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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初，天津出版的《中國書畫報》，發表了我的《畫價、官位及其它》一文。後來，杭州出版的《美術報》和南京出版的《中國墨痕美術導刊》等多家報刊，又先後用類似《關於“畫價”與官位及其他》的標題，將該文轉載發表。據說，該文因觸及到對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對當代中國書畫藝術所造成的令人深惡痛絕的惡劣影響，進行了坦誠與尖銳的批評，而在美術界、書法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我覺得，根據我對這些年來所存在的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嚴重影響中國藝術的健康發展，業已引起業內外人士嚴重不滿的諸多現象的觀察，我覺得，我對於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對當代中國文化和藝術所帶來的危害，只觸及到了皮毛，而尚未解讀到它的本質。 於是，我帶著在現實生活中所接觸到和感受到的腐朽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對當代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無孔不入的浸害，決定花些功夫去深究中國自古以來，特別是到了當代中國，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是怎樣借屍還魂，變著花樣對文化藝術產生消極影響的。我這樣做，是希望大家都來關注這個問題，大家一起來為消除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消極影響，為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和諧文藝，作些添磚加瓦的工作。 （一）關於“官本位”之歷史淵源的攷證 為了攷證“官本位”與“官本位文化”形成的來龍去脈之歷史淵源，我試圖從讀中國歷史，從讀有關中國文化和藝術研究的專著，從辭海和辭源，乃至互聯網中去尋找有關官本位的名詞和相關理論詮釋，希望盡可能地瞭解自古到今，歷代人文學者對“官本位”和“官本位文化”這兩個名詞概念及其相關知識。這讓我獲益匪淺。 從互聯網“百度”中查找關於對“官本位”概念的解釋，“官本位”不是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而只是在歷史文化典籍和現實生活中的一種通俗的說法。據一些研究文化和社會學的學者認為，這種說法原本是借用經濟學上的一個專用名詞——“金本位”。所謂“金本位”，是經濟學中所指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以黃金為單一的價值尺度去衡量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最初提出官本位這個名詞時，至少有這樣一層意思:即把是否為官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 官本位是官的本來涵義的異化。在中國歷史上乃至在現實生活裏，一般來說，在人們心目中，官原本是一個較為好聽的名稱:系指負責處理朝廷或國家公務方面的官。官者，公也。《漢書·蓋寬饒傳》中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說苑至公》:“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斷，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可見，官的本來意義是“為公”。正因為以“公”相通，才有了堯舜禪讓的佳話。韓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說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到後來，在社會與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就逐漸發生了由為公而做官，演變成了為私，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做官了。 縱觀歷史和現實，“官本位”至少包括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內涵:（一）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官”的意志和利益為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嚴格的上下層級制度，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三）以是否為官、官職大小、官階高低為尺規，或參照官階級別來衡量人們的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社會心理;（四）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會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在多個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機制、官本位現象、官本位行為、官本位意識、官本位思維、官本位文化等多個方面的意思。”美術屬於文化的範疇，因此，派生出“官本位藝術”這個名詞概念，我認為，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 官本位作為一種意識和價值取向，“以官為本、以權為綱”，以仕途為個人事業的選擇目標，把做官與昇官，視為人生最高價值和終極目標來追求，同時又用所做的官的大小來評判實現人生價值的大小。“一切為了做官，做官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蔭子、光宗耀祖，可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就連“祖墳也會冒青煙”。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裏，官為百業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頭地。