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批评的障碍

傅德锋

论书法批评的障碍


傅德锋




批评界流行有一句很精辟的话，那就是：“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一“赞”一“骂”指明了批评的主要内容就是襃和贬两个方面。然而，对于褒贬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做机械的理解，因为所谓的“褒”是指肯定，但并不是指一味地说好话，流为不顾原则的胡吹乱捧；而所谓的“贬”是指指出不足，但也不是指无限制地指斥甚至责骂，不能演变为脱离艺术的人身攻击。总之，艺术批评不能搞绝对化，而应以相对的态度来看待。“批评总是根于爱”，批评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创作的呵护，是批评家和创作者二者之间的高层次对话和互动。客观而务实的批评可以使作品更加接近真实、趋于完美。批评家需要过人的胆识（胆是勇气、智慧；识是修养、见识），接受批评者需要坦荡宽阔的胸怀。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无法构成真正的艺术批评，也难以达到批评的目的。

大家知道，“高山流水”这个成语讲的是钟子期和伯牙之间的故事，钟子期善于听琴，伯牙擅长弹琴，二人引为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复鼓琴。从这个故事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批评家和创作者之间实质上应该是知音的关系。越是伟大的作品，就会面临最多的批评，没有了批评，也就意味着作品缺乏真正的欣赏者。我们时常感叹“千人易识，知音难求”，所以，好的批评难得一见也就实属无奈。

新时期书法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展览文化的推动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书法批评经过种种阵痛，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书坛上依然大量存在着如鲁迅先生所讲的“捧杀”与“棒杀”现象。书法批评的步履维艰，不尽人意，有来自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正常的书法批评难得一见，实质上就在于书法批评存在着诸多障碍。仔细分析，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权势的威胁。权势的威胁是造成书法批评障碍的首要因素，因为批评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批评家也同样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罗网和框格里。而批评家的批评对象往往就是一些拥有权势的领导，而领导的脾气向来是喜欢“报喜不报忧”。你对他赞美夸饰，他是欣然接受；你若挑人家的毛病和不足，他就会很不高兴。批评家往往出于“不便得罪”的考虑，面对这样的人物，要么保持沉默，缄口不言；要么言不由衷，违心地说一番不着边际的奉承之词。讨领导喜欢，即使得不了实惠，也不至于因直言开罪，惹火烧身。这就无怪乎人们常言：“批评死者易，批评活人难；批评古人易，批评时人难；批评卑者易，批评尊者难；匿名批评易，实名批评难。”

对于身居高位权倾天下者，批评家往往讳莫如深，噤若寒蝉，大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权势的威力，人世间的真相往往被人为地遮蔽，指鹿为马的历史教训一度使直言退避，谎话横陈。而只有像唐太宗那样的一代明君才可能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容纳得下像魏征一般直言相谏的忠臣。他说：“以人为镜，可以照己；以史为镜，可以明心。”所以他能以魏征这样的直谏之士为镜，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不足，才促使大唐王朝在他那个时代迅速走向繁荣富强。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当直谏之士无人理睬甚至遭贬被害而口蜜腹剑巧言令色之流上下其手张牙舞爪之时，也就是其走向穷途末路频临土崩瓦解的预兆。艺术何尝不是这样？当艺术界不能容纳客观务实的批评，而胡吹乱捧之风大肆横行之时，也就说明当时的艺术界已经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不正常状态了。不懂艺术而又喜欢干涉艺术的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无视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往往打着关心艺术繁荣艺术的旗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利用手中的权势，使懂艺术的人靠边站或者即使让你站在台上也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就是对艺术最大的亵渎，也是最大的危害。所以，叔本华说：“他们并不懂得如何识别真假良莠，他们感受不到平庸和超凡脱俗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人独持己见，大家都是人云亦云。这是超凡脱俗之人难以发现的口实；也是平庸之辈尽力不让寻常之人脱颖冒尖的伎俩。”

