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推介]方爱龙（续2）

黄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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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爱龙：《南宋书法史料考订五题》连载之二

传世朱熹《〈书翰〉、〈文稿〉合卷》考辨

【本题要点】
（一）本文以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朱熹《〈书翰〉、〈文稿〉合卷》为研究对象，就当今学者针对本卷所作出的阐述中存在的若干讹误或疏漏的若干问题展开考辨。
（二）考察《合卷》中现存十一家题跋可知：它们是题跋者在分别得见其中的“书翰”或“文稿”之后所作的题识，本当分别接续在朱熹手迹两种之后的；大约在“书翰”和“文稿”等合成一卷的时候，好事者才将它们“按时间先后”错综装裱在合卷之后，以期给人造成诸人先后题跋一件合卷的错误印象，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在“书翰”和“文稿”两部分朱熹书迹连为一卷后而依次题跋于卷后的。
（三）综合全考，给出结论：现存全卷并非是元代晚期形成的，而是要晚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从收藏家卞永誉家中流出后至乾隆年间收入内府前这一段时间里，才最终形成传世所见《合卷》的基本面貌。

黄英华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翰〉、〈文稿〉合卷》（以下简称《合卷》），是朱熹传世书迹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也是南宋书法史上的表表名迹，故近年出版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法选集》、《中国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中国书迹大观•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4）•宋金元书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等均有影印。
传世《合卷》现为四部分之合装，依次为“画像”、“书翰”、“文稿”和“题跋”。朱熹书迹是“书翰”（即《七月六日帖》，又名《与程允夫书》，信札一通，凡12行203字，33.5cm×45.3cm）、“文稿”（即《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文稿残卷，存世三纸连装，每纸为16行直界栏对折页笺，凡48行约1200字，28.2cm×113.6cm）两种，而其中的“文稿”因是朱熹生命历程中最后的手迹之一，故尤为后人所珍视。帖前装有“画像”（二人全身合画像）一帧，卷后接装有“题跋”（元明人十一家题识文字）。今人多把此四者之合卷统称定名为《书翰文稿卷》。《书法丛刊》1997年第二期（总第五十期）曾刊出全卷图版，并配发杨仁恺先生《南宋朱熹〈书翰文稿〉刍议》一文进行专门论述。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一书也有相关著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及其所附“目录”则将此《合卷》定名为《朱熹〈行书二帖〉》①。本文拟就合卷的一些情况，对研究者在各自的著述中有所讹误或疏漏的若干问题展开考辨。祈请诸方家教正。
杨仁恺先生《南宋朱熹〈书翰文稿〉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开篇云：
    这件作品的内容，是由朱熹本人的画像、书翰、文稿和十一位元明人的题识汇集而成的。在朱熹生前，画像和文稿有很大可能归他自己保存，只是两者收藏的形式，未必像后来这样装裱在一起。再说文稿《大学或问诚意章》与刊行的版本对照，前后文字远不止此，今天所流传下来的仅仅是残存的极少部分。至于书翰一通，是他寄中表弟程洵（允夫）的回信，照理应该为受信人程洵所有。由于时代的推移，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极为复杂的变化，直到元代的晚期，才基本上形成了现在所保存的这个样子。
