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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书法在线

薛龙春——《中国书法全集》专家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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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4 23:54:14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二)

宗谱也是汪世清先生非常善于使用的资料。宗谱对于人物姓字、名号、世系、籍贯、辈行、事迹等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收藏一般较为偏僻,不易罗致。如清初诸家曾为一位呼为“中翁”的人作书画册,在考证“中翁”名姓时,汪先生不仅使用汪济淳《脉望公集》等孤本文集,还使用《潜川金紫汪氏敦 目击 门支谱》,来确定“中翁”家族世系与兄弟姓名。在《江韬不是江一鸿》一文中,他比较了万历《重修济阳江氏宗谱》与乾隆《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中的细微差别,否定了江一鸿祖父辈迁居杭州的陈说。一般情形下,宗谱较为可信,但那些修纂时间较晚的,也会杂入不实的材料。如讨论八大山人世系问题时,汪先生认为《江西朱氏八支宗谱》乃入清八十余年的雍正年间所修,而又重修于民国己巳(一九二九),辗转传抄,多有缺漏错乱。他根据八大山人从侄朱堪注、直接友人朱观、间接友人李的诗文,结合朱元璋子孙的命名特点,雄辩地推翻了《宗谱》的错误说法,指出八大山人为“统”字辈,是宁藩朱权九世孙。
  文字资料之外,传世的书画作品中亦蕴藏了许多信息,这些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如石涛《丁秋花卉册》,其中有三开抄录“格斋诗”。格斋何人?汪先生在李《虬峰文集》中发现了他的踪影,其人卞姓,“素负艳才”。但是遍查清初选集、志乘,并无其他消息。他偶然翻到《至乐楼书画录》,在清代之部著录了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上有《江都后学卞恒久敬题五古》一首,钤“恒久”、“格斋”二朱文印,可知格斋乃卞恒久之号。又从王仲儒《西斋集》与朱观《岁华纪胜三集》卷前选诗人与参阅人中,获知卞恒久字梦龄。看起来,找到清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这正是汪先生长期关注书画作品的结果。在谈论石涛绘画时,汪先生经常将之称为“史画”,他认为石涛为好友所作的画,题跋均有故实,详加考证,即可得知石涛与好友交往之迹。其实,不仅石涛,清初许多画家作品中的纪年、上款、印章、题跋(诗)都具有史料价值,而过去,我们习惯于“但以画观之”。
  黄苗子与薛永年先生在《石涛诗录》与《查疑》二书的序言中,都不约而同谈到汪先生考证工作的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二是他治物理学史,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秉承着这样两个学术传统,汪先生搜集资料不嫌其多,不避其杂;而考证过程中又十分注重方法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有依靠直接而确凿的证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证据必须具有三个品质,一是直接,必须与论证的命题直接相关——汪先生打了一个比方,可以用作论证八大山人有没有道家思想的证据,即使有上百条,却也绝不是论证八大山人是否朱道朗的直接证据;二是可靠,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他提醒读者在引用第二手或晚出证据时尤其要慎重;三是准确,证据只能有唯一的解释。准确的可靠论据才是确凿的证据。只有根据直接而确凿的证据,才能得出准确无误、符合事实的结论。
  在有关石涛生卒研究的力作中,汪先生具体而微地解析了他的证据观,完全可视为他为读者所做的示范。他举出有关石涛生年的五条证据,前四条为石涛手迹,后一条为石涛友人李《清湘子六十赋赠》。五条证据都直接、可靠,但最准确的却是李的诗歌。前四条材料都不能确定具体年份,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无法从中得出单一的结论。而李的寿诗作于康熙辛巳,“出腋知君岁在壬”句中的“壬”,只能是崇祯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关于石涛的卒年,李《哭大涤子》第一首后注“前年八大山人死”,第二首夹注“交恰十年”,八大卒年与李、石订交时间都是确切的,故其卒必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至于其余文献——如著录中的绘画,其价值都不能与李氏挽诗相提并论。“我们只能根据李挽诗来证明这些说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这些说法的证据来证明李氏挽诗的可疑。因为它们丝毫也不能证明八大山人不是卒于康熙乙酉,李与石涛订交不是始于康熙戊寅。”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证据搜集、辨别、勾连与解释中的科学精神与过人的思维能力。
  汪先生用以论证的材料都是从文集、方志、选集、宗谱、书画、著录中一条一条爬梳而得,远非一般的索引书籍可以提供。即使是翻读原书,如果仅仅浏览目录也不能一下子发现,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必须逐字逐句阅读才能辨别其价值。没有地毯式的细致搜索,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汪先生的研究中,大量的材料乃是第一次进入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因此,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而能够这么做,既需要作者学术上的定力,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以为工作的保证。
  但是,反观当下的学术体制,却常常不能为学术定力和时间提供保障。在目前大部分院校与专业研究单位中,硕士生、博士生要在三年内完成学位论文,此外还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教师的科研考核也完全是量化的,每年年终都要填写著作、论文、课题等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表,这直接关系到当年的岗位津贴。各个大学都重视课题,虽说课题能带来一定的经费,但同时也意味着严格的时间表。各种课题在申报时都有言在先,如果不能按时结题,申报者不仅要承担后果与责任,其所在院校新课题的申报也将受到连累。这样的学术体制逼迫研究者不断地努力制造学术成果。当人们为应付考核和获得学位、职称、经费而写文章时,体制便使得学术成为一种量化的产业,体制内的学者或多或少受到“截止期”的干扰,很容易产生体制性的浮躁。
  相比之下,汪先生的美术史研究比体制内的学者有着更长远的目标,而少了许多直接的紧迫感与功利心。除了应邀参加学术会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篇论文之外,他的写作通常并没有截止期。只有当他觉得某个问题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才会动笔,这其间的等待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由于功夫做得到家,问题研究得彻底,那些带有结论性的成果便能让人们一劳永逸地享用。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活动,倒也显出它的长处了。
发表于 2008-1-5 16:58:01 | 显示全部楼层

