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说略

别部司马

                                西北汉简说略
                                 大众日报
　　    我国书法艺术真正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当推书帛、书简。在此之前虽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诏版铭文等，但都属于刻在骨甲和铸在铜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迹是难以看到的。即使是晋唐以来的手迹，为数也是极少的，真正发现汉代墨迹，是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７）在敦煌一带出土了汉代木简《流沙坠简》。此后，１９３０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代木简约一万枚，集为《居延汉简》甲编。１９５９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共４６９枚，集为《武威汉简》出版。１９７２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共９２枚，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共计两万枚，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因为这些汉简大都发现在西北的甘肃、新疆一带，故称之为西北汉简。
       历代的书法艺术，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匠和无名的书家留下来的。《武威汉代医简》是东汉医家的手迹；《武威汉简》是出于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之手；《居延汉简》是汉代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这些汉简的用笔自由奔放，结体富于变化，确实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生命力。
       《居延汉简》中的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用笔草率急就，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古朴，风韵飘逸。书体中篆、隶、行、草皆孕育成形，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尤其简书中的书体，一般都是民间实用和流行的体式，与士大夫的“庙堂”字是有区别的。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在《居延汉简》的书体中表现尤为明显，他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折锋用笔，变化流速而不拘束。
       在结体上，简书从秦隶的取纵势一变而为取横势，正面取势，在单行简书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位于波画。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行数限制，但不受界格所囿，可以变化布局。在西汉的简书上尤为明显，有纵行而无横行。到了东汉的简书，则纵横成行，排列严整。墨法上讲究质朴而豪放的气势，章法布局生动活泼，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这也是简书中的一大创新，此种笔法一直沿用到后来的草书和行书中。
《居延汉简》的字体属于章草的范畴，用笔承袭隶的笔法，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还有的草书，笔画更为随意自然，字形可大可小，已脱去隶书笔法，比章草更为精练，字体新颖。
       从出土的汉简来看，草书的出现可以早到西汉时期，这时不仅有章草，而且已有今草的用笔和字形，虽不成熟，但可以说是开创了今草的先河，简书作了旁证。由前一种书体转化到后一种书体，总是有一个过渡阶段，而且新字体总是孕育在旧字体之中。处在汉代这样一个书体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出现各种形体的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看来，书体的演化不是直线前进的。这就是书体演变“源”和“流”的关系。
       汉简尤其对东汉分书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敦煌和居延出土的很多简书，与东汉时期的《礼器碑》结体用笔皆相似。纯用毫端，形成了纤而能厚的流派。说明纤劲的书风早在西汉民间就已广泛使用和流传，到了东汉的《礼器碑》进一步得到提高而更加完美，形成了东汉重要流派之一。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瘦劲宽博，笔画劲健，使转流美，飒爽多姿，与东汉时《礼器碑》相类似。东汉时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汉简》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总之，我们从简书中可以看到笔画纵横飞动，结构自然浑成，有厚重质感的各类风格的书体，发展成为东汉工整精细，厚重古朴，奇纵恣肆的各类碑刻书体，并为后来的楷、草书体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脉络和轨迹。                  黎泉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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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风光1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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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风光2

风光图片来源：高东风系列摄影作品集之二《金色的胡杨》、刘克军摄影作品之《故乡之恋》

别部司马

                     居延烽燧遺址和居延漢簡  
  
　　居延因居延澤而得名，居延澤為漢代弱水（今額濟納河）下游終端湖，是匈奴語的譯音。居延烽隧遺址分布干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金塔縣境內，為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轄邊塞上的烽隧、城障遺址。邊塞遺跡自東北斜向西南，全長約為250公里。始建于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廢棄于西晉初年。這里地當河西綠洲向北伸出的前沿，弱水今額濟納河，在甘肅境內稱黑河，由南向北，注人居延澤，歷史上為匈奴等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它南臨河西，北達漠北，從陰山通向天山的居延古道橫貫居延綠洲，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西漢霍去病取河西，李陵擊匈奴，元代成吉思汗攻河西，均經由此道。
  
