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珪二三事

孙向群

关于朱珪二、三事
孙向群
一、关于朱珪的《名迹录》
朱珪的结交皆是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因此在这些文人的著作和杂记里都留下了他的记载。著名的杨维桢的《方寸铁志》就是其中之一。近来笔者读得收于《四库全书》中的朱珪的《名迹录》（后简称四库本），此书中存有朱珪的信息，为我们正确认识朱珪和元代篆刻史，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资料。
此书共六卷，其中附录为一卷，《四库提要》对此书的内容进行了大略地描述：
……（朱珪）又工于摹勒石刻，因  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为一时赠言也
根据《提要》中称此书有序，但是四库本中没有任何人的序，当是收入时被人裁去。
笔者在南京图书馆中见《名迹录》的一清抄本，前有秦约作于洪武九年正月的序，序曰：
……名迹录者，昆山朱伯盛之纂辑也，伯盛极篆隶真草书法之妙，尤善摹刻，凡朝廷制诰词命舆，夫公卿大夫、遗民逸士、道宫僧寺碑志墓碣之类，及山水题名尺牍往复，亦不可遗，岁月滋久积以成帙，盖欲传悠久示将来，颜曰《名迹录》者。……伯盛嗜古，好修志不徇俗，学士大夫靡不为之纳交。所刻之文皆绝妙好词，而制作诸公，多予所友善，……伯盛者名珪，自号静寄居士，洪武九年丙辰岁正月二十日，樵海老叟秦约仲文书
此序后虽有“隆庆戊辰四月二十日，钱毂抄于娄江舟中”跋，但是此抄本后也和四库本一样，有朱存理的跋，说明这本也是以朱存理的抄本为底本的。是序的时间是洪武九年（1376），但是笔者在读《名迹录》时，发现其中还有卢熊撰于洪武十年（1377）的《杨子经墓志》，可见《名迹录》在秦约作序时并没有完成和刻版印行，属序先作而书后成。
朱存理的跋曰：
昆山黄应龙嗜古好学，所畜奇书异传并一时典故，与予同好也。去冬寓昆山僧寺一月，与应龙日相接论，因借此《名迹录》一编，岁久蠧简不敢托诸之，遂手录之，连序目五十纸，成化二十二年（1468）岁次丙午三月二十日小楼记，吴郡朱存理性甫
此跋告诉了我们朱存理抄本的出处，笔者从黄应龙出示的《名迹录》为“岁久蠧简”而使黄氏“不敢托诸之”可见这本《名迹录》已是十分珍贵了。黄氏和朱珪同里不同代，但是相去《名迹录》成书的年代不过百年，不可能视如此破损的书为珍宝的，而且连生活在吴郡的大藏书家朱存理也要到昆山来抄。因此，笔者判断《名迹录》当年就根本没有印行出版过，黄氏藏本就是朱珪的稿本。
对于我们研究篆刻史的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名迹录》卷六中的附录部分，这一部分皆为当时文人为朱珪的艺事所作的诗文，而且收录的较为全面。第一部分为赠诗，在郑东的《赠朱伯盛诗序》后有张雨、李孝光、郑元祐、倪瓒、郭翼、顾阿瑛、陈世昌、卢熊、释清欲、释智宽送的诗，内容皆是称赞朱氏刻印一事的。
第二部分是著名的《方寸铁志》，第三部分是倪瓒的《静寄轩诗三首》和倪瓒、殷奎分别送的两篇“朱伯盛甫小像赞”。这部分内容除殷奎之外，其他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倪瓒的小楷《静寄轩诗卷》同。
第四部分是为朱珪另外几本书和朱氏藏品作的序跋，有卢熊的《印文集考序》、张绅的《印文集考跋》、《书朱伯盛印谱后》，卢熊的《字原表目跋》、《字原音训跋》，还有张翥、陈世昌、朱经、释清欲、顾阿瑛的《朱伯盛所藏吴孟思书三体心经》题跋诗文。