笔者以为此论最大的疏失之处是把诸跋混为一谈了，从而误认为《合卷》中的十一家题识是在“画像”、“书翰”、“文稿”三部分先相连装裱后再请人依次题跋于卷后的。正是在这一疏失观念的支配下，杨先生进而依照现存卷后的题跋顺序“梳理”了一条看似有条理、实却不合事实的题跋来历之线索。杨先生之所以有以上的失误之论，关键在于疏忽了对诸跋文字这样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作出应有的仔细解读。② 或正基于此，徐英章先生也记为：“此卷元代由程洵六世孙程敏中从金氏书斋重金购得宝藏。明嘉靖后，经滁阳孙存（字性甫）、张笃行、孙承泽、卞永誉先后庋藏。”（见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
我们认为，“现在所保存的这个样子”并非在“元代的晚期”形成的，而是清代前期才形成的。
（一）关于卷后“元明人十一家题跋”的来历
详察今存《合卷》后的十一家元、明人题跋，明显是题跋者在分别得见其中的“书翰”或“文稿”之后所作的题识。
其中最早的一跋是元人朱公迁（字克升）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1364）十二月为“文稿”《大学•或问诚意章》三纸（三板）凡48行的拥有者程彦达（字达道）所作的；尔后，程达道通过姐夫韩濂致书赵汸求题，但赵氏因“久为手疮，倦于净稿”，在“留卷逾年”后将原本奉还，在信中虽答应作跋尾之文，但要求物主“烦大手书之”，然而赵氏因体老多病至死也未能为之作跋；直到明洪武四年辛亥（1371），在赵汸去世后的若干年后，程达道与姐夫韩濂二人再次欣赏朱熹手稿时，只好由韩濂自己在卷后题跋数语，记述程氏收藏《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的前后缘由，同时将赵氏书简的末段“裁置卷中”，“以补未得其跋之憾”。尔后，此卷几易藏主，在明嘉靖年间到了滁阳（今安徽滁州）人孙存（字性甫）手中，直到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正月，时隔韩濂之跋后的一百七十五年之后，著名书画家文徵明应友人孙存之请才又在卷后作了跋。
以上包括了赵汸文字在内的四家题识，均只是对《合卷》中的《或问诚意章手稿》的题跋，无一语关涉“画像”和“书翰”，也就是说，包括文徵明在内的四人作跋之时，根本没有看到《与程允夫书》，这一点也可从文徵明跋语中只涉及朱公迁、赵汸、韩濂三家文字的情况得到有力佐证。
除以上四家题识外，其余七家题跋则全部为获观程敏中所藏朱熹“书翰”（《与程允夫书》）后之作，它们的先后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傅贵全跋、虞集跋、李祁跋、汪泽民跋、董朝宗跋、董仲可跋、滕塛跋。以上凡七跋也均无一语关涉“文稿”和“画像”。由此可见，此七跋只为《与程允夫书》而作，根本就与《或问诚意章手稿》无关，也就是说这七人根本没能见到朱熹的《或问诚意章手稿》，要不然是不可能无一人在跋语中不涉及这样重要的内容的。
杨仁恺先生等的失误之处，或许就在于把当年分别收藏“文稿”的程达道和收藏“书翰”的程敏中两人误同一人。从七家题跋文字看，程敏中为程允夫六世孙，无疑；至于杨先生在《刍议》一文中所说的“程达道是程允夫的后裔”，从存世四家题识中尚不能看出，杨先生也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但据杨先生考，程达道的姐夫韩濂（他称程达道为“内弟”）是“婺源人”，所以我们也不排除程达道亦为婺源人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程允夫的后人，因为朱熹的表弟程允夫正是婺源人。然而，程达道与程敏中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尚未能详考，但从诸跋的时间来看，似乎两人或当同为元末明初时期的婺源人。另外，我们在此顺便提及“最后”三跋的作者董朝宗、董仲可和滕其人③：滕塛当是朱熹弟子滕珙兄弟的后人，因为朱熹在绍熙五年（1194）夏间曾应表弟程允夫和学生滕珙之请为滕珙之父滕希尹作墓志铭（即《滕君希尹墓志铭》，详见《晦庵集》卷九十四）之故，加上滕氏为婺源望族、滕氏兄弟均为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回婺源省祖墓时收下的学生这一层关系，婺源程、滕两家的渊源也自然非同一般，所以程敏中就请滕塛为家藏宝物——朱子“书翰”作跋，滕氏之跋遂有“朱夫子幸惠先侍祖墓铭，其状则程允夫公之笔”云云；至于“二董”，杨先生《刍议》一文说“爵里无考”，我们则认为他们很可能也是婺源人，而且极可能就是朱熹当年在婺源的董姓弟子（董铢或董景芳？）的后人，因此程敏中也请他们为家藏《与程允夫书》作跋。因证据不足，姑系于此，以备再考。
由上考可知，现存十一家题识，本当分别接续在朱熹手迹两种之后的，大约在“书翰”和“文稿”等合成一卷的时候，好事者才将它们“按时间先后”错综装裱在合卷之后，以期给人造成诸人先后题跋一件合卷的错误印象，而杨先生等或许就是被这一“作假”行为所蒙眼了。然而，题跋文字终归是明了而无法变更的，我们也正是依靠这些题识，才得以知道朱熹的“书翰”和“文稿”这两种手迹在明代嘉靖二十四年文徵明作跋时还尚未合为一卷。
（二）关于卷首“画像”的来历与内容
