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六月雪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1919年6月15日）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据蔡元培手稿

选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知微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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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当今的大学校长们看了此宣言作何感想！！！！！！！

吴建军

学而优则仕，是对文人最大愚弄。
入仕的同时也被阉割了思想，当然，阉割之后也就没有痛苦了。

文成南田

原帖由 吴建军 于 2008-11-24 00:01 发表
学而优则仕，是对文人最大愚弄。
入仕的同时也被阉割了思想，当然，阉割之后也就没有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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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居

蔡先生绍兴广场

北居

故居

北居

尊敬的李青主席、王永昌书记、顾秋麟主席,
尊敬的蔡先生的各位亲属，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和北京大学的各位同仁及校友，非常高兴来参加绍兴市纪念蔡元培诞辰140周年的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首先，我们要感谢这个具有2500年历史的名城，为北京大学贡献了四位校长：何燏时、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蔡元培先生是最卓越的一位。这些校长们，为北大的发展，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北大校长，把绍兴与北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源远流长，亲如一家。所以，感谢绍兴，感谢这块热土，感谢绍兴的父老乡亲。
北京大学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中，成立之初就将兴办现代高等教育、复兴中华民族作为学校的使命。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指出要将北大改造成“研究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在办学思想上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北大是一个封建官僚习气甚深的地方，学生将大学视为贩卖知识、养成毕业资格的场所，对学术没有兴趣。为了促进学术研究，打破抱残守缺的陋见，蔡元培先生提倡包容各种学术观点，主张对古今中外学术思想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北大因此得以容纳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学术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从北大发起的五四运动开始，奠定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校长。蔡校长在北大厉行改革，吸引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他奠定了北大的传统，使北大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

蔡元培先生在他的勤奋工作的生涯中，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身于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无论民初任教育总长、在北大任校长、还是在中央研究院任院长，蔡先生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北大的革故鼎新，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北大的范围。因此，蔡元培先生北大永远的校长。今天我们聚集在老校长的家乡绍兴，隆重纪念蔡元培先生140周年诞辰，表达我们的缅怀与景仰之情。我们有机会来参加这一盛会，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对蔡元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曾经做过校长、并寄予厚望的北京大学建设得更好，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蔡先生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其中蕴含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上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北京大学将这一理想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从学术独立到民族独立，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促进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进步是北京大学的历史使命。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北大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从外部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长；国家相继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政府大力支持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社会各领域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又需要大批具有引领作用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这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北大自身发展来看，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培育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北大拥有齐全的学科结构、众多的国家重点学科、强大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较为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并与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

近一个世纪以来，蔡元培的名字已深深融入了北大的方方面面，未名湖畔蔡元培的塑像就是北大学生们自己捐钱建立的，我们北大的本科生教学改革计划就是以老校长名字命名的，称为“元培计划”，200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元培学院。北京大学将教师最高荣誉奖命名为“蔡元培奖”，今天在座的徐光宪院士就是首批十位获奖者之一。可以说，我们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老校长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仍然是北京大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京大学与绍兴市有着亲如一家的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绍兴的发展，期待有更多的绍兴学子进入北京大学。祝愿绍兴不断繁荣富强。

