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逝世 新华网北京5月12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朱厚泽同志,因病于2010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朱厚泽是贵州织金人,1931年1月出生。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贵阳市领导小组组长。后历任共青团贵州省委文艺工作队队长,共青团贵阳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长,共青团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团市委书记。1954年后,历任贵阳烟草工业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党委书记,贵阳市经委副主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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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昨凌晨去世 曾提出“三宽政策” 2010年05月10日 09:13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昨天,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家属发出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1986年,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朱厚泽曾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即“三宽政策”。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任贵州省青年工作干训班学员,后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并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从贵州省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朱厚泽本人曾回顾了当年提出“三宽”的前前后后。“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当时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提出,“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在该文中他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展开,他说现代市场经济,“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谈到“民主法治国家”,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对于“公民社会”,他的意见是:“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对于“科学技术”,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最后他说“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我与书法二十年》(6)藏龙卧虎之地 什么叫“沙难”?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安慰香妃的思乡之情,让人在故宫外东北角上撒了不少沙子,他携香妃到了故宫城墙上的角楼往外一看,远远一片“沙漠”,让香妃嫣然一笑,于是龙心也就大悦了。沙滩之名留传下来,二百多年了,当年撒的沙子早该给风吹散了。 “文革”后将近二十年中,文联就在这里的简易房办公。我前面说的文联小招待所到1987年初撤消了,腾出两间客房,让《中国书法》编辑部搬了过去。网友请细看,窗外房顶后面有一堵红墙,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就是李大钊同志当馆长、毛泽东同志任图书管理员的革命胜地--红楼。这里很长时间是国家文物局所在地,直到最近才搬走,成了一个文物保护地。 这时大约是初冬或冬末,窗外的槐树无叶。夏天时,满树的槐花,香啊,真是个风水宝地。两间房一间大约十多平米。我对面那张桌是于曙光的,其余几位在旁边那间。《中国书法》为什么说是创办呢?1985年8月我到北京时,原来由文联出版公司以书号出书、在新华书店销售的三期《中国书法》已被勒令停刊。8月12日,我便起草了一份给文化部出版局的报告,说明“以书号出刊”是错误,但书法这个传统文化应该扶持的道理。报告交出没有动静--我这个“乡巴佬”哪里知道在京城批报告有多少程序啊!我性情急,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末,我已等不及了,自出心裁地给当时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写了一封“群众来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下班前投在了沙滩邮电局门口的信筒里。 神奇!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也就是三天之后,中宣部忽然给我本人来了电话,叫我去文化部出版局商办《中国书法》刊号的事。1985年了1O月3日,也即是仅仅二十天内,《中国书法》刊号批下来了。后来听说,朱厚泽部长在我发信后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就读到了那封“群众来信”,并当即在信上作了批示。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从那以后,我盼望着有机会当面感谢一下这位雷厉风行的部长,快二十年了,至今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刊物批下来了,己过了征订时间,何况刊物还未批准邮发。当时,是章巧珍带着我找到她的舅父,又通过舅父找到曾任邮电部第一任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邮发季刊才特批下来。梁扬、刘恒全力编辑,于曙光负责出版跑工厂,没日没夜地干,《中国书法》才于1986年改刊出版了。好几年,大家都挤在这两间办公室办公。后来,我们搬走了,不少现在的书坛大腕当年都先后蛰居于此“官廨”。我从全国各地先后借调过不少人,就安置在这里:先是湖北吴法乾、陈新亚,后来是吉林丛文俊,吃住工作都在这间屋。再后来是河北梅墨生、福建李木教、江苏张锡庚、吉林刘彥湖,再后来是江苏周祥林与四川文永生。十数年间里,两间十平米小屋,竟成了书法界藏龙卧虎之地。 不过,这里也是“庙小神灵大”哟!要在这里坐稳也不容易。也出过书法界的大风波。 1987年初,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苏元章推荐,我从武汉借调来一位曾参加过《书法报》工作的刘姓某公。他精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长于文献考证之学,行文干净犀利,于《中国书法》杂志的编辑工作,确实是人才难得。此公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有一癖好,好议论天下大事,由历史而及于现实,每有高论必令我等额掌称快开了眼界。我们这些书法人虽然对政治是外行,但关心国计民生当然也有热情,这叫人文关怀,否则你还有什么艺术!但有政治理念也是危险的,没有吃过猪由,还没见过猪跑!