这些诗文使我对元代篆刻史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很多不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元人于篆刻审美观念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二、关于朱珪的生卒年考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倪瓒的小楷《静寄轩诗》卷，卷中还有张绅题写的篆字“静寄轩”、“静寄轩诗文”。秦约 的《名迹录序》中告诉我们，朱珪号静寄居士，因此静寄轩当是朱珪的斋号，郭翼 在送给朱珪的诗中有“幽居巷里时相见”句，清初沈心在论印诗的注里也有“朱伯盛住昆山幽居巷”句，看来朱珪的静寄轩当在昆山的幽居巷里。
根据《静寄轩诗》卷后倪瓒的 “辛亥十二月云林子过云门先生娄江寓馆，遇伯盛，相从累日，作此并书云门题篆焉二十二日” 题跋，我们知道倪瓒写此卷的时间为洪武四年十二月，是年若按正常推算当为1371年，但因为是农历十二月了，按公元历当是1372年的一、二月间。倪瓒的诗文分三个部分，第一是“朱伯盛氏小像赞”：
游乎古六艺之书林，业刻符而工摹印，类夫鲁独居之男子，身不娶而能忍贫，饮沆该瀣而为浆水，友寂寞而与邻。瘦骨昂藏老鹤精神，盖将追踪西塞山之鱼，锺武桃花源之民者非耶。
第二部分为“刻古印诗四韵”
炜煌金石刻，郁崛蛟螭文。犹遗姓名在，萧然秦汉分。宝玉道几息，瑰奇散如云。朱翁业古艺，千载挹清芬。
第三部分为“静寄轩诗”
静寄轩中无垢氛，研苔滋墨气如云。匣藏数钮秦汉印，白玉蟠螭小篆文。
独行应如鲁独居，心同柳下孰云迂。纵教邻女沾濡急（点去，下改为“衣沾湿”），试问高人安稳无。
身是梅花树下僧，茶烟轻扬鬓鬅鬙。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觉爱僧。
以上内容是倪瓒把他张绅家里所见到的朱珪相貌性格、特长爱好以及生活状况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面目清癯有神、性格孤傲善良、终身未娶，浑身书卷气的老年篆刻家、收藏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黄先生对朱珪的生卒年有如下推断 ：
从卢熊《苏州府志》刊印的时间为1379年判断，朱珪的卒年不会下延至1379年后，因按惯例在世的人是不能写入地方志的。又见张慧剑所编《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载：“1376年（洪武九年）昆山朱珪（伯盛）汇辑平生所刻碑文为《名迹录》——《缘督庐日记》戊子，珪所著有《印文集考》。”另据《卢志》称朱珪五十不娶妻，估计朱珪卒时当50岁或略大于50岁。是知他的生卒年当为“1327年后——1379年前
如果按黄先生的推断，洪武四年时朱珪约44岁左右，当正值壮年，那么倪瓒看到的为什么是“瘦骨昂藏老鹤精神”的“朱翁”老年形象？按倪瓒的描写，洪武四年时的朱珪肯定不止四十几岁。
查《名迹录》卷六中卢熊的《印文集考序》，此序作于至正二十五年，但是文中曰：
珪字伯盛、清淡寡欲，五十不娶，  然有出尘之志，永嘉李季和、清河张伯雨、会稽杨廉夫、昆山郑季明咸所嘉尚云
以上文字说明朱珪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就已经约有五十多岁了。那么，洪武四年时的朱珪应该约是五十五到六十岁的人了，这个年龄和倪瓒描写的有点接近。另据，《名迹录》的秦约作序的时间虽然为“洪武九年”，但是书中还有朱珪刻的卢熊撰于洪武十年的《杨子经墓志》，可见朱珪至少在1377年还活在世上，而且身体尚健，还能有体力刻碑。因此笔者推断朱珪的生卒年当为1314年前后——1377年后。
    另在倪瓒的小楷《静寄轩诗卷》里，有一“朱玮玄印”，师法汉印，气息古朴、接近元人。但朱氏玮玄者何人？待考。
三、关于朱珪的《印文集考》
