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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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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0 21:0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时间:12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地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

  三千年来唯有之变局浓缩于三十年,当变已变,该变未变,不该变而变——如何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路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基本面上的话题,是一个既与宏观战略或超宏观战略有关的话题,也是一个实际上与未来趋势直接相关的话题。那么,30年改革开放有哪些成果?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呢?

  嘉宾简介:朱学勤,著名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港台,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主办: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南方都市报

  网络独家论坛支持:天涯社区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1: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朱学勤:」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浦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浦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2: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


  第一场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浦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2: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2:5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我们来讨论第二场改革起点的历史作用。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而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而邓在辞去所有的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


  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是平息过,所以邓在第一场改革中虽然掌舵,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也不爽啊。到了92年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场改革和第一场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的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第二场改革就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92年的十四大上,居然把市场经济写了进去,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就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 ,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中国才开始大变剧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当下中国。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3: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场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了的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我是极其惊讶的,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不声不响的,赶上英国的意义,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另外在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的外滩就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是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的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台湾的学生老是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一声,于是我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实际上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实际上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辨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

  第二场改革功不可没,基本事实的判断我是不同意郎咸平的话,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我说这是他瞎扯,最黑暗的中国我们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千年,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肯定有问题,但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时期。但是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问题,也就是我对“皇甫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的时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不满之声。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个秘密,你想第一场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改革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场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场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中国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啊,动力来自于这个。
 楼主| 发表于 2007-12-20 21:03:52 | 显示全部楼层
  千百万的民众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第二场改革,政府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是第一场改革游移、观望时难以想象的。再有一点,千百万资本的回归,1989年资本大规模的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规模的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所以经过短暂的撤离之后,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中国成了资本家投资的天堂?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了,要改革呢?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你们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可以,欧洲的资本家一句话,你要罢工我工厂就关掉,第一步我迁到东欧去,第二步我迁到中国去,到这个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乱阵脚了,降低自己谈判的门槛,要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场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这个美金走到那儿那儿亮。历史当然是证明邓小平是对的,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看透了西方政府的实质,成功了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奇观,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是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发动机,成为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的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特点之二。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今天来说是有一个愿景,第二场改革时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第二场改革是权力盛大的节日,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第二是千百万的民众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每一个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的话,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时了。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二场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对这个体制形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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