谢谢大家！

北居

我的父亲与故乡绍兴
——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蔡英多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纪念我敬爱的父亲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的大会。今年也是他曾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校庆，又是他创立的中央研究院成立80周年，因此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
近年来绍兴市领导和各界人士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资金，对笔飞弄蔡元培先生故居进行修建，并建立了广场和他的铜像。我谨代表蔡先生的家属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16年11月2日，父亲从海外归来，曾在故乡发表了演说，希望绍兴人能够团结合作，改变绍兴的城市面貌。他建议填塞污染的河道，修建自来水。拆去城墙，修建道路以便利交通。提倡火葬和公墓，在城内空旷之地植树，以改进环境卫生。兴建公园供大众休息，并在园中设立英雄之铜像，伟人之丰碑，供后人观摩，说这是一种社会教育。我们现在看到绍兴城区房屋整洁，道路宽阔，河流清澈，并设有多处公园和名人故居及纪念故乡先贤的名贤馆。据说城建资金中的一部分出自大众的捐款，尤为难能可贵。看来父亲当年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值得庆贺。父亲更关心绍兴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他于1903年3月8日对旅沪绍兴人士发表演说，希望兴办教育，以“高绍兴人之人格”，使绍兴人“与世界进化而为世界极有关系之人”。如今已有绍兴人在各个领域取得名闻中外的卓越成就。而百年来为民族和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诸多绍兴籍英雄烈士则体现了这种高尚的人格。
父亲于六岁（四周岁）开始读书，学的是科考应试教育。曾师从王子庄先生，王先生教的是八股文，甚至不让他看《三国演义》一类的书，怕影响科考。但是却讲过清朝文字狱的历史，并深为之不平。他最佩服乡贤刘宗周，刘宗周是明末一位耿直的知识分子，曾在蕺山讲学，弹劾过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马士英，明亡后绝食而死，这些无疑在父亲心中留下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印象。
父亲早年丧父，他事母至孝。有一次母亲病重，他瞒着家人割下一小片臂肉放在汤药里给她喝。因当时传说这样能使亲人延年。我当年曾见到他手臂上留下的疤痕，而这件事还是母亲告诉我的。尽管他事亲至孝，欲不曾把“忠孝为本”一类话写进“教育宗旨”。因为他认为“道德不是熟记几句格言”，“更重在实行”，道德乃是不论何时何地照此做法，大家都能适宜的一种举措标准。
父亲于十七岁考上秀才后，开始自由读书。先是读六叔公铭珊先生的藏书，后来在徐氏铸学斋伴读并校书，铸学斋藏书很富，他读后学问有很大进步。他对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书印象较深。对章实斋研究历史和编写地方志的方法有较深的印象，很赞成俞正燮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男女平等的主张。他认为黄宗羲的学说是自由思想之先声，称他为东方卢骚，章实斋与黄宗羲均为绍兴先贤。
父亲于23岁时考取举人，其后会试、殿试连捷中进士，经散官试任翰林院编修。当年他二十八岁，受到当时名流翁同龢、徐树铭、李慈铭的赏识。但他“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甲午战争后，“朝士竞言西学”。他开始看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翻译书，并学习日文。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他极为愤懑，觉得清政府无可希望，就告假回乡，决心从事教育，以挽救沉沦的祖国。
父亲回故乡后，任中西学堂总理（校长）。这所学堂所聘教师，在当时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除国文外，还教科学和外文，并设体育课。后因新派教师宣扬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与旧派教师发生矛盾。而父亲支持新派教师的观点。旧派教师就怂恿督办（校董）要他抄录一份所谓“正人心”的上谕，他严词拒绝，声称绝不会“取顽固派之言而崇奉之”，从而辞职。
父亲又曾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的院长。他为书院起草的学约中提出“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又说：“古称四民：士农工商。士者，包官与师而言，实言之，则皆工耳。”“自有生以来，一切养生之具，何事不仰给于农工商”，而“天下未有无工而徒食者，此古今之公理也。”如果士只顾揣摩、钻营、自私自利，不为农工商服务，反而劫夺之，使他们无以自养而皆贫，贫则益弱。国家因积弱而“见侮于外国，以醸成亡国亡种之祸者也。”所以要清除“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矣”。
父亲于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公学学生因教员处置不当激起集体退学，另组成爱国公社，由他任总理。这时，清朝政府极端腐败，国家面临列强瓜分。他开始投身革命，先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和暗杀团。后来又参加组织光复会，他因“威望素隆”被推为会长。他曾动员陶成章和徐锡麟入会，促成他们领导的两派秘密会党联合。1905年成立同盟会，父亲与一些光复会会员先后参加，中山先生任他为上海分会会长。光复会的许多成员都是绍兴人。其中，徐锡麟和秋瑾均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中山先生曾追述光复会的功绩称：“有徐锡麟之刺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毛主席曾称父亲为“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