黄惇先生在其《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三个阶段》一文里，依据《珊瑚网》中《方寸铁志》卷后有“云门山樵张绅书于朱伯盛印谱后”一跋，而发问“朱珪是否有过《朱伯盛印谱》呢？若是有则可视为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文人篆刻家印谱。”为证实这一猜想，黄先生引卢熊《苏州府志》中：
朱珪，字伯盛，昆山人。从吴睿受书法，凡三代金石刻辞靡不极意规仿之，久有悟于《石鼓》、《绎山》之法。尝取宋王顺伯、元吾丘衍、赵孟頫诸家印，旁询博取，纂为凡例，以吴睿所书印并自刻附焉。珪读书十年不下楼，五十年不娶妻，杨铁崖为撰《方寸铁志》
来加以论证。对以上文字黄先生是这样理解的
文中所载“纂为凡例”在明代万历年间陈继儒的笔下则称为“印谱”。陈继儒的《妮古录》中云：“珪尝取宋人王顺伯并赵孟頫、吾子行二家印谱、吴睿所刻印文并自制私印纂例为书，名《印文集考》，惜不传。”（按：其中吴睿所“刻”印文，卢熊原记为“写”，所谓“刻”乃陈继儒之误）可见朱珪当时确实有纂汇宋元集古印谱和当代文人印章为《印文集考》之举，《印文集考》的前部分，选自王、赵、吾的集古印谱，后部分则为朱珪所搜集的其师“吴睿等所书印”和他自刻印章的印谱
笔者认为，黄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不正确，以致曲解了卢熊的本义，黄先生文中所言的第二部分：“后部分则为朱珪所搜集的其师‘吴睿等所书印’和他自刻印章的印谱”的内容，在《印文集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点我们只要把朱珪自己编辑的《名迹录》卷六中的卢熊《印文集考序》和《苏州府志》、《妮古录》中的记载对照起来，仔细通读后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在《印文集考序》里，卢熊是这样言道：
……乡人朱珪，笃志于古，尝从钱塘吴睿师授书法，凡三代以来金石刻词，靡不极意规仿。暇日又取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间以示予，予谓私印之作固书学一事，为士大夫者罕习之，而况上穷仓史神明之奥，以通造化之原者哉。
是序作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比《苏州府志》要早十几年，看来《苏州府志》中“尝取宋王顺伯、元吾丘衍、赵孟頫诸家印”一句是被人抄错了， 当是“取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因为“诸家印”和“印谱”是两个概念。如果按《苏州府志》的记载来解释，《印文集考》收集的当是王顺伯、元吾丘衍、赵孟頫诸家的印，而不是他们收集的秦汉古印。这一点陈继儒的《妮古录》的记载是正确的，说明陈继儒的记述不是以《苏州府志》为底本的，而是直接取自卢熊《印文集考序》，同时也说明《苏州府志》和《妮古录》中的记载都是根据此序而删改的。
读以上《印文集考序》使我们看清了卢熊的原义，王顺伯有自己钩摹的《汉晋印章图谱》、吾衍有《古印式》二卷、赵子昂也有自己钩摹的《印史》二卷，从笔者查考实际印谱和有关记载来看，这三本印谱的编辑体例几乎一样，皆一印配一考证说明。卢序中的“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是说朱珪参照王顺伯、和吾、赵的《集古印谱》编纂体例，在吸取了其中的考证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又加以“旁搜博取”地进行了重新汇集，并把吴睿和吾、赵钩摹的古印加上自己钩摹的古私印附于上，取名为《印文集考》。“凡例”在此不可能是“范例”之意思，而是“概要说明”之义，是对“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的注释，所谓的《印文集考》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按黄先生的解释是“朱珪所搜集的其师‘吴睿等所书印’和他自刻印章的印谱”的话，那么这样的内容就和本书的宗旨以及题目不相符合的。