杨仁恺先生《刍议》一文认为：“在朱熹生前，画像和文稿有很大可能归他自己保存，只是两者收藏的形式，未必像后来这样装裱在一起。”并从画像的写真技法上考证，认为它当是元代以前的手法，但“站在朱氏身旁的一位中年人……。至于他究竟是谁，元明人的题识没有提及，也不可能提及。今天，我们更不好有所附会，只能存疑而已”④。实际上，卷后元、明人的十一件题跋，时间跨度前后凡近二百年，不仅没有一人提及“画像”中另一人是谁，而且根本连卷中有“画像”这一事也无一人提及。仅据笔者所见，较早记载卷子中有朱熹画像的是明末清初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余旧有先生《或问手稿》一卷，前画先生小像，惜为有力者攫去。”（卷一《朱元晦城南二十咏墨迹》）“文公墨迹一卷，前画文公小像，后书《独游宝应寺诗》，又《与程允夫帖》，又《或问诚意章手稿》，小行书，极精工，后有元人朱公迁诸人跋。此卷原在予家，今在章邱张氏。”（卷八《朱文公墨迹》）可见，在孙承泽收藏的卷子中，不仅已有“画像”，而且像后依次接朱熹手书《独游宝应寺诗》、《与程允夫帖》、《或问诚意章手稿》三种和元明人题跋诸种，与当今传世所见者相比，惟多出朱熹手迹《独游宝应寺诗》一种。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朱熹•〈书翰文稿〉》中认为：“前附朱氏及程洵二人的立象（像）合一幅，是宋人之笔。”理由是：“前附画像二人，一左立白须，面多疵颣的，是朱熹（曾见他像，亦如此）。右立者当为程洵。画法生动传神。右有‘新安’、‘王氏一初翁’（引者谨按：徐先生同文前作‘王初翁氏’，因笔者所据该书乃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此版排印讹误之处甚多，故在此之依原本出之；此印细朱文，按回文释读，或正应为“王初翁氏”）二印。可能就是写像的画师的印记。”
与杨先生在《刍议》一文中的观点不同的是，徐先生明确肯定“画像”中的另一人是朱熹的表弟兼学生程洵（允夫）。但两位先生似乎都倾向于认为“画像”是宋人的手笔，这一鉴定意见已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界认同。我们应有理由相信两位老先生关于“画像”年代方面的鉴订，因为他们均是在仔细鉴定过传世《合卷》真迹的基础上才作出以上结论的。如果画像确实为宋人手笔，且写照又是如此传神，那么我们不妨先假定此画是画师当年对照真人原形的佳构。再假定徐邦达先生推测的当年为朱熹等写照的是“新安”的某一位“王氏”画师的看法是成立的，那么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的最大可能是淳熙三年（1176）春三月朱熹如婺源展墓时在婺源（古亦称新安）接受画像的，时年朱熹四十七岁。如果前面的两种假定成立，那么就有这样的可能：画像中的另一人是朱熹在婺源时亲密友人或亲近弟子，其中以程洵或蔡元定的可能性最大；若另一人确是程洵，那么这帧合像很可能就一直保存在婺源的程氏家族后人手中，直到在明末清初被人收购而去，而后为孙承泽所得，遂将之装裱在已购得朱熹的三种墨迹之前。细察画像上的人物着装，“春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画中之朱熹已是“白须”且面有“疵颣”，似又与其淳熙三年的年龄不合。然而，最大的疑问是传世文献，包括朱熹本人的传世文字和后人编撰的朱子行状、年谱等，均无一言涉及朱熹当年曾与某人在一起被人画像之事，这样我们在前面的两种假定便均无法得到文献的证实。又据今人高令印在《朱熹事迹考》一书“七•画像”部分中对有关朱熹画像（石刻）的详细考索，也不见涉及曾有“合像”一说。因此，“画像”到底是何时何地何人所作，确实是一个目前还不可确考的问题。
（三）关于合卷的形成与流传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至少在明嘉靖二十四年，传世《合卷》的各个部分还是独立被各自收藏的。从题跋、著录和鉴藏印记等文字内容看，它们的各自收藏情况是：
（1）《与程允夫书》一札，据束景南先生《朱熹佚文辑考》认为是朱熹在庆元元年（1195）七月六日所书，故最初当在收书人程允夫手中，尔后程氏后人一直将之作为家传宝物珍藏。到了元至正八年（1348）以前已传至程允夫的六世孙程敏中手里，敏中遂请七家为之作跋。在得到傅贵全、虞集、李祁、汪泽民四人之跋后，程敏中就已经把四跋与朱熹手札装成一卷，随后又请董朝宗、董仲可、滕塛三人依次在卷后空纸上再跋。估计以后若干年仍在程氏后人手中。从传世《合卷》中《与程允夫书》一札前下方钤有“栝苍叶氏公回图书印”推测，大约在明代晚期，此札曾一度归栝苍（今浙江丽水）人叶公回氏所藏。大约在明末，此札并七跋一卷经辗转后方为孙承泽购得。
