的符号系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各人的书法功底和书论（艺术）修养的不同，所以表达的意境和艺术风格也不一样。
    于先生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八次修正本出版时仍很虚怀地说：“这只是一个蓝图，伟大的建筑，还要国人共同努力呢！”随着历史的发展，标准草书符号系统一定会更为完善、实用、合理；标准草书将会更为普及；标准草书的艺术风格将更为繁多，标准草书“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必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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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生

这是一位理论家啊！

唐朝轶

                              玺印的起源和其它
                         ——《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卷编后札记
                                                           徐   畅

     1961年我随母亲到谈月色先生家去拜师学艺，并在那里阅读了《陈簠斋手拓古玺印集》，从此与古玺印结下了不解之缘，四十年来未曾稍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撰写了《商代玺印考证》，入选1986年10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在烟台举办的“全国书学讨论会”，开始了先秦玺印的断代研究征途。1999年12月，拙编《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先秦印风》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最早按时代及分域编排的先秦玺印谱。2000年7月，拙编《中国篆刻全集·卷一》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图版997页，收录商至秦末玺印7911方，总计收录各种材质的玺印、印迹以及封泥11159件，可谓集先秦玺印之大成者。最近，拙编《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卷已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该卷除选择先秦各时代的精品玺印外，每印还附有考释文字，说明玺印的出处、流传承续、时代或国别、玺印的类属、印文的识读、艺术评价并注明异说。总之，印、文对照便于读者学习、研究。笔者研究先秦玺印的心得体会也记录于兹。在该卷出版发行之际，我想补充该卷未详者，谈几点看法。
     我国玺印的起源问题。河南舞阳贾湖史前聚落遗址所出的“十”字形陶印（模）、河南渑池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所出的“田”（？）字边款圆窝纹陶印（模）都是商周玺印的“前辈”——我国玺印的“雏形”，也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在四十多年前，著名考古学家林惠祥教授对新石器时代的陶印模已使用“陶印”的称谓，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创见，笔者非常赞同。河南舞阳贾湖史前聚落遗址所出的“十”字形陶印，为我国玺印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把他们的起始年代推到了八千年前。
     “中国古玺印和西方印章的相同之处，皆起源于同种‘劳动’工具——印模。”（叶伟夫《中国印石》）笔者亦以为然。“据考古发掘，最早的石制圆柱形印章出现在欧贝德文化期（约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约5500年左右。如以贾湖史前聚落遗址所出的“十”字形陶印模为国陶印的最早标本，那幺，我国的古玺印要比西方印章早3000年左右。我国滚压式陶印（模）多未测定其具体年代，但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物，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印章（石制圆柱形印章）应属同期。所以，“西方的印章早于中国古玺印有3000多年”的结论应颠倒过来，我国玺印早于西方印章3000年左右的新论断应重新确立。
     山东潍坊市寒亭枣里村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草字双印红陶罍”颈部压抑的两个同文印迹，证明夏代已有文字玺印使用。夏、商、西周是我国玺印的起始期。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公私玺印、成语印、图像印的广泛使用是春秋以后的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玺印的功用、性质也在发展变化，人们的主观书写、制作（铸、刻、钮式等）审美意识也随着汉字书体的不断变化、玺印材质、制作工艺的不断地改进而发展变化。在几千年的玺印发展史中，我们认为他们经历了滥觞期（新石器时期）、起始期（夏殷商西周时期）、勃发期（春秋战国时期）、成熟期（汉至魏晋）、艺用期（唐代以后）、文人篆刻期（元、明、清、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大体上符合玺印与篆刻艺术发展的时代特征的。拙文《玺印的滥觞与起始》图文并茂，论之甚详。
