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王学仲“黾学”献疑

李丰原

     按：此文乃知名美术评论家郑志刚先生为《书画世界》“围观”专栏而作，见该刊2013年11月号。

                   “孤种”王学仲

                                                          郑志刚

一，王学仲算不算“书画大师”？

     据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滕州论坛、新浪网、光明网等多家网媒报道，2013年10月8日晨，王学仲先生病逝于天津，享年88岁。

     在对“王学仲辞世”这一文化新闻事件的报道中，相关媒体频繁使用了“书画大师”、“中国当代国学大家”、“艺术大师”、“国学泰斗”等称呼。在我看来，这样的称呼含混而滥情，依王先生生前的风骨操守，对兹般红艳艳的揄扬之辞，也不见得乐意。大师、泰斗、大家等叫法，原则上是人人受用的。君不见国内部分书画从业者，还欢蹦乱跳地活着，便已经急不可耐地在自费出版的画册上“大师”加身了。

二，孙伯翔没文化？

      我在网络发布的图片上注意到，追悼会现场王学仲遗照两侧，悬挂着装池成轴的一副挽联“黾园恩泽育桃李；夫子翰墨传后人”（上款：恩师王学仲先生千古），系孙伯翔撰并书。尽管孙氏已在多种公开场合及多种媒体上被呼作“中国当代书坛公认的碑学书法大家”、“北碑巨匠”（譬如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书法》2013年第10期第18页）等，他却能够始终在王学仲面前谦恳地执弟子礼，单此一端，已足令人心生感佩。我想要说的是，方之当下书坛，孙伯翔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但还远未到“大家、巨匠”的地步。无论他练过字的纸能拉多少大卡车（强调过程是对结果不自信的表现），可魏碑在其腕底仍是魏碑，未能如盐着水有味无痕。这一点于右任做到了，故而卓然大家，赵之谦、康有为都做得不够充分。王学仲的字受于右任、徐悲鸿影响，但魏碑这口井掘得也不深，不及孙伯翔的笨功夫，然松活过之。

      论书法水准，孙伯翔不愧国内名手，但读书到底嫌少，文化积累显见欠缺。就如上挽联而言，“恩泽”、“翰墨”平仄失对，“桃李”、“后人”语法结构不相厮称。这般属对方面的基础性差池，原不该出现在占据《中国书法》“大家风采”栏目的伯翔先生之手。须知“赫赫孙老，民具尔瞻”，挥毫之际还是谨慎些好，若真没把握，就要勇于发扬不耻下问的精神。不佞既然摊开了话题，索性再乱弹一气。上述《中国书法》2013年第10期第5页，孙氏自撰联“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象”与“处”、“皆”与“不”平仄未妥；第7页《行书自作诗轴》“平生好求书与画，逆迫多舛不觉难。方圆幻变无竟了，东涂西抹又十年。朝暮兴趣唯浸墨，妙得灵光何时见。纸醉金迷未迷眼，清凉境里自疑仙。”全然不顾韵律（连古风也称不上），十足信口打油。

三，徐悲鸿是怎样提携王学仲的？

      也罢，不以“大家”标准纠缠79岁的孙先生伯翔了，课不是一天能补齐的。王学仲米寿而归道山，九年之后，孙先生在诗文书画方面的综合修养，谅难梦见乃师。有时候，某种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兀那王学仲，1925年生于山东滕县，字黾子，别号夜泊（呼延夜泊），晚年又号黾翁。1942年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从学邱石冥、吴镜汀、容庚等。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受齐白石、黄宾虹、张伯英、徐悲鸿、李可染等人指导。1953年起执教天津大学至今。