（2）《或问诚意章手稿》残卷，从它传世部分所书文字与朱熹传世本《大学》相应章节内容均同这一点看，历来书画鉴赏家多认为它是朱熹暮年亲手修改校订后的手稿。考《朱熹年谱》“庆元六年（1200），七十一岁”纪事，是年“三月辛酉（初六日），改《大学•诚意章》”，并云：“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是日，改《大学•诚意章》……。”“（三月）甲子（初九日），先生卒。”又，据在朱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蔡沈（朱熹得意弟子蔡元定之子）在他的《梦奠记》中所记载的朱熹活动情况：“（三月）初六日，（朱熹）改《大学•诚意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初九日甲子五更，令（蔡）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平明，……诸生退，（蔡）沈坐首边，（范）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见《朱熹年谱》卷四）而从本帖墨迹看，这显然不是《蒙奠记》中所说的由“詹淳誊写”后朱熹本人“又改数字”的定稿，而完全是由朱熹本人亲写的手稿。由本帖形迹草而不乱，且是书写在16行对折页笺上的情形看，它们应当是朱熹在临终前的亲笔手稿。
因此，我们认为本帖应该是朱熹在庆元六年春书于建阳考亭家中。全章手稿在朱熹去世后，似乎曾由某一弟子（最大可能是当时真在朱子身边的詹淳或蔡沈）保存。到了元代晚期，流落到江西婺源金氏手中，惜其在元末的“乱世”中已是“首末散逸”，但金氏所藏者据当时韩濂所见尚是“中有断简数十字，为乡先生胡椿所题卷末语”的情形。就在韩濂于金氏书斋得见朱熹的这数纸遗墨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内弟（妻弟）程达道，程氏“即重资购之”，然已仅是“得其三纸”（即我们今天所见的《或问诚意章》三纸共48行），其余数纸在金氏之后的下落则已难明了。程达道（彦达）得到本帖三纸后，遂先后请朱公迁、赵汸、韩濂三人作跋（后因赵氏之跋未得，就以赵氏书简末段“裁置卷中”以补阙憾）。大约明代洪武四年（1371）在程彦达手中应该曾把三纸按现在的次序连接并将三人题识附后装成一卷了。后本帖几易藏主（具体暂不可考），在明嘉靖年间到了滁阳人孙性甫手中，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文徵明应友人孙性甫之请才又在卷后作了长跋，至此本帖始有四跋。大约在明末，本帖并四跋一卷为孙承泽收得。
（3）现存《合卷》之首的“画像”来历不明。若据徐邦达、杨仁恺两位先生的鉴定，“画像”是元代之前的画师手笔的话，我们宁可相信它最初是曾经收藏在“画像”中的“另一人”的家中的。惜因文献材料的缺乏，造成今天的“另一人”不可确考，因此也无法考订“画像”创作的时间、地点和流传情况。除此之外，有没有这种可能——“画像”在明代曾经是和朱熹墨迹《独游宝应寺诗》装裱在一起的呢？它们在明末均为孙承泽所得。
也就是在明末清初，孙承泽在分别收得“画像”和朱熹手迹《独游宝应寺诗》（抑或两者在当时已并为一卷？）、《与程允夫书》并七跋一卷、《大学•或问诚意章残稿》并四跋一卷等几部分后，遂将它们重新按《画像》、《独游宝应寺诗》、《与程允夫书》、《或问诚意章》的顺序排列装裱成一卷；同时把原本分属《与程允夫书》后的七跋和《或问诚意章》后的四跋凡十一家题识拆下，按诸跋的“时间顺序”重新连接续装在全卷的最后，以期给人造成全卷在元末明初原本就已经是合为整体的错觉。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孙承泽得到全卷之前就已经被某一“好事者”将诸部分按上述的情况重新装裱了。但我们想，之所以有以上这样的装裱，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必定为了“造成”此卷与朱熹传世其他墨迹的“份量迥然不可同等而语”的重要性！而且其将诸部分按时间先后排列得如此有“次序”、有“鉴赏眼光”，决非一般商贾之流所为，若是商贾之流，将诸部分拆开出售岂不更胜合成一卷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吗？！这样，《合卷》的形成似乎只能是某一收藏极富者所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突出所藏之迹的“显赫不凡”和“流传有绪”！这个人，最大的“嫌疑”恐非孙承泽莫属！
杨先生《刍议》一文还认为：“约在万历年间，张笃行珍藏了这件墨迹（引者谨按：指《合卷》）。明末，从张氏转归孙承泽所有。……可能是在清代初年，这件墨迹被章邱张氏夺去。”杨先生的说法有两点失误：一是，在嘉靖年间请文徵明为之作跋的孙性甫所收藏者只是《与程允夫书》一种，而还根本不是《合卷》，关于此点我们在前文已有论及；二是，张笃行收藏《合卷》是在孙承泽之后，而不是在孙承泽之前，因为“张笃行”者就是“章邱张氏”。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可知：张笃行，“字諟绅，号石只，一作石如，号四艺山人，山东章邱人。顺治三年（一六四六）进士……。”从传世《合卷》看，几部分也确实有“张笃行印”若干处。从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的记载文字可知，张笃行明确是从孙承泽处“攫去”此卷的，时间当在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之前。