父亲于1912年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作为民国的教育宗旨，指出“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而公民道德则“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否定了清朝教育宗旨中所谓“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曰忠君，曰尊孔”这种封建主义的内容。称“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并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当年列宁曾称赞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是“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父亲提出的教育宗旨，正是贯彻了这种民主主义的思想，打击了封建主义教育和顽固派，也引起顽固派的反抗。袁世凯恢复小学读经和祀孔，要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体”写进宪法。并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蒋介石则宣称：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礼义廉耻”四维，一切教育都要以四维八德来做基础。想用封建主义思想作教育宗旨，还说近几十年来的“新教育”是“亡国无种的教育”，将日本侵略和他在大陆的失败也归咎于教育的失败。他们违背历史潮流终于遭到失败。
父亲于1915年在向万国教育会议提出问题时，批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称他们“恃持政府之强权，强以此等主义行于小学主义之中，养成其尊慢己国，蔑视他族，蹂躏人道，增进兽性之习惯”。我们的邻国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跻身强国之列，而其教育宗旨，则是以维持封建天皇制度的军国主义为基础。作为教育宗旨的《天皇敕语》就要求臣民“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上世纪对我国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犯下滔天罪行，杀害千万无辜同胞，我的一位堂兄蔡仲俞就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寇杀害。后来战火延及其本土，本土人民也深受灾难。然而仍有少数人不知接受教训，还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反映历史真相的教课书。回顾当年父亲呼吁教育家：“服从公理，尊重人权，不可不于今日之极端国民教育加以矫正也”，仍有其现实意义。父亲还批判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所征服之民族，所殖地之区域则又施其一种特别之教育，并举其固有之语言若列史而摧天之。”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在东北进行奴化教育就是如是进行的。现在台独分子数典忘祖，要推行所谓本土化，要继承日本占领者的衣钵分裂祖国，注定要遭到失败。
父亲于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迄今已九十一年，他在北大进行的改革和成就，及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至今仍受到大家的向往和怀念。美国学者杜威说父亲是惟一“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大学校长。当年曾任北大教务长，解放后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曾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做人民思想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不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在北大校园内烈士纪念碑上铭刻的姓名体现了这种精神。马先生本人曾因批判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而遭到拘禁，又因坚持计划生育的正确方针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确实贯彻了这种精神。马先生是嵊县人。另一位绍兴籍的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先生，他是父亲在中西学堂时的学生。当父亲将接任北大校长时，他在美国留学，来信力劝父亲“为国为道，万乞弗辞”。因为大学需要“深知东西两文明之根本者出而主持”，还提出大学应有“效能机关”加强管理。他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到北大任教授，当父亲不在校时代理校长先后达三年多。1930年底任北大校长到1945年达15年之久，历经北洋军阀统治白色恐怖，日本侵略者大军压境。日军曾要“请”他到大连去来威胁他，被他严词拒绝不能得逞。他自述“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父亲对故乡的风俗很感兴趣，在他早年的日记上有很多记载。如1896年阴历二月七日日记用了近800字的篇幅，记载了故乡戏曲的情况，提到“演剧者皆堕民为之”，剧本为《南西厢》、《牡丹亭》、《玉蜻蜓》等。武班则多演《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岳飞的故事。还叙述了武打的技术。还提到由嵊县来的四喜班，上海来的徽班，“所谓京徽者”及目连班，鹦哥班等本地戏班和“不扮演而坐唱者”：“清音，平调，盲词，宣卷”的情况。同年阴历10月9日我的长兄阿根出生（他于6岁时夭折），父亲在当日和11日、13日的日记上叙述了故乡小儿出生的种种风俗，提到以头发旋窝的正偏来定出生时辰的习惯，他称那些迷信举动为“‘楚人鬼，越人 ’洵不诬也”。1899年阴历正月初三日的日记提到老欧用龟在笼筛里放着的纸牌上爬行称作“爬龟”的一种游戏。1934年5月他在和周作人自寿诗时有“大么轮值思赢豆，数语婵联号绩麻”的诗句，还对掷豆、绩麻两种游戏的内容作了说明，当时他年事已高，但对儿时的游戏还记得很清楚。
父亲一向爱读故乡诗人陆游的诗。他于1901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称：“余取陆放翁诗句，自号心太平庵，取春秋太平世义，而又以哲学家唯心论贯之。”陆游所处的南宋时代，外敌侵入，国土沦陷。而朝廷不图自强，只思苟安妥协，与我国当年形势相似。而陆游虽然身处逆境，有志不骋，仍然期望国家能振兴起来，收复失地。与父亲当时心态亦有相似之处。他曾以陆游临终所作“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诗句为友人父亲遗象题字“家祭毋忘”。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还为友人诗集题诗：“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在他去世前三日电3月2日为友人的女儿题字，也是取陆游的诗“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扶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得钓船双鱖鱼。”这是他的绝笔。

吴建军

原帖由 文成南田 于 2008-11-24 02:5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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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