      徐悲鸿堪称王学仲早年举足轻重的贵人。北平艺专期间，徐氏曾将王学仲誉为“诗书画三怪”，后来看了他的书法作品，又热情题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正、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更让王学仲难忘的是，有段时间他生病辍学，心情灰暗颓唐，徐悲鸿得悉后，指派工作人员多次汇款给他，并亲笔修函“病症静养可愈，须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是否乐于奖掖、扶携后进，是检验书画名家胸襟度量的一把重要标尺。不得不承认，这方面徐悲鸿是个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典范人物。齐白石、傅抱石、吴作人等，都曾沐其惠握。方今艺界，具备如斯大气象的伯乐不是没有，而是不多了。铁青着脸的现实逐渐使我们明白，眼前风行“占山头、霸资源”运动，你不按游戏规则玩，就休想混入人家那帮人疯狂编织并严防死守的所谓“专业、主流圈儿”中去。而在各色各样的“圈儿”污泥浊水地数十寒暑混下来之后，那些攀上“圈主”位置的所谓书画名家，早已一个个虚伪狭隘、铜臭熏天、尖酸刻薄，哪里还有丁点儿雅量可言！所以，毫无疑问，对于徐悲鸿阳光灿烂的知遇之恩，王学仲必当感篆五中。

四，“黾学”究竟能不能成立？

     “欧风汉骨，东学西行”八个字，据说是王学仲自撰并遵行不怠的治艺圭臬。我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国内的文艺名角基本上都喜欢手订座右铭。譬若欧阳中石先生著名的“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十六字方针。因为我曾在首师大读过书，又总喜欢拽那么几个莫名其妙的词儿，所以私下里将如上方针不无亲切地唤作“十六字令”。其实欧阳先生并没有想拿这16个字来强令谁，书法学子们爱理解不理解、爱遵守不遵守、爱宣传不宣传，一切悉听尊便。在我印象中，欧阳先生基本上也就提出了这16个字，而王学仲先生却在其8字之外，还创立了“黾学学派”。“黾学”者何？相关资料显示，王先生将之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其中，“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我（王学仲）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我（王学仲）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说实话，王学仲对他自创的“黾学”所作的一番诠解，有六经注我、支离破碎之嫌。学术、学派本是严肃、严谨之务，不能置逻辑、结构、秩序于不顾，将一己之感性认识作交叠堆砌。王先生在文学艺术创作及理论著述方面的才情与实绩，不容任何人否认。但“黾学”及“黾学学派”（当指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形成的“师承性学派”）是否能在严正的学术意义上成立，鄙意尚有推敲空间。此外，我还认真拜读过王学仲《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一文，将“经派书法”单独提出来加以扬榷，尽管不乏只眼，但整体上仍觉含糊勉强。事实上，对中国书法史上的碑、帖之分，一直以来我都持有强烈质疑。斯种分法笼统粗糙、漏洞百出，实乃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偏激不经之见。依我谫识，与其町畦以碑、帖，毋宁厘分为墨、錾，或径剖作官书与民书，也许更其冷静、平允、客观。

五，王学仲与“书协主席”擦肩而过？

      尽管王学仲的艺术创作涉及国画、油画、书法、篆刻、诗歌、辞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多种门类，可谓才华横溢、花雨满天，但其昭彰于世的第一要件是书法。他生前曾任中国书协第二、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六届顾问，天津市书协主席等，并于2006年获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有坊间传闻，中国书协第三届主席的位置本当是王学仲的，但奶酪终究被京派所动，先生为此颇不宁静云云。其实看开了，不生闷气没啥大病，快乐平静地写写画画，活他个百岁寿翁，才是真正的智者与赢家。

     若许年来，王学仲给我的印象是孤迥不群的。他的长相不太具备艺术家的范儿，暮年更是容颜苍涩。其书旷达朴朗、雄迈从容、气骨开张，有大师潜质，推为第一流名家无少愧。所惜先生不能毕全副精力于书，毫端未遑脱略魏碑形骸，得入自由无碍之境。从另一方面说，或许正是这份源自天性的孤独，玉成了王学仲诗文书画艺术的整体辉煌。在这点上，徐悲鸿遗孀廖静文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她以师母的口吻说：“王学仲一向是书画界的‘孤种’，如今他去了，让我万分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