而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要擺脫貧困和低賤的社會地位，除了入仕，別無他途。不少商人經商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賣官鬻爵”使官位有著強勁的買方市場。官本位意識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維護和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中國是重“官”的社會，人們都既想當官，卻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20世紀初，四川大學教授李宗吾，於1917年出版了在當時中國社會上轟動一時的《厚黑學》一書。用痛快淋漓的筆墨，辛辣地諷刺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黑暗，官場腐敗，官本位思想觀念毒害社會空氣，腐蝕人們靈魂的種種弊病。 從“五·四運動”時代起，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就受到進步思想家們的尖銳批判。新中國建立以後，為了徹底破除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的影響。毛澤東和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曾經多次指出:“共產黨人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唯一宗旨。”但是，由於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流傳了幾千年，至今在我國社會生活中仍然有著很深的影響。一些共產黨員和党的領導幹部，也竟然沾滿了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的惡習。腐朽的封建官本位的思想觀念侵害，滲透到一切領域，官本位對文化和藝術的繁榮發展，造成了嚴重的腐蝕和危害。 （二）“官本位藝術學”對當前中國美術有些什麼樣的消極影響？ 我想，花上述筆墨，從歷史的角度對“官本位”作些初淺的分析後，也許會有利於加深我們對反映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特別是文化和藝術中的腐朽封建官本位思想危害的認識。在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是一種較為普遍存在，且令人深惡痛絕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意味著當官就有社會尊嚴與社會地位，所以，難怪林彪曾經有句“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的經典名言。人們都以官為貴，以官為尊。在社會現實生活中，形成了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的盛行。官職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會名聲、經濟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專車檔次。官級不僅影響活人，人死以後開什麼規格的追悼會，所致的悼詞應該多長或多短，安葬的費用由誰掏錢，乃至應該安葬在何處，都視官職的大小和地位的不同而定。各種會議，甚至是學術會議或專業會議，凡是被請來參加會議的行政領導，都得要安排在頭排就座，而且特別講究與會的領導級別去進行座次的安排，以至於會議座次安排，是屬於“行政管理學”中的很重要的學問。企業有級別，企業領導要對應行政官銜;其他如教師、醫生與科研人員等，也都要用官級來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當於多大官，以至於鬧出“處級方丈”、“局級主持”這樣的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官本位現象已經覆蓋了全社會，就連中小學的孩子們也沾染上了官癮。一個幾十人的小小班級，除了班長、副班長，還有學習委員、勞動委員、衛生委員、體育委員、文藝委員，少先隊系統還有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帶官銜的幾乎占去班級學生人數的一大半。家長們為了給孩子在班上謀個一官半職，不惜給老師請客送禮。令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無孔不入的腐朽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的幽靈，竟然將它的黑手伸到了作為祖國的花朵、幼小的少年兒童們的心靈上去了。 那麼，腐朽的官本位思想觀念，在文化和藝術界有沒有造成消極與惡劣的影響呢？在文化和藝術界，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1）官本位使某些美協或書協等學術團體異化，使某些理應是學術帶頭人的主席、副主席，異化為爭權奪利的政客。原本是學術團體的美協和書協，按行政級別來套，將原本是學術頭銜的美協主席或副主席，也賦予了行政官職的內涵。人們觸目驚心地看到，腐朽的官本位思想觀念，不但將原本在人們心目中象徵藝術聖潔與高尚的學術團體美協，異化成了官府衙門。而且，作為美協主席或副主席的名詞及其實質內涵，也都被異化了。 以美術家協會為例，在20世紀的50和60年代，美術家協會在美術家們心目之中，是一個有學術權威性的群眾學術團體，擔任美協主席或副主席職務的同志，必須是美協裏國、油、版、雕等各個畫種中，不但在藝術上是在全省乃至全國有廣泛影響的優秀作品和學術成就，而且他必須是個在思想、德行、修養和人格方面有魅力，深受業內人士尊敬與擁戴，能夠成為學術帶頭人的人。這些年來，美協中的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長，雖然他們中有不少同志，不但在藝術成就和學術影響方面具有權威性，而且在思想品行和道德情操方面，也可堪稱為值得廣大美術家學習的榜樣和楷模。他們嚴格做到了從自身做起，在藝術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方面，拿出優秀的作品和優秀的成果來影響廣大中青年美術家，而且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抓好整個協會工作，如何多出優秀人才，如何多出好作品的工作重心上。