对经历过“文革”的我辈来说,知道谈时事议国政,千万要选择地方选择过象,更何况在中国书协这个政坛“高手”云集的是非之地,不小心被抓辫子就麻烦了。有一回出差,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嘱咐他,我走以后,你尽量别在书协同事们中谈时事政冶,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他虽当面应承,但却张狂不改旧习,竟与不速造访的中国书书协机关某管理论研究的老同志大侃起来,甚至将某中央领导尚未下达的关于“停止”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讲话也提前“传达”下来,据说其中还有涉及对中宣部工作评价的部份。你说他胆大不胆大!果然,不出两周,中宣部的指示传达下来了,大意是:“刘X何许人也?责令其检查,立即遣返回湖北,通报湖北省委。”据说这是一位中宣部的重要首长的批示,是对一种政治危险言论的严肃表态与断然处理的决定。 大家都傻眼了,我当时也知道,这一招也是对着我的呀。论理,此案如果属实,造谣污蔑其罪不轻,我这个领导使用其人自当被查根寻源承担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我把此公叫来一问,果然有在这间办公室谈论时事的前因,但是,他侃的内容确实是后来中央文件也传达过,也没有“攻击”中宣部的内容。但是,却由中国书协两位党员干部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举报,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并不进行调查核实,立即附上这两封举报信迈过中国文联党组直接向中宣部紧急报告,这不明摆着是一个有预谋的圈套。在这里有两个环节请读者诸君注意: 一,两个与这老兄“聊天”的党员同事,当真是听到有人与你当面谈心中有攻击歪曲党的言论时,为什么不当即予以批评教育制止呢?如果没有当场批评教育制止就向上级党组织写信举报,这叫“告密”。什么叫“告密”?达-芬奇《最后的晚歺》的主题就是猶大告密,后来猶大在耶穌死后也曾经忏悔过,但似乎没有得到后人的宽恕而终于遗臭至今,作为人类公认的丑行必将继续遗臭下去直至万年。 二,这种本单位工作人员相互谈心中的政治思想言论问题,且不说什么“言论自由”,又不是上街闹事惑众,党组织负责人首先要采取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来解决,否则拿党组来做什么呢?如果经调查核实实有其事,先对当事人批评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政法思想工作让其侮改,如其仍然坚持错误立场,扩大错误并危及于社会,再向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宣部报告处置方为正常程序。不这样做的原因並非当事人不懂,而是其有组织、有计划所制造的政治圈套陷人于深渊。 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的报告就是这样运用有组织、有计划扭曲事实真象并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而得逞,致使很快便有了前述的那则中宣部领导批示。先前不信蛇是冷的这位老兄显然已成套中人,怎么办?当年正热放刘晓庆、姜文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反响巨大,证明中国人正盼望没有政治运动的殷切心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在蓄势发动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其打击力度往往还会层层加码,好容易抓到一个京城犯事的“现行”,当事人真的被中宣部向湖北省委责令通报“遣返”回原籍,其下场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把这老兄急得晕头转向之状可想而知。我太太是热心腸,拉着我和这老兄咚咚咚爬上沙滩老灰楼四层,找到了中宣部干部局的一位副处长邻居求助。这位副处长一听汇报,脸色也变了,直说他管不了,还说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你们来找过我。临别时,他还暂留我和太太撂下一句话:“我劝你们也别管这事,否则时你们很不利!” 那几天,犯事的这位老兄已急成热锅上的蚂蚁,他自已说有一天下班骑车回家走到西单,蒙头蒙脑往前冲差点给汽车撞倒命丧黄泉。在当年全国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谁遇上这样的事还能稳如泰山不着急保命啊!太太付淑群是个疾恶如仇、好义勇为之人,並没有听那位中宣部邻居的忠告,说“帮人要帮到底”,继续找门路翻案。她亲自带着这位老兄到中宣部去找更大的领导申诉。后来费尽周折,中宣部办公厅和文艺局经过仔细地询问,又经过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权希军协助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了,撤消了先前下达的批示,可以说及时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此,那个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被责令在书协工作人员会议上为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现了罕见的“高姿态”。 为了减少中国书协内部矛盾,我把湖北此公介绍到中央美术学院王镛教授那里,王镛教授又向朱乃正院长力荐,让这老兄挤进了这个美术最高学府的高门坎,户口也迁进了北京与老婆团聚一堂,再后来还当了副教授修成正果。可以说,是终于圆满平息了此次风波。读者诸公,你说这间办公室平静不平静?你听了这些故事觉得奇不奇累不累? 说到这里,我还要来个“续貂”之说。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未必,善有恶报也是常事。就是这风波主角的湖北籍此公,十来年后,他恩将仇报不说,竟然如法炮制,使用别人整他的“文革”手段整我!他亲笔写信向某中央领导举报我“制造毛泽东伪作”,一位比中宣部更权威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还为此作了一个重要批示:立即“查办”!不是通常首长批示的“酌办”,而是断然的“查办”,知道“查办”是什么含义吗?当然可以把我给逮起来呀!共产党确实是青天大老爷,经过中央调查组的全面跟踪调查,弄清了事情真租,我才幸免于难,未遭灭顶之灾。此案详情容我后面再细述说,这是后话。古人说,无巧不成书,要不是我和太太亲身亲历,我自己也会相信这是一篇小说。其实,毛主席早说过,生活本身比文学艺术更真实、更生动,并使其相形见拙。生话中,潜藏着多少你也许永远也参不透的奥秘,让人不可置信。 前两天看凰凰卫视的一个谈话节目,某学者说现在要警惕有人为“文革”翻案,我认为此非危言蛊听。不对“文革”彻底如实记录案例再批倒批臭,很多恶行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比如,疯狂的“文革”年代留给我们最大的负资产之一,就是“告密”,通过“告密”整人,在中国书协的某些权势人物的倡导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以说已成为一个“优良”传统在书坛大面积范围内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极大的“创新发展”。这位湖北老兄被告密一案只是本书所讲的第一案,后面还有第二、第三……案,且细细听来,可以说一案更比一案令人大开眼界拍案惊奇!
原帖由 六月雪 于 2010-5-14 03:27 发表 悼朱公厚泽 厚泽萎时雨潇潇 哲人亦渡奈何桥 仰天长叹无月夜 神州久不生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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