结合前考，我们有理由推测，很可能是在孙承泽的手上才把“画像”、“书翰”、“文稿”和“题跋”等几部分合成一卷的。不然，精敏如孙承泽者，为何对诸跋与“画像”、“书翰”“文稿”等的关系避而不谈，而只是一再声明自家所曾经拥有者是如此“完美”？！因此，我们不妨断定，诸部分合成一卷是在明末清初，这从卷子诸部分多有“孙承泽印”、“承泽”、“张笃行印”这样的鉴藏印记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从《合卷》上的诸种鉴藏印记还可以知道：《合卷》在张笃行收藏之后，在康熙年间还曾一度归卞永誉“式古堂”收藏，然传世《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未见著录，杨先生在《刍议》一文中提出这是因为“（卞永誉）当系（《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后所得”，我们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考《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卞永誉“自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秋，那么按常理，此时全书大致已成；但卞氏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中间还有三十年的生活历程，在此期间获得《合卷》的可能性当然很大。在卞永誉之后，大约在乾隆前期，《合卷》已被收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被命名为“二帖卷”，并记载说：“此卷在孙承泽处时，尚多《游宝应寺诗》一段，今佚。”可见，在入藏清内府时，在孙承泽手中尚存的朱熹《独游宝应寺诗》书迹已佚去，故至今该书迹并诗作均已邈不可考。⑤ 从现存合卷中诸纸衔接处依稀可辨的那些已是半形的鉴藏印记看，至少在从张笃行家流出之后，还经历了一次“系统”的重装。据此，我们倾向于怀疑是在入藏清内府之前的卞永誉“式古堂”手中逸去了朱熹的《独游宝应寺诗》，并在此后经历了再次重装。
综上所考：本卷是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从收藏家卞永誉家中流出后至乾隆年间收入内府前这一段时间里，才最终形成现在传世所见的《合卷》之基本面貌的。
收入清内府后，藏养心殿而有“养心殿鉴藏宝”印，乾隆年间清宫对所藏法书名画进行鉴别整理时又在本卷上加钤了“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印记，在编入《石渠宝笈续编》时又加钤“石渠重编”一印，后在嘉庆、宣统朝时又再钤“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至此，《合卷》全貌最终定型。此后的流传情况，杨仁恺先生在其《刍议》一文和《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等书中有非常详尽的记叙⑥，良可参见，恕不赘引。

黄英华

注释：
①《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所收录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藏品。本文所辨考之《合卷》在该册第42页，被定名为“朱熹《行书二帖》”，此定名当沿《石渠宝笈续编》。册后所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将《合卷》“尺寸（厘米）”记录为“33.5×45.3”（见第326页），仅仅是《合卷》中“书翰”一帖部分的尺寸，不确。
②据杨仁恺先生《刍议》一文后“附记”：“拙稿撰成于十二年前（引者谨按：当指1985年前）。原标题为《对朱熹〈书翰文稿〉的初步探究》，今《书法丛刊》编者敦促在该刊发表。经再次校阅，增入部分图版，改易篇名，请读者指谬是幸！”查杨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亦未见有其他明确论述，故拙稿有此失敬之言。然杨先生以上两大作均为旧论，笔者亦未能有机缘向先生请教，故不知先生是否已有更新的论断。后学姑以冒犯之言出之，敬请前辈海涵为盼。