但是，也應當承認，在他們當中，既有在專業素質上很差，不認真為協會如何多出優秀作品和優秀人才而好好工作，一心只顧利用協會的官位拼命撈取個人私利，在思想品行和道德情操方面，要讓同行們在背後指著脊樑骨罵的人物。在美術界，如果當上了美協主席或副主席，當上了畫院院長或副院長，當上了花樣百出的藝術中心主任或副主任，不但意味著他擁有了可以在社會上招搖過市的官銜，社會地位被提高了，而且畫價也升值了。這便是為什麼在如今的中國，從北京一些原本非文化藝術部門的國家部委辦，乃至到全國一些地處偏遠山區小鎮，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畫院、藝術中心、藝術研究院或研究會，會如雨後春筍般地遍地冒了出來，會出現如十年文革中那樣三五成群，甚至一兩個人，就能同時成立幾個“造反司令部”或“戰鬥隊”的那種歷史的怪現象，在今天又以另一種形式重現的原因所在。 另外，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共場所，隨便碰到一個人，就可能是某“造反司令”一樣，在當今一些藝術活動的場合，隨便碰到一位自稱為“著名書畫家”的人物，所遞過來的印製很精美的名片之上，都赫然地印上了名字起得好聽，很有文化藝術“官員”意味的“某某畫院長”或“常務副院長”的頭銜，可是一看他的作品，就令人實在不敢恭維和會要感到倒味口！ 由於在美協能當上主席或副主席，即意味著擁有了權利和諸多實際利益。所以，人們觸目驚心地看到，在某些省市，每當美協領導班子換屆，便要演義一場為爭奪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長的美協官職，比之演武場上打擂台還要熱鬧的爭奪戰。有的人為了爭當上主席或副主席的官位，於是乎請客送禮，托人找上級領導求情，在私下裏許願作交易，拉選票等什麼手段都派上了用場。再有是，因為當上美協主席或副主席後，所得到的好處和實際利益的含金量實在是高，因而據說華東某省美協主席和副主席的人數，竟然多達二十四、五號人。原本按中央有關文件的規定，美協是每五年換屆一次，可是，據說西北某省美協至今十五年（一說二十年）未換屆了，原因是在台上的主席和副主席們覺得自己幹得蠻好，沒有換屆的那個必要。其實他們占山為王，拖著不想換屆，是因為當主席或副主席的實際利益，肥水實在是太豐厚了。常言道，“肥水不往外田流”。 （2）官本位使評價藝術的標準，乃至藝術市場裁定畫價的準則異化，使藝術的含金量，讓位於官職大小的含金量。按照古今中外藝術品交易的通例，決定藝術品的價格問題，主要是看藝術品本身的藝術品質，當然也要將藝術家的社會知名度考慮進去。可是，由於名家也可能有敗筆，因此不見得名家的每幅作品都能做到“點紙成金”，都能賣個很高的價錢。我這麼說的意思是，認為藝術品的買賣交易，始終應當堅持按藝術品自身的藝術品質高低，來決定藝術品“貨幣價值”的高低，而不是由類似官本位等一些非藝術的因素，來決定藝術品貨幣價值的高低。 但是，近幾年來，在中國書畫界和藝術品買賣的交易中，卻出現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說法:以書畫家“官位”的大小，來決定書畫作品價格的高低。官職的大小，成為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官位的含金量，成為藝術市場的硬通貨。如某省會城市為舉行書畫作品的拍賣會而印製的一本畫冊中，凡中國美協理事、省一級主席、副主席或畫院正副院長，其四尺的畫作所標示的起價，絕大多數是按作者的“官位”身份來定，每平方尺以1萬元以上為起價。這真可謂是一道“具有中國特色”的“靚麗的風景線”。 （3）官本位的神奇力量，使外行的行政官員，以1958年“大躍進”的神速，成就為“著名畫家”乃至“大師級”人物。研究自1949年至今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美術史，人們發現，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美術界和書法界，除了極個別名家的字畫能賣錢，而且像齊白石那樣的大家的字畫，在20世紀50年代，也只能賣貳元錢一尺的低價，所以，那時候很少聽說有行政官員，轉業到美術和書法界來的現象產生。 可是，這些年來可就不同了，由於市場經濟使畫家和書法家，特別是那些著名畫家和名書法家的作品能賣個高價錢。於是我們看到，有些早已退下來的官職不小的人物，還有是知道自己從行政上再爬不上去，或原本就對書畫家字畫能賣錢眼紅的某些行政官員，紛紛找尋各種理由，想方設法往美術和書法界裏鑽，想方設法弄個美協、書協或畫院正、副職的官兒當當。再找喜好巴結他們的畫家或書法家“拜師學藝”，找好臨、好學的簡筆花鳥乃至山水畫，依樣畫葫蘆地畫上一兩年時間了，就能速成畫家，甚至速成為“名畫家”和“大師級”的人物了。然後找原本就想拍老領導馬屁的書畫官員，給自己抬轎子，作序和寫前言，把臨摹揚州八怪、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或李可染的畫，涉抄襲之嫌的畫作，當作自己“原創之作”。在厚顏地簽上自己的大名，蓋上自己的圖章之後，拿去搞畫展賣錢，且利用自己的特殊社會關係網，能賣令許多畫了一輩子畫的著名老畫家只能“望洋興嘆”的高價錢。所以，難怪美術界和文化界人士，會要憤憤不平地指著他們的脊樑骨痛斥:“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竟然能如此神奇地用火箭速度造就‘名家’和‘大師’，美術院校都應當關門停辦才是！”據說，香港報紙對於內地極少數高官速成“大畫家”，並通過官本位的關係網，把臨摹實為抄襲名家的畫，簽上自己的大名，蓋上圖章去賣高價錢，尖銳批評為是“利用不正當的手段在斂財，是變著花樣搞貪污”，是“內地反映在文化和藝術中的嚴重腐敗之風”，在海內外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 對於來自社會輿論對火速成為“著名畫家”和“中國畫大師”的某些“官員書畫家”的批評，某些昧著良心、置社會公理與正義於不顧的人物，竟毫不臉紅地公開為其辯護:“退下來的老同志搞書畫有什麼不好，中國古代不是有一些官員是很好的書畫家嗎？”這種說法公然為腐朽的官本位思想觀念張目，是在有意混淆視聽。因為，人們並不是反對退下來的老同志，不該畫畫和搞書法。一些老同志退下來以後，為延年益壽和修身養性，有興趣拜師學學書畫、甚至參加書畫展，都是應當鼓勵和支持的。如若為牟取名利，利用自己當年在台上營造的社會關係網，辦畫展賣畫撈錢，那就欠恰當了。 另外，人們當然應當承認，從古到今，有些在中國美術和書法史上有地位的畫家和書法家，就是藝術水準很高的官員書畫家。如在中國古代美術史上，創作了著名傳世之作《步輦圖》和《歷代帝王圖》的唐代著名大畫家閻立本，就官至右相、中書令;宋代皇帝趙佶，當皇帝雖然不行，可是他不但工筆花鳥畫畫得好，而且他的獨具風格的瘦金體書法，都在美術和書法史上很有地位。