薛龙春新著《郑簠研究》出版,白谦慎作序

《郑簠研究》和书法史料学(代序)

白谦慎

王国维先生曾把甲骨文、敦煌文书、西北汉简等在近代的发现称为汉代以来中国学术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是孔壁中书和汲冢之书)。傅斯年先生更有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虽然不见得所有的史学研究者,都持相同的史学观,但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艺术史意义上的中国书法史研究起步甚晚。由于这个领域年轻,处女地多,选择研究课题相对比较容易。但同样由于学科年轻,它的积累不够,我们对许多艺术家的基本史料有多少,心中并没有底。因此,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傅斯年先生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数年前,某出版社约薛龙春写一本关于郑簠书法的小书。郑簠虽为清初的隶书名家,但他本人没有留下文集。所以,以往对郑簠的介绍和研究,使用的材料都十分有限。薛龙春在最初决定研究郑簠时,曾经和我讨论过如何开展这个课题。虽说我在研究过十七世纪的书法时对郑簠有所关注,但是,我对清初南方文献的接触,主要是那些和傅山有过直接交往的南方文人的文集,对到底有多少和郑簠相关的资料并不清楚。幸运的是,明清艺术史研究的前辈汪世清先生,数十年来在明清史籍中收集和艺术史相关的文献资料,不但解决了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也为我们这些晚辈如何收集史料树立了一个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书法史的资料收集,和王国维所讲的史料有所不同。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经常是批量出土的,相对集中。而明清书法史的资料常常散落在许多并不起眼的史籍中,我们需要翻阅大量当时和稍晚的文集,并从公私收藏、地方志、宗谱、当代拍卖目录、各种图录中细心搜寻相关的资料。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史料收集也和研究此前的书法史不同。研究唐宋书法史有《全唐文》《全唐诗》、《全宋文》、《全宋诗》之类的书籍。大量的明清文集并没有现代校勘排印本,即使近年出版的几部丛书收入了不少影印的明清史籍,也依然有许多明清文献尚未收入。要比较详尽地收集一个明清书法家的史料,你必须到各地的图书馆去看书,注意各种出版物刊登的资料,有时还要到一些明清书法家生活过的地方去直接收集那些和他们相关的石刻文字。所以,研究明清书法史,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这花时间的死功夫你愿不愿意下?

这死功夫,薛龙春是老老实实地下了。三年来,他查阅了大量的清初史籍、后世的著录和现代的图录,收集到郑簠的书法作品近百件,直接涉及郑簠的文献资料四五万字。这些史料的发现,既出乎薛龙春本人最初的预料,也令我们惊讶。正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他钩沉辑佚,阐幽抉微,将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名气很大、但我们对之又不甚了了的艺术家的生平、艺术实践和文化环境呈现在我们面前。

明清书法史的材料虽说常常相当零散,但汇集起来就显得比早期的书法史料丰富得多。这里说的“丰富”有两层意义。其一,种类多。由于种类多,许多史料可以帮助我们重构一个艺术家生活环境和艺术生涯不同方面的种种细节。其二,数量大。这里说的数量是指同样类型和性质的资料,会反复出现。虽说,有时一两条史料就能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当相同的记载在不同的文献里反复出现的次数多了,这些记载就有了统计学上的价值。比如说,根据反复出现的同类资料,薛龙春向我们揭示了清初书坛一个十分特殊的八分歌的现象。他查找到的清初人歌咏郑簠隶书的八分歌,不是一二首、三五首,而是十七首!这个数字,不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郑簠在清初书坛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隶书在清初的复兴。
薛龙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郑簠生平事迹的考订和不同时期书法特征的描述上,他还把这一个案置于更为宏观的书法史背景下加以考察。《郑簠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在中国书法由清初向清中期的转变中,郑簠书法的遭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在清初享有盛誉的郑簠隶书,在乾嘉时期则受到了诸多严厉的批评。这一鲜明的反差折射出碑学本身发展过程中审美观念的变化。薛龙春所论虽为观念的演变,使用的却是翔实的史料。

近年来,国内书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有些高校的书法研究生专业并未把书法史料学作为学术训练的一个部分。一些书法史的学位论文由于史料开掘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准。所以,我郑重地向年轻学子们推荐《郑簠研究》,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启发。
2007年秋于波士顿


本贴转自书法江湖论坛 sf108.com,本贴地址:http://www.sf108.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104
发表于 2008-1-5 17: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图书的封面与序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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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5 17:06: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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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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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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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5 17:12:42 | 显示全部楼层

作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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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5 17:13: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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