      玺印是一种文化现象。首先，玺印与篆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甲骨文中即有“印”字，其字形从手从跪跽之后，表示以手抑按压服，使人跪下，有压抑之义，为动词，此为“印”的本义。玺印与陶印模有什幺承继关系呢？首先，抑埴的本义没有变，这也是把陶印模称为陶印的根据。其次，这些陶印模除无把滚压式的以外，皆有拍压面（实为印面）、印体、把柄（印钮），便于把握，已初具玺印的三要素。再者，柱状把、环形把、绞索把对商、周玺印的钮式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由此可见陶印模与玺印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春秋时期玺印施于封书（压印于泥封上），称为“玺书”。其时，秦国玺印上用印，如“工师之印”。其它国家的玺印上出现了鉩、鈢、●、●等字形，如司马之鉩，表示玺印，为名词。战国时，楚、齐、燕、韩、赵、魏六国通行的文字叫“古文”，属大篆系统。先秦时期“玺”是对各种印章的通称，“尊卑共之”。秦国一直沿袭西周文字的体系，由大篆向小篆过渡。书刻于春秋晚期秦哀公三十二年（公元505）①的石鼓文，已有近一半的字已是小篆或近似小篆形体。战国时期秦国已通行小篆。秦统一六国后，“罢（废除）其（指原六国地区）不与秦文（指秦篆，即小篆）合者（相同的）。”（《说文解字·序》）就是摒弃繁缛的六国文字中与秦篆字形同不的异体字，而以当时已流行的秦篆文字为基础，经过全面的整理、省改（《说文解字》曰：“或颇省改”）、简化、合并后，完善定型使其规范化，作为官方指定通告全国的标准文字。于是，废六国通用的“鉩"等字形而用秦篆“璽”，而且规定帝王专用，只是到了秦始皇赢政统一天下之后，才为天子独用。故东汉朴学大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十三下土部）云：“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说文解字》（九上印部）：“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所持信也，从爪从卩（節、节）。”这时，玺印的主要用途是表示权力和凭信。
     “篆”字晚出，最早可能见于《说文解字》。秦汉时对“篆”有两解，一作名词解，作书体名，如大篆、小篆；一作动词说，运笔书写，《说文·竹部》：“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书者，引书而着于竹帛也。”王筠句读：“运笔谓之引。”“刻”字也较为晚出。《说文解字·刀部》：“刻，镂也。”段玉裁注：“《释器》曰：‘金谓之镂，木谓之刻。’此析言之，统言则刻亦镂也。”显然即雕刻之意。篆刻的本意就是书写篆字并把他雕刻出来，这是广义的篆刻，是指在各种材质上书写并契刻篆字。按照这一定义，甲骨刻文、金文刻文皆为篆刻，其时书法家也是篆刻家。因此，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契文字符号，如距今4500~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莒县陵阳河遗址陶器所刻“炅 ”、“●”字，以及直接在甲骨上刻契成熟文字的书法家都是最早的篆刻家。商代的甲骨文书家就是杰出的篆刻家。
     狭义的“篆刻”，是指在玺印上书写并契刻篆字。篆刻艺术是表现印面文字的书法、刀法和章法的技艺。篆刻学是研究篆刻艺术、流派、印人和篆刻教育、刊物等内容的一门学问。研究玺印的学问称为印学。印学包含有玺印的起源、断代、分期、分类、典章、制度、形制（包括印台、钮式、绶带等）、考释文字、辨识真伪等等；篆刻艺术当然也和印钮艺术一样属于印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时代的不同，印文、钮式及印台（印体）也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常识。但是各个时代的玺印与当代政治（官制）、经济贸易学、哲学思想、手工业、农业、军事、文化、教育、体育等社会背景都有相当的联系，在当时的日用器皿如青铜器、陶器、砖瓦、画像石上也有反映，这种相关的联系赋予了玺印非常丰富的内涵。所以我在编写此卷时，把许多金石文字和图像资料与玺印并列，以使读者更易于领会这种内涵。但是这样编排却不合《全集》的体例，只好割爱。为了阐述和宏扬这一文化内涵，我又另着手撰写《先秦玺印图说》一书，现已写出《楚国的丝织业和官署——兼谈秦国的丝织业》、《先秦的气功师——●——导引漫话》、《獬豸封泥和獬豸玺印——由獬豸玺印说到姓名图像玺》三文。前两文《篆刻丛刊已刊或即刊，后者《中国书法》待刊。读者不妨找来阅读，并予赐教。
     先秦玺印难于考释。甲骨文五千单字，现只能释读其中一千五百左右的字。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割据，文字异形。书写者任意挥写，异体别构层出不穷，同一器物的同一字也字出多形。如《侯马盟书·字表》收本体381字，异体1274字，异体几倍于正体。“复”字竟有54种写法，连同与“腹”字相为通假者竟有一百多形。“侯马盟书”的文字大体上只是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使用的文字，尚且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异体字，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字异形”现象必然更加严重。因年代久远，先秦古玺多锈蚀不清，更增加释读的难度。所以，有些印文古文字学家尚有歧义，就不奇怪了。因此，有数说者，或择善而从，或数说并存，或自有新见，不人云亦云，皆立论于古文字学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以学理为据，而不唯地位是瞻。但是，随着古文字资料不断发现，比对参照的佐证更多，有些未释或未决之字当可释然。
     四十年来耕耘于斯，甘苦自知。略叙衷肠，就教于诸位读者方家。
     注释：①见拙文《石鼓文刻年新考》，将刊今年《考古与文物》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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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 理论功力，本人远不及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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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畅先生乃书法理论家，学术严谨，吾辈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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