還有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明代禮部尚書董其昌和清代縣太爺鄭板橋等，都是在中國古代美術和書法史上著名的官員書畫家。但他們在美術史上的有名，並非是由於他們是皇帝、宰相或進士一類有顯赫官銜的原因，而主要是看他們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來決定的。美術史上並沒有文字記載，說他們都是因為看到畫能賣高價錢，而請御用畫家當老師，教他們照著別人的畫去臨摹，然後簽上自己的大名，蓋上自己的圖章拿去賣高價錢。更沒有史料證明，像宋代皇帝趙佶，像比今天省部級的官要大得多的唐代大畫家閻立本、明代禮部尚書董其昌，是因為眼睛盯著錢，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速成大師級的名畫家的。人們也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皇帝和宰相，雖然都能書能畫，但並不都可能在美術和書法史上會擁有地位。 對於當今某些行政官員出於牟利，眼睛為盯著錢而涉足搞美術和書法，所業已在美術和書法界，乃至社會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已聽多位畫家朋友給我念過幾首版本不同，卻很具有諷刺意味，令人歎息和捧腹的民謠。限於文章篇幅，在此就不予以一一列舉了。 （4）美術界為何會出現藝術權威威信掃地，產生“誰官大，誰就有藝術權威性”的怪現象？前不久，一位從俄羅斯留學回來的青年雕塑家對我說:“在俄羅斯，藝術權威有很高的威望，受到藝術界和社會上普遍的尊敬。”而我們經過1958年大躍進中發動大學生批判老教授，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的“反傳統”，打倒老權威的“85'美術新潮”中，又有自己懷抱要當“權威”與“領袖”欲的某美術理論家，在1989年在台灣《雄獅美術》，發表批判留法的老一輩雕塑權威劉開渠先生的《大刀闊斧向權威挑戰》那樣的雄文。因此，在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教育界、文化與藝術界，藝術權威變得沒有權威性了，藝術權威的威信掃地。這亦是當代中國美術與書法界，必然會出現在藝術上變成了“誰官大，誰就有藝術的權威性”怪現象的原因之一。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碰到我在下面要說到的一些令人搖頭與歎氣的情況。那就是，在某些官本位思想意識嚴重的官兒們看來，他們不但在行政事務上享有“一言九鼎”、“一錘定音”與至高無上的權利，認為自己就是“絕對真理的化身，”在他們看來，不但權利大於法律。而且，在評價藝術的問題方面，他們也是“絕對權威”。在藝術上也是“誰官大，誰說了算”，因而不將美術專門家們放在眼裏。有一次，在某位藝術上不錯的老畫家舉辦畫展的展廳中，我恰好與某位身居高位的領導相遇。他指著老畫家的作品對我大聲稱讚曰:“我看這就是大師的手筆！大師的傑作！老錢，你意為如何？”我只能冷笑不作聲。我心想:“因為你官大，你說大師就是大師，你說傑作就是傑作好了!”某些畫家正是看到了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官本位的特點，認定在中國，不但商人想要發大財和賺大錢，就得千方百計搞官商勾結，要採用金錢和美女把官員拖下水，與官員結成利益集團。因此，畫家如想要出大名和賺大錢，不但要與畫商結交，而且也必須和官員拉關係。所以，如今辦畫展搞開幕式，如果請來參加出席開幕式剪彩的官越大，就越是證明該位畫家在藝術上有高水準的象徵。例如:某畫家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搞畫展，如能請到副總理、人大常委副主任或政協副主席一級的官員，那麼，中央電視台就一定會播出畫展的新聞。而這就是畫展在北京產生“轟動效應”，就是畫家在全國屬於“大名家”的憑證，其畫價的升值也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這些年來，人們觸目驚心地看到，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浸害到教育界，使教育界在教授、博士和研究生的評定與考試中，歪風邪氣盛行，使像北京大學那樣神聖的教育殿堂，變成了可以買賣假教授、假博士和假研究生職稱和學位證書的自由市場（北大領導應當公開作出解釋，他們是怎麼授予被判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研究生”學位證書的）。腐朽的官本位思想觀念浸害到類似房地產一類經濟活動中，也使房地產弄成官商勾結暴富，而老百姓只能望房興歎的境地。在書畫界，某些行政官員利用腐朽的封建官本位觀念，與某些畫家結成利益集團，把中國書畫界弄得汙煙瘴氣。 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會的重要講話中嚴肅指出:“党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堅持党的領導，其結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從三十年來文藝發展的歷史中，分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擺脫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根據我國歷史新時期的特點，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林彪、‘四人幫’那一套荒謬做法，破壞了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扼殺了文藝的生機。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所嚴厲批評的，是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對文藝的橫加干涉與扼殺。而這些年來，是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對文藝所產生的另一種類型的“橫加干涉”的惡劣影響。所以，牢記鄧小平同志生前告誡我們的“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影響”的重要指示，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 （三）某些畫家是怎樣“活學活用”官本位的“厚黑經”的？ 在20世紀80年代，已故著名老前輩郁風先生，在《羊城晚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批評當時走紅的某位畫家所說的“內靠官僚，外靠奸商”的名言。