再说对“朱珪所搜集的其师‘吴睿等所书印’和他自刻印章”的印文，是没有必要进行考证的，是他们自己刻的还要考证什么？而且根据卢熊对朱珪“自制私印”的认识是“私印之作固书学一事，为士大夫者罕习之，而况上穷仓史神明之奥，以通造化之原者哉”，则更加说明朱珪“自制私印”根本不是什么自己为他人刻的印章，而是他钩摹的古私印，不然卢熊怎么会有应该把它当为书法以及文字学的实物来研究的想法产生呢？卢熊是借此向大家说明，不要把目光盯在古官印的历史考证上，对私印历史和文字进行研究，也会同样有收获。我们再看卢熊《印文集考序》里的另一部分内容
……宋宣和间，尝修博古图，至于镜鉴泉货之文亦颇著录，然犹未采印文也，至王球《啸堂集古录》昉有之。近世曹南吴忠淳刻《学古编》，仅存古印数十，而莆田郑晔又集印文七十余钮，模刻传之，名曰《汉印式》。所撰序略无依据，缪为广博之词而失其要领，又自以所制附后，舛谬尤甚。……今朱君所著黜其背戾存其简约，集为成书，诚笃志古学而有益于当今。然蒐辑有年，适值兵革颇有散佚，识者恨焉。今存若干篇，厘为一卷，贻诸好事者，俾予序首。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卢熊为了说明朱珪的《印文集考》的长处，而拿朱珪的《印文集考》和古往今来的集古印谱去作比较，而这些古往今来的《集古印谱》都是以“印文”下加考证说明为体例的。并明确指出《印文集考》确实达到了“笃志古学而有益于当今”的纂编的目的。而且直说《印文集考》只有一卷，没有什么附录。这里在描述郑晔《汉印式》时，也出现了“又自以所制附后”句，但是不难看出这也是说郑晔编《汉印式》把自己摹刻的古印章附在了那篇“略无依据”自序后。如果也是郑晔自篆自刻的印章，那么，卢熊的“舛谬尤甚”的评价如何成立？
另据王鏊的《姑苏志》卷五十六中对朱珪的记载曰：
朱珪字伯盛，昆山人。师吴睿大小篆，尤善摹刻，尝取王厚之、赵孟頫、吾衍三家印章谱说，并睿与己所製印文篆例为书，曰文集考（注：脱一“印”字）
王鏊对“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一事，说的很清楚，是“并睿与己所製印文篆例”，而不是他们自己刻的印。因此，这更加说明《印文集考》是一本古印章历史考据为目的集古印谱，黄先生所说的“后部分则为朱珪所搜集的其师‘吴睿等所书印’和他自刻印章的印谱”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云门山樵张绅书于朱伯盛印谱后”中的《朱伯盛印谱》其实就是指这本《印文集考》，如果因为谱名中有朱伯盛，而说此谱为朱珪自刻印章的印谱，那么卢熊序中所称的“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又应该如何解释呢？取名《吴孟思印谱》的印谱，也不应该是集古印谱了吗？
因此，黄先生对《印文集考》的“较之他（朱珪）的前辈们，他已不再只将眼光停留于《集古印谱》、停留于欣赏汉人创作上，而是直接以印谱表现自己在再创造，因此这部《印文集考》可称得上是元代印人追求印章艺术创造的记录，”的评价，和依据此所作的元代的篆刻家们“完成了由集古印谱向篆刻家创作印谱的转化”的结论，也就失去了立论的根据了。
但是，这并不是对文人自己作品的印谱会在元代产生的否定。笔者认为对篆刻史上文人专门是自己作品的印谱产生的时间尚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因为也许要早与元代，也许是在元代某一个时期，具体还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还要有很多详细的取证工作要做。

闻正

过目。

沐喜堂

可补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