　　漢代在長城沿線修筑障塞、烽隧，其中以居延地區的發現最為重要。在250公里的地段內，城障、烽燧，或排列成行，或密布成群，至少分布著城障遺址十余處，烽燧遺址一百數十處。居延烽隧線的排列，大體上呈X形，有人也稱為工字形。在金關以南，烽隧沿黑河兩岸排列，保護肩水都尉屯田區，在金關以北，直至布肯托尼，烽隧沿河排列，如一字形雁陣，綿延達100余公里。自布肯托尼以北，烽隧線再分為兩條，一條偏東走向，直至古居延澤南端的博羅松治﹔另一條直北到附近宗間阿瑪。在這兩條烽燧線構成的三角區內，城障和烽隧隨處可見。這樣密集的軍事設施，形成一個威懾邊遠的巨大防御體系，它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各種軍事設施集大成之區。
  
　　與軍事設施相適應，障塞、烽隧還有一套嚴密的管理體系。居延地區大群的烽隧由兩都尉分管，以查科爾帖為界，北部屬居延都尉，南部屬肩水都尉。都尉有都尉府，駐地稱障。如肩水都尉治所在大灣。大灣遺址范圍為 350米 X 250米，有外城、內城和障三個主要部分，內外城建筑形制相同，外城殘缺，內城面積為140米X190米，出土大批漢簡。障在內城內的西南部分，據出土文物，曾為宋、元時期改建。
  
　　都尉以下設侯官、侯長和隧長。侯官治所也稱障，如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治所破城子，由障、塢兩部分構成。障在西北部，是一個平面23．3米見方的小堡。障南為塢，塢平面略近方形（47．5米X45．5米），塢門外有類似瓮城的曲壁。塢四周3米以內的地帶埋有4排尖木樁，高33厘米，這就是史籍與漢簡中所說的“虎落”或“強落”。隧是燧長的治所，它是烽隧系統的骨干，即主要的望、巡邏、通訊系統。燧規模較小，如甲渠塞第四燧的烽台約8米見方，烽台南的塢，東西長21米，南北最寬處15．2米﹔最小的烽台，如瓦因托尼殮北第二亭的烽台，僅有6．5米見方。除上駐成卒，少則三四人，多則30余人不等。
  
　　居延地區又以出土漢簡而聞名，居延漢簡是繼敦煌漢簡之后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敦煌漢簡，為漢代歷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
  
　　居延漢簡第一次發現于1930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采集，獲簡牘10 200枚左右，現存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次發現于1972─1976年，由甘肅居延考古隊發掘，出簡較多的是破城子、甲渠第四燧和金關，其中以金關出土最多，達 11 577枚，總計獲簡續近2萬枚，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居延漢簡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它的內容非常丰富，不僅記述了居延地區屯戍活動的興衰，而且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這些文書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科技、民族等領域。  
  
　　此外，其他出土遺物也很多，有刀、劍、箭鏃等武器，有各種農具、工具及各類陶、木、漆、竹制作的生活用具，絲、麻、毛、革制成的衣物鞋襪殘片，還有谷物等。  
  
　　居延地區如今保存較完整的古城遺址，是位干布肯托尼東北約52公里的黑城子。在額濟納旗駐地達蘭庫布的東南方，相距約30公里。黑城子初為西夏黑山威福軍司治所。黑城子東西長約440米，南北寬370多米﹔城牆全系夯土筑成，高10米多，頂寬約4米，基寬12米。該城雖經近千年風沙剝蝕，流沙堆積直達城垣頂部，但仍然不難看出它當年的雄偉風貌。在城的西北角保存有一座基本完好的土塔，上尖下圓，挺拔庄重，系西夏建筑。城外西南角，有一處穹隆式建筑，基本完好，為伊斯蘭清真寺。城內其他建筑已傾毀，但舊時城內的官署、街道、民居還依稀可辨。  
  
　　黑城子遺址中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著名的西夏文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就是其中的一種古文書﹔還有西夏和元代的漢文文書300余冊和許多回鶻、突厥、西夏文的書籍和經卷。并發現了忽必烈時代的鈔票，被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紙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