就是說，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實社會生活裏，畫家要想名利雙收，就必須按他所說的那句名言去做。郁風先生的批評文章，當時在美術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人說那位走紅的畫家用這句話，不但將他所著意結交，對他表示器重的領導同志給罵了，而且把據說為他在某國建所謂“美術館”的外國商人也給貶損了。但是，我當時就認為，該畫家這麼說，是口吐真言。只不過是他用非常簡潔的八個字，將某些畫家按這句名言成功的秘訣，坦誠說出來了而已。而且，他這八個字是說得有憑有據，且有中外美術史上的一些典型例子為證。外國的典型例子如法國的畢卡索。他的一位情婦寫了一本《我與畢卡索》的書，用她與畢卡索生活在一起所親歷的有關畢卡索，何以能成為“世界級藝術大師”，所做的大量“畫外功夫”。例如，畢卡索如何挖空心事玩絕招，如何收買作家、記者、報刊編輯，利用媒體炒作自己;如何巴結官僚，尋找官僚作自己的靠山和保護傘;如何與畫商相勾結，為想方設法達到“雙贏”的目的，而“策劃於密室”，搞見不得人的勾當。全書用許多無可辯駁的事實，淋漓盡致地將被炒作與撥高成神的畢卡索，還其人性中不光彩的醜惡的一面。 中國類似畢卡索這樣生動與典型的實例，在國畫和書法界實在多得不甚枚舉。我在文章前面提到的20世紀初，四川大學的李宗吾教授，在1917年出版的狠批封建官本位的《厚黑學》一書裏，所揭露的在封建時代官場《求官六字真言》的章節中，用“空、貢、沖、捧、恐、送”六字，解析了封建時代求官的秘訣。李宗吾先生是用四川話，對於《求官六字真言》“空、貢、沖、捧、恐、送”的六個字作解釋，我在這裏是用普通話的表述方式來作解釋。看看當今某些畫家，為了追名逐利，是如何“活學活用”這六字真言的。 一曰“空”。按李宗吾先生解釋，所謂“空”，即空閒之意。一是說“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農不賈，書也不讀，學也不教，一心一意，專門求官。二是指時間而言，求官的，要有耐心，不能著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來，今年不生效，明年又來。”某些書畫家為了巴結交往上認定對他們出大名、賺大錢有利的官員。如果官兒們不給面子，就去找官兒們的夫人，乃至公子或小姐去“聯絡感情”。為此而要十分的有耐心，十分的臉皮厚。他們認定將許多寶貴的畫畫時間，花費在做結交官兒的“畫外功夫上”去是值得的。因為，只要能巴結與交往上官兒們，有了後台與靠山，在藝術上就有出頭之日了。屬於這一類自稱為“著名畫家”者流，平時在普通老百姓乃至同道面前，愛擺出一幅遠離官場，不屑與被他貶稱的“官方藝術家”為伍，不屑與美協的“官方組織來往”的“有傲骨”且“清高”的“文人雅士”。可是，人們卻發現，只要在一些公開的場合，見到他認為要“套近乎”與巴結的官兒，便立刻像叭兒狗一般跑上前湊上去，將腰杆彎得低於九十度，爭著去與官兒握手，搶著去與官兒合影留念，在大庭廣眾之中丟人現眼，醜態百出。 二曰“貢”。李宗吾先生解釋，“這貢字是借用的，四川的俗話，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子。”系指要想求官，就要善於投機鑽營，不但要“有孔必鑽”，而且“無孔也要鑽。有孔者擴而大之，無孔者，取出鑽子，新開一孔”，以便鑽進去。例如前面在“空”字中所言，如果從正面鑽不開官兒辦公室的大門，就想辦法鑽開官兒家門的孔，從巴結官兒的夫人、公子或小姐入手，為了鑽開官兒能接納自己的“孔”，要揣摩官兒是否喜歡名人字畫？是否喜歡抽煙與喝酒？是否愛好搓麻、釣魚與打高爾夫？是否喜歡洗腳與泡妞？總之，要費盡心機，捨得花費時間鑽開官兒的門。為此，要捨得花費費銀子，更不能顧自己的什麼臉面。只要能“貢”上官兒們了，有了靠山，不但大名易出，而且白花花的銀子和美鈔，也就會源源不斷與滾滾而來。 三曰“沖”。李宗吾先生所說的“沖”字，乃四川話“沖帽殼子”的意思，用普通話翻譯就是“吹牛皮”。依照李宗吾先生注釋，“沖的功夫有兩種，一是口頭上，二是文字上，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及上峰的前兩種，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及說貼條陳兩種。”這當然是李宗吾先生根據他所處的清末民國初年，官場的情景得出來的一個“沖”字。現今距李宗吾先生所處時代快一百年了，歷史和社會生活業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應當說，“沖”字，即“吹牛皮”的花樣和品種，大大的豐富多彩了。特別是在當今中國美術和書法界“大師如雲”的時代，吹牛皮手段之高明，花樣之出奇至勝，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這些年來，不斷有關於吹牛的某些“大畫家”的傳聞與故事，讓我笑得捧腹。 據說某省有位在業內人士中善於吹牛扯謊著稱的“大畫家”，到深圳去“開放”與“發展”了十多年，在深圳乃至廣東美術界卻根本打不開局面，只好每年跑回他的家鄉去，弄幾回吹牛騙老鄉的“藝術精品”展賣活動。例如，吹噓他的“畫作精品”，在深圳和香港每平方尺按數萬元的高價出手，賣得十分搶手。為此竟使他忙得拼老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畫幾千張畫，也還是供不應求。宣稱他在深圳錢賺得不想賺了，所以，每年回幾次家鄉，與家鄉父老“聯絡感情”，“靜下心來”搞自己喜歡、不想賣錢的能夠“名垂青史”的“純潔與高雅的藝術”。據傳某省有位“大書畫家”，在公開的場合總是揚言，“中國美協和書協算什麼東西，老子才看不上它們呢？”可是，在私下裏，每逢得知省美協和書協要報全國美協和書協的會員申請表了，他就向美協和書協領導求情，希望他們向全國美協和書協領導去替自己講好話，給他留個面子，設法讓他解決全國會員問題。還聽說某省某地區有位元自稱的“著名青年油畫家”，揚言他“不用油畫顏色，只用他自製的特殊膠質加顏色，就‘獨創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油畫創新品種’，在油畫藝術的創新方面作出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開拓性’的貢獻”。他還口出狂言，在他眼中，“達·芬奇算不了什麼，徐悲鴻和劉海粟等人都得靠邊站!”更令人覺得有意思的是，據說經當地媒體猛加炒作，該青年“大師級油畫家”，被當地領導將他樹為家鄉建文化大市，“在文化上有傑出貢獻”的類似某省傳媒炒作的“超女式”的人物。但業內人士卻罵他“只能算個毬!” 四曰“捧”。李宗吾先生說的這個“捧”字，是捧場的捧，吹捧的捧。捧官兒們、拍馬屁上爬。