在现实当中这样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很多艺术机构的领导都是政府的在职官员或离退休老干部担任，对艺术也仅是个人爱好，一知半解。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有接受不同意见和容纳批评的胸襟和雅量，放下官架子，多方学习，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倒也无可厚非。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人不仅在艺术上表现十分平庸，还大多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班子里面吸收的大多是清一色的“顺民”、“马屁精”之类的货色，黑白不分，香臭不辨，只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千方百计讨领导的喜欢。面对领导的信笔涂鸦之作，一个个都是好好先生，叫好声一片，赞不绝口。领导闻之，大为欢喜，昂首阔步，满面春风，俨然是“一代宗师”。即便有几个懂艺术、有良知的艺术家，也大多处在被排挤和打击压制的环境，根本无力与之互相抗衡。明哲保身者，只好装作不懂，亦步亦趋，虚与委蛇；疾恶如仇者，则要么得罪领导日子不好过，要么拂袖而去，另择他处。由此可见，权势之胁迫对艺术之危害何其大也！这就不由得使人想起“皇帝的新衣”那则故事，揭穿谎言的只有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现今艺术界的领导、名人、权威大多都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即使是如今那些网络的红人，一方面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他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要是有人指出他们的不足，那肯定是匹夫见辱拔刀相向。网媒在指责平面媒体不够开放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同样的怪圈。版主们具有删帖、置顶等等的权利，一旦有批评自己的言论出现时，要么群起而围攻之，要么干脆删除和屏蔽之。其实，任何媒体都是由人来操控的，网媒的操控者也未能免俗。这与报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一个要的是点击率，一个要的是订阅量，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着想。所不同的是，网媒对于那些只要不针对操控者本人的言论，你越具有爆炸性就越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高亮或者置顶。但报刊却不一定会采纳这样的言论。因此，在文稿的使用方面，各自的取舍还是有一定的具体考虑的。

二、亲情、友情的左右。书法圈原本就不大，有点名头身份的人士之间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师生，或者同窗。在这种关系面前要展开客观公允、一语见地的批评也有相当阻力。在这种特殊关系的影响下，从事批评者往往抹不开面子。大家都在道上混，每个人都不容易，似乎批评就是贬低，就会给批评对象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批评就变成了大同小异的捧场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互相抬举，一团和气。这也是如今吹捧式评论泛滥成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只是平面媒体存在这种情况，网络媒体亦莫能外。

三、利益的驱动。事实上这一条在前两条里面已经有所反映，，在此单列一条虽有重复之嫌，但实则是因为书画界还存在一种雇佣性质的“红包评论”。这种利益关系比前两种来的更为直接，因为收取了人家的真金实银，拿人家的手短，何况掏钱者的目的就是让你多多美言，你在圈子里面混，要是连这个“规矩”都不懂，那你岂不是白混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实质上就沦为曲意的逢迎和“抬轿子”的把戏。这种情况不惟在当下存在，估计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批评家为稻粱谋，用一些言不由衷的说辞来换取糊口之需，也不必过多苛责。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却不可以终生以此为业，泯灭良知。

四、胆识所限。有胆有识，有礼有节始终是从事批评者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但并不是任何从事批评工作的人都具有这个素质。尽管书法批评允许批评家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但在那些缺乏真正的修养见识的所谓“批评家”的实际操作当中，就会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言辞依据个人好恶，信口开河，随意褒贬，这种批评也就会走调变味。有胆有识，有礼有节的批评既有宏观的把握，能够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横披阖，谈笑风生，又有细致入微的分析梳理，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有的放矢，不作泛泛之谈。这种批评，思路清晰，言辞恳切，出言公允，理智客观，令人闻之怦然心动，心悦诚服，击节三叹。但这样的批评却实属鲜见。或有胆无识，徒逞口舌；或有识无胆，闪烁其词；或无胆无识，装腔作势。都不能形成真正的书法批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胆有识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的阙如，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虽说天下之大，绝非没有高人，但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之下，又有多少人原意为书法而去不顾一切呢？！评不了今人，就去评古人；评不了生者，就去评逝者；评不了熟人，就去评生人。回避矛盾，采取策略，也就成为了批评家们的理想选择。启功、刘炳森等先生生前，很少能够听到反面的批评意见，但谢世不久，异声四起，也可以视作是一种“追索式”批评吧……

但从“知音”的高层次角度而言，同时代人之间的批评本应是同步而互动的，只有在同步与互动当中才可以有助于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但面对批评所面临的诸多障碍，这又何尝不是当代书法的悲哀呢！

（本文原载于《青少年书法》杂志青年版2010年第4期，并被《书法》杂志2010年第8期文摘栏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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