③杨仁恺先生在《刍议》一文中提出：“董朝可（引者谨按：此一‘可’字当为‘宗’字之误植）和董仲可的爵里无考，也都是元末明初的名流。惟在两董之后题识的滕塛，从他接受物主人程敏中请他题识的要求推测，应当是元末明初的人。按有关的记载，在宋末元初，有滕塛其人，入元不仕，遁居故乡婺源。……从第一手材料可以肯定滕塛是元末明初人，程敏中家与他同居婺源，所以才会有请求题识的事情发生。文献所谓宋末元初，是否元末明初之误？或宋末元初真有其人？顺便在此提出，以供史学家们参考。”在杨仁恺主编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一书徐英章先生“附记”则明确为：“滕塛，字仲复，婺源（今江西）人。生宋末，入元不仕。”（第142页）浅陋如我辈者，斗胆试作拙文之考，祈请杨先生并诸方家指谬。
④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一书曾认为：“此卷中引首装入朱熹本人与程洵画像”、“引首画像全身两人，右立者形容清瘦，白须飘于胸前，脸面上有几粒痣的，就是朱熹本人；旁立者较朱氏年岁为小，有可能是朱氏札中（引者谨按：指《合卷》中的《与程允夫书》）的程洵，程乃朱氏的表弟，画像当是程氏请画师所作，有人怀疑元人补绘，我则以为肖像描绘得如此逼真传神，与想象之作大不一样。”（第320—321页）此论似乎是杨先生在肯定“画像”为程氏家传之物的情况下而做出的判断。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论及的，说“画像”是程氏家物和“画像”中的另一人是程洵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许正是基于此，杨先生在校阅《刍议》一文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
⑤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一书中亦云：“据清初鉴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所著录，藉知此卷未入清宫之前，卷中尚多朱氏所书《独游宝应寺诗》一首，（今）不知所在。”（第320页）笔者查考束景南先生《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亦未见其中有著录。为此笔者曾专门请教于束先生，承蒙束先生赐告，他在编著《辑考》一书时也曾作过搜辑，惜终未能有所得。
⑥可参见《国宝沉浮录》第五章《长春伪宫散佚书画的新转机》第二节《东北博物馆一批〈佚目〉法书入藏》中的相关记叙文字（详该书第320—321页），在该书中，杨先生将《合卷》定名为《朱熹二帖》。亦可参见杨仁恺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第143页）。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晦庵集》、《晦庵别集》：钦定《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影印），1987年版。
[2] 清•王懋竑《朱熹年谱》（何忠礼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第1版。
[3]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4]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5]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6]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钦定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影印），1987年版。
[7]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8]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9]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启功主编）《书法丛刊》总第五十期：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二期。
[10]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文物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11]辽宁省博物馆编（杨仁恺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1998年6月第1版，1999年11月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