我這裏所說的捧，都是與美術和書法界有關的人與事，指的是當今某些書畫家善捧。一是自己厚顏利用口頭上和文字上的功夫，自己捧自己，做猶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自己拔著自己的頭髮飛離地球”的人物。業內人士都知道，在藝術史上被稱之為藝術傑作，被尊敬為名家或大師的藝術家，不可能由著自己自吹自擂，而是由業內同行、由具有權威性的美術史經專家評定的。可是，這些年來，在中國書畫界卻令人奇怪的發現，某些自稱為著名人物者流，卻敢於自我作赫人的學術定位，自稱“天才人物”，自稱“大師級畫家”。例如，說自己發明了不用筆就能給畫面上顏色的創新方法。說“中國山水畫、人物畫和花鳥畫的創新，都是從我才開始的”。說自己是“在中國畫界的詩書畫方面，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創新貢獻”，“是吳昌碩和齊白石的再世。”十年文革中，林彪自吹是人民群眾公認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現在，有的書畫家，則宣稱書畫界公認他“是對書畫藝術有傑出貢獻的藝術大師。”在他們看來，“反正我如此這般厚顏地自己吹捧自己，那些知道我要把戲、熟悉我老底的業內同行，奈我不何。他們要在背後指著我的脊樑骨罵我，那就任由他們去罵去，反正社會上的人並不明真相，我能騙到畫商和收藏家，就算我有本事，那些罵我的人，是因為他們眼紅我!”此為其一。其二是，利用自己的老婆、兒子還有親朋戚友去吹捧自己，再有是花幾個小錢請幾個馬仔去吹自己。特別是要在拍賣會上，請幾個自己的相好或追隨者，到拍賣會上去舉牌，明明自己的畫只能賣很低的價位，卻宣稱被拍出了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的高價位。總之，這些年來，中國美術和書法界，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醜事怪事，多得難於勝數。 許多同道朋友都說，當代中國書畫界，可以說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繁榮、最活躍、又是最充滿希望的時代，但其在活躍中所產生的混亂和無序，又令人感到這時代又是一個讓有些人為了追名逐利，到了喪失做人良知與道德，毫無廉恥的時代。我的母親是個大字識不得幾個的農民，我清楚地記得母親在我少年時代說過的語言淺顯、但哲理深刻的那句話:“做人做事，要有廉恥之心，人無廉恥，百事可為。”可是，這些年來，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個毫無廉恥之心的時代。列寧說過:“吹牛與扯謊是道義上的滅亡。”那些吹牛和扯謊毫不感到臉紅的人，卻在今天的書畫界，以一幅正人君子的臉孔而招搖過市。 令人感到遺撼的是，在我們的號稱為“人民的喉舌”的某些新聞媒體上，卻經常能看到這種厚顏無恥的臉孔。有人說:“這是因為媒體記者們被錢收買了之故。”還有人說:“這是因為媒體的記者們的文化教養和審美的素質低，分不清良莠的原因。”當代中國書畫界之亂，與某些新聞媒體的胡亂炒作添亂很有關係。因此，難怪有位畫家先生，最近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個節目中對記者說:“要遠離媒體。”而我認為，就讓某些“大畫家”成為娛樂圈的“超女”那樣，經常在媒體上亮相好了。因為，辯證法告訴人們，媒體是雙刃劍。任由他們像“超女”一樣總在那裏反復亮相，引起公眾厭惡和反感了，他們的名聲自然也跟著臭了。 行文至此，使我想到魯迅先生《罵殺與捧殺》的那篇雜文。其實古今中外，用罵人的方式去對付對方，反而會使對方猛醒，令其在挨駡的反作用力推動下，有大進步和大提高，說不定從此就幹出一番事業，成就為一個人才。在20世紀30年代文壇對罵的魯迅與郭沫若，林語堂與魯迅等等，不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人物麼？所以，有人說，如真要弄倒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捧他，將他捧得從天上或高樓上摔下來跌死。 五曰“恐”。李宗吾先生所說的“恐”，指攀附有權有勢的官兒的另一種手段。那就是若用“空”、“貢”和“捧”的妙法，都無法巴結上官兒，就採用“恐”的手段，抓住官兒的“軟處”弱點，“輕輕點他一下，他就會惶然起來，立刻把官兒送來”，讓你攀附上了他。我這裏是指書畫界某些人物，用“恐”的手段，貶損古人，嘲弄前輩，打擊同行，即用類似“反正法”來將自己在藝術上抬到至高無上的境地。例如，在公開的場合，特別是在那些不懂藝術的外行面前，擺出一種自己在藝術上是個如“超女”那樣的“大師派頭”，像李宗吾先生說的“臉皮要厚，心腸要黑”，要敢於誇海口，說大話，口出狂言。如公開宣稱“從八大山人，到吳昌碩、齊白石和潘天壽，都不怎麼樣，他們畫的花鳥畫都不如我”;“從古之馬遠與夏圭，到今之傅抱石與李可染，他們的山水畫，怎麼能與我的山水畫大作相比”;“在人物畫方面，唐代的閻立本，明朝的陳老蓮，還有法國的畢卡索和馬蒂斯，也都不如我”;“中國畫的人物畫創新從我開始”。等等等等。這些年來，書畫界確有一些不知自己姓什麼的狂人，自認為只有將古今中外的大師都貶低了，被踩在他的腳下了，他們的如“超女”般的“超級大師”的形象，便“迄立在東方”與“譽滿全球”了。有同道朋友說，有意思的是，這種人雖然為數極少，可卻是幾乎每個地方都有。 六曰“送”。按李宗吾教授所說，所謂“送”，即是送東西，分大小二種：大送，把銀元鈔票一包包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請吃館子之類。所送的人，分兩種：一種操用舍之權者;二是“未操用舍之權，而能予我以助力者。”如今距李教授時代近一百年了，不但國家和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傳統的送禮方式與方法，也花樣變得豐富多彩了。送銀子、送鈔票的大送，送茶葉、煙酒、請吃飯的傳統小送，雖然也還是繼續被沿用與保留的“傳統節目”，但送的方式，方法和東西，又“與時俱進”地有了許多大的發展。如送高檔手錶、手機、進口數碼相機和汽車，送名人字畫，送別墅外加美女。在送的時候，進不了官兒的辦公室，可以送到官兒的家裏，當官的不收，可以改送秘書或夫人，乃至公子或小姐。據說，某省會有位“大畫家”，其嗅覺十分的靈敏，只要他得知省會某主管文化部門調了一位什麼新領導來，他就能找到該新領導所住的省委接待處的幾號樓幾號房，然後將自己的裝裱好了的畫送上去，除了笑臉雙手將印製高檔、頭銜為“著名畫家某某某”的名片遞上去外，還將花錢買版面的吹噓他的小報，也展開來讓新領導看。但這種見了領導就拍馬屁與搖尾巴的“著名畫家”，平時在同道面前，卻要擺出一種與官方決不往來的正人君子的虛偽臉孔。 按照李宗吾教授在《厚黑學》中的說法，如能將“求官六字真言”做到，就能“包管字字生奇效。”從當今中國美術界的現象來看，某些畫家將李教授《厚黑學》中的“求官六字真言”，活學活用到在美術界來混世，有些人著實撈著了世界，且大大地撈了一把。但從根本上看，他們的被媒體炒作得火爆的“超級大師”的名氣，是不可能受到業內同行認可，也決不可能在美術史上站得住腳的過眼雲煙，而他們的被吹上天的所謂“藝術傑作”或“精品”，則恐怕連送給業內同道揩屁股都不會願意要。所以，在當今書畫藝術品市場，得提醒收藏家們要小心上當，不要冤枉花高價錢去買一些廢紙！ （四）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藝，既要反對“全盤西化”，又要肅清官本位對文藝的危害！
