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郑志刚论文落选！（2）

李丰原

  二、关于曹操高陵刻石书迹的作者

     依上所述，曹操高陵的这部分汉末刻石书迹，至少假自两人之手。那么，这些作者有无影踪可寻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纯粹凭借书法而扬名，在社会上被广泛尊崇，成为书法名家，并通过师徒授受、世人仿学而形成书法群体和流派，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著名书法家有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等，但遗憾的是，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数量丰富、艺术高超的汉代碑碣刻石、简牍墨迹，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时书家没有署名的风气，这些史书所载、享有赫赫大名的书法家都没有可靠的书迹存世。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史书的记载对他们的艺术努力和风格表现有一鳞半爪的了解。”[6]
      曹操父子（丕、植等），文名隆盛，而书名不彰。而在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笔下却是“魏武帝，姓曹氏，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张华云：汉安平崔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子植字子建，亦工书。”[7]看来，曹操天赋异禀，不单诗文傲世，并书法骄人，以其“雄逸绝伦”之章草，成为仅次于汉代著名书家崔寔、张芝、张昶的笔墨胜流。还有，写出《洛神赋》的曹植“亦工书”。由是推想，《典论•论文》的作者、魏文帝曹丕，对书法至少也是不陌生的。
    书法于曹操是当然的余事，却有不俗的成就。至南宋，仍有硕儒如朱熹者，直言：“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8]尽管曹操流布于后世市井间的“奸雄”形象，影响了对其书艺的评价，但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曹操书迹本身的水准，还是令人信服的。
    曹氏父子既然于书法有超拔见识，那么，对曹墓石牌的书写者，理当有严苛的挑剔与遴选。一个前提是，为昭示典重起见，这批石牌的书手，必须精擅规范的“八分书”。对曹操而言，这样的书手并不难觅，因为汉末许多著名书家如梁鹄、毛弘、韦诞、邯郸淳、钟繇等都直接归附了他。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今八分皆弘法也。”也就是说，魏晋时期作为铭石书体而流行的八分隶书，是师宜官、梁鹄、毛弘这一风格体系发展而来的。[9]而毛弘（汉献帝时为郎中，教秘书郎书法）是梁鹄的弟子。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唐前历代书法名家以神、妙、能三品分别置评。在“妙品”98人里，梁鹄居“八分”之一，“魏武帝”居“章草”之一。“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10] 梁鹄受曹操激赏，与王羲之被李世民极力推重，或颇仿佛。汉末以及曹魏时期的宫殿题署，遂多为梁氏所书。
    如此看来，梁鹄（或以梁鹄为核心的一个小型书法组合）理当成为高陵石牌书手的最佳人选。曹操临终前遗令，或者曹操谢世后曹丕、曹植自发指派，再或他人竭力举荐，都有可能促成梁氏担纲曹墓内外一应书写事务。这批尊谨恭敬的铭石“八分书”，如果出自梁鹄之手，与曹操的身份及曹墓规格，也是相匹称的。至于那一少部分隶楷间杂的率性书写，则可推定必非梁鹄（或梁鹄组合）所为，而极有可能是临葬前民间匠作“拾遗补缺”式的草草客串。依当时审美轨则，这类“蓬头鹑衣”般的挥洒，是根本不入时人眼、深为士林名流所鄙薄的。

                           三、《鲁潜墓志》书迹
      因为志文有涉曹操高陵的地理方位，同出于西高穴村的《鲁潜墓志》，被激烈地指为赝鼎。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作冷静分析，这方十六国时期的青石质墓志，都是经得住反复推敲的。
    据介绍，鲁潜墓志于1998年4月被乡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发现，志文载“（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另有调查资料显示，1992年西高穴村砖厂起土时，在鲁潜墓志出土地以北约8米处，挖出一座古墓。后来此处又陆续发现多座古墓，墓葬规模较大。调查者认为，该处可能是后赵时期一处古墓群，而鲁潜墓应该属于其中之一。[11]
      鲁潜墓志刊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高20.7厘米、宽31.3厘米，志文为隶书，14行，共120字。受魏晋“禁碑”风气及战乱影响，十六国时期墓志数量极少、形制也小，鲁潜墓志便是明证。墓主鲁潜，文献中有零星记载，《晋书》载“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可知鲁潜原为东晋都尉，叛逃后降石勒。生前居官者，殁后墓石例请名手书刻，“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乃后赵经验丰富的书家经意所为，当无疑问。
    鲁潜墓志的隶书体势中，裹藏着浓郁的“楷情”，点画瘦硬、朴直方劲。横画起笔、撇画收笔等部位，刻意夸张为峻锐的方角形态，雷同刻板，有装饰化倾向。与之有125年时空差异的曹操高陵石牌隶书，也存在近似表现。在十六国刻石中，前秦《梁舒墓表》（376年）、后秦《吕宪墓表》（402年）、北凉《沮渠安周造像碑》（445年）、后燕《崔遹墓志》（395年）等，书风都有“刻意锋棱、伤于造作”的规律性痕迹可寻。魏晋时期隶书“楷变”的大势，业已浸入所有刻石的血脉骨肉之中。
    鲁潜墓志的书艺价值在于，在魏晋隶书“呆板造作”的大风气下，尚多机巧变化，时有出人意料的处理方法。其凝朗之态、峻达之势、方锐之相，得爽快磊落之美。细察之下：第二行“丁”、 第五行“字”、 第六行“子”、 第十三行“子”等字的竖勾，极力左甩，致使整个字欹斜不稳，玉山倾颓，若无界格扶持，恐将醉卧不醒；第一行“建”、第三行“马”、 第四行“潜”、 第七行“墓”、 第十二行“建”等字，敦朴天真，略近《爨宝子碑》；第四行“五”、 第十行“帝”、 第十二行“五”等字，间参篆法；第五行“九”，第六行“戊”、 “癸”， 第九行“魏”， 第十一行“回”，第十四行“向”等字，方头愣脑，左顾右盼，状若顽童，憨拙可爱。[12]
      如上诸般，都是大风格下的奇姿变态。而正是这些“个别”，大大丰富了《鲁潜墓志》的艺术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