我想，要深刻解讀官本位對文化和藝術造成的嚴重危害，就應當將它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整個社會所出現的思潮中去加以分析和認識。 距今三十年前發生的，掀開中國社會和歷史偉大變革新篇章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轉軌到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十年來，中國各項事業取得了為舉世所公認的偉大成就與持續快速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來，經濟上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社會環境的寬鬆、政治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體現在當代中國美術領域就是，圍繞著中國當代美術應當如何向前發展，代表各種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思想觀念與文化立場的思潮，都爭相紛紛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舞台上亮相，都頑強地要表現自己，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觀念和理論主張，能夠成為中國當代美術的主流指導思想，使中國當代美術能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發展。於是，人們便看到，一時間，在中國美術界，由改革開放之前表面上風平浪靜的“大一統”，到“85'美術新潮”中出現“群雄逐鹿，諸侯爭霸”的既充滿了活躍的生機，又存在混亂與無序的一面。 在從表面上看，熱鬧的理論探討，似乎呈現為“百家爭鳴”，不同的派別林立。但依我的觀察和分析，在實際上中國美術界只分為三大派別:一是認為在改革開放中，要繼續堅持發展社會主義美術，要繼續堅持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文化藝術傳統，要繼續堅持五·四以來，特別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進步的美術的傳統，對於無論是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的傳統，或包括西方現代主義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文化藝術，都應當一視同仁地採取積極的、吸取其有益於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美術的精華，揚棄和拒絕其糟粕的正確態度。此為中國美術界老中青三代美術家中的絕大多數人，所堅持的藝術思想與文化立場。第二派勢力是主張“全盤西化”，主張要在中國“傳播西方現代主義的瘟疫”的“新洋務派”。第三種是主張回到中國古代去，在藝術上搞復古主義的“新國粹派”（參見1985年12月14日，高名潞在《中國美術報》第21期發表的《新洋務派與新國粹派》一文，1986年9月22日，《中國美術報》第38期第二版王小箭的《新悖論環的縱軸與橫標》一文）。可以這麼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當代美術史，就是以上三種力量充分演義與較量的歷史。 自“85'美術新潮”以來至今20多年的當代中國美術史證明，無論是“新洋務派”還是“新國粹派”，他們在批判自五四以來党領導的革命與進步美術傳統方面，在否定自人民共和國49年建國以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同步發展的美術方面，是步調與目標相一致的。它們之間所不同的只是，標榜“新洋務派”的勢力，公開打出的旗號是要搞“全盤西化”，要棄除“國家意識形態化”，要顛覆“毛式社會主義文藝模式”，要拒絕“社會主義主流文藝的價值體系”，進而達到所謂“去中國化”，去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體系去搞所謂的“文化全球化”，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美術納入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文化殖民化戰略體系中去。人們清楚地看到，每當某些在美術方面主張搞露骨的危害國家文化安全，背叛民族利益的文化買辦觀念一出籠，就受到美術界健康力量的批判與抵制。所以，儘管“新洋務派”勢力背後有西方某種勢力作靠山，有大把的美元作為他在中國推行“全盤西化”與“文化全球化”的活動經費，但他們只能在很少一部分青年藝術家中暫時有市場。 可是，對於打著“新國粹派”招牌的“復古派”，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在政治思想上自封“國學派”，在他們看來，在當代中國，被寫進黨章和憲法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行時了，現在要將孔夫子的儒家那套封建階級的思想原封不動、不分良莠，全盤照搬和拿來作為今天中國人民的指導思想。因此，他們在理論上主張尊孔讀經，在文化和藝術方面主張恢復封建士大夫文人畫的那種遠離現實生活，脫離人民的藝術主張；在藝術技巧與技法方面，因襲前人，泥古不化的老一套，拒絕從世界各國優秀文化藝術中吸取有益的因素，把藝術限定在描繪亙古千年不變的“槑、蘭、竹、菊”四君子一類狹窄題材，郁於描繪逸筆草草、抒懷遠離時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樣的消極、頹廢與沒落的胸中逸氣，以畫“裸體小腳女人”，標榜為“創寫意人物畫之新”。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觀念成為腐蝕人的靈魂，毒化社會空氣，敗壞中國書畫界風氣的幽靈，在書畫界到處遊蕩。 歷史好像有意要與人們開讓人笑不起來的大玩笑。我們的某些官位不小、身份不低、但政治理論水準、文化藝術素養不高的文化官員們，在口頭上說“要號召文藝家們要堅持黨的文藝的‘二為’方向，要用藝術創作來堅持‘三貼近’”，“要用作品來歌頌革命歷史，反映火熱的改革開放時代生活，要用畫筆去熱情描繪人民的豐富多彩的形象，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可是，他們在實際上所大力樹立的要全國文藝家學習的榜樣人物，卻是與改革開放時代生活相去甚遠，只對風花雪月感興趣，把像影印機似地大量生產的那麼幾個古代美女、少婦或文人雅士的某畫家，將某位被一些理論家吹捧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師級”的畫家、“思想家”和“大儒家”，卻是個在十年文革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積極創作了二十多幅在1975年《人民畫報》連載的“批儒家”畫作的人物;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被吹捧為“大儒家”的人，怎麼會用畫筆批判儒家的老祖宗孔夫子呢？這太令人難於理解了!另外，被吹捧為“思想家”的某大畫家，卻拿不出一幅描繪他所頌揚的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時代和現實生活的像樣的人物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還有，十年文革的歷史，至今並不久遠，不要誤以為所有的中國人，所有的中國藝術家，都會和某位“大畫家”或某些不要臉的理論家那樣，都患上了嚴重的歷史的健忘症！ 常言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有那些總是自作聰明的蠢人，才會總愛將自己打扮成幾百年才出的一個“大聖賢”來欺世盜名!孔老夫子說要“吾日三省吾身”。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經常作自我批評，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延安時代的革命老前輩，著名漫畫大師華君武先生，在他為自己的漫畫展寫的前言中，坦誠自責，向在“反胡風”和“反右”鬥爭中被他用漫畫批判過的同志及其家屬，公開承認錯誤，向他們賠禮道歉。已故德高望重的著名文學大師巴金先生，在他出版的《隨想錄》一書中，公開向他在“反胡風”和“反右”中，迫於形勢，違心地批判過的胡風和丁玲等同志，公開賠禮道歉。巴金先生在《隨想錄》第五集的《懷念胡風》一文中寫道:“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在那些運動中，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可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絕不能寬恕自己。”華君武和巴金先生認真作自我批評的偉大人格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可是，某位在十年文革中批判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畫批儒家祖宗孔夫子的“大畫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者，卻公然鼓吹瘋狂與傲慢有理，他什麼時候作過像樣的自我批評？難道他於1990年11月7日，在巴黎通過媒體記者向全世界發表的《辭國聲明》，也是其值得驕傲的資本嗎?!著名文化學者劉夢溪先生吹捧他是一位“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愛國者”（參見2007年12月22日《文藝報》兩個整版的文章《文魂浩蕩、墨香久遠、史韻悠長》）。中國歷史上會有類似發表《辭國聲明》這樣的“愛國者”嗎？歷史真是一面嚴厲無情的鏡子。在過去不斷的左的政治運動中，一些號稱為文化藝術方面的“著名理論家”，老是在隨著不停的一個接一個的左的政治運動，充當左的政治運動的政治妓女，如今卻像某些心甘情願當二奶和妓女去傍大款一樣，去傍書畫界的某位號稱有錢的“中國第一大儒”的某畫家一類人物，去出賣自己的靈魂、人格和操守！充當妓女式的可憐的“著名文化藝術學者”。在他們看來，一個人的道德、良知、靈魂和人格都可以拿去賤賣。 我真不理解，更不明白，為何圍繞著某位“大畫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又會出現類似20世紀80年代，圍繞他搞那種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來勢更兇猛的“造神運動”?!恕我直言，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悲哀!某些文化官員的口是心非，口頭上說一套，實際上做起來卻是另一套，損害的是黨和人民的文藝事業。 所以，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主義美術是在不斷戰勝“新洋務派”、克服“新國粹派”和消除官本位的陳腐觀念中，艱難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那位又要被神化的“大畫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以及那些厚顏當吹鼓手的理論家們，將會如何看待我的坦誠和不留情面的批評，我等待著——無論他們用哪種方式——文的或鐵血的手段來回敬我，我都聽便!倂將警覺地及時作出回應！ 所以，我認為，不但圍繞著“新洋務派”的問題，可以寫一本很有歷史與現實意義的暢銷書。而且，圍繞著“新國粹派”和官本位藝術學的問題，同樣可以寫一本很有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的暢銷書。我相信，為了有利於中國當代社會主義美術的健康與繁榮發展，有人會這麼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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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4 16: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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