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蔡禹僧的人

养逸斋

个名叫蔡禹一僧的人
作者：□沙河沙僧
　　一个人有点传说并不难，难的是有点传奇。认识蔡禹僧这个人比较晚，但知道这个名字却较早，因为蔡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最早听到的是“聊斋版”的蔡禹僧。蔡是1982年上的大学，学的是发电专业，却痴迷于演讲和诗歌创作；那时候学校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的，有的学校甚至规定谈恋爱不能入党。于是爱情变成了偷情。恋人们往往跑出校门很远去幽会，就这样一些好事的同学们有了一个新发现：当时的学校西北六七里远的地方，有一片荒坟和一栋破屋，仿佛有鬼出没！某天夜晚，数位同学在宿舍里谈论这件事，为不能验证真伪而苦恼，蔡自告奋勇，说要在破屋中呆上一宿，看看有鬼无鬼。同学们很兴奋，像护送英雄似地把他送去。第二天早晨，这些同学早早就醒了，在各种猜测中又去接他，到了目的地，呼唤两声，蔡从破屋中坦然而出，笑着说，这一宿，只觉蚊虫叮咬，不见鬼影。事后他讲，其实他也害怕，只好大声朗诵诗歌，一宿没睡。
　　稍后，又听到了“世说新语版”的蔡禹僧。这是大学毕业数年以后的事。深秋的一个夜晚，蔡在北京的家中读书创作，感到困倦之时，已是凌晨2点了，猛然想起今天是母校的校庆日，立刻走出家门，步行到火车站，购票、等车、上车，到达保定，东方欲晓。从火车站步行到学校，在深秋的薄雾中绕学校一周，没有见任何人，折身而返，回了北京。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雪夜访戴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徽之居住在山阴，一次夜下大雪，他从睡眠中醒来，打开窗户，酌酒吟诗，忽然间想到了戴逵，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当时戴居住在剡县，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句话，道出了名士潇洒自适的性情。我想，蔡肯定是很欣赏魏晋风度的。
　　大概是1987年，在蔡禹僧的同学处，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书法，当时他的同学正在收拾屋子，书籍散落在地上，看到一本杂志上有几行毛笔字，很见功力，我便拿起来看了看，随口问是谁写的，这样蔡禹僧的名字第一次灌进了我的耳朵。到了1995年，在一位同事处，看到了蔡的一部书法作品集，草书曹植诗，笔走龙蛇，气韵贯通，酣畅淋漓，大气磅礴。作品集前面有书家的简介，大略知道了他的履历，后面有友人的文章，对蔡及其创作进行了介绍。知道了他的很多奇闻轶事，也了解了当时的书坛名家对其作品的嘉许。
　　蔡的临帖功夫很深，而且遍临诸家。有位朋友，一次拿了一幅手卷让我看，说是手卷，其实是用相纸洗印的一幅书法作品，我粗粗看了一眼，说是王铎的作品。朋友笑了，说：“蔡禹僧高了！”我一愣，展开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蔡禹僧的作品。
　　第一次见到蔡禹僧，是在2005年他回母校举办个人书画展的时候。蔡对母校情有独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我来说，华北电力大学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比如我在做梦的时候，梦中的场景一个是我故乡的村庄，另一个就是我们华北电力大学的操场，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华电校园里渡过的，在我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也许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自己的故乡———生养的故乡和精神的故乡。”母校是他的精神家园，所以他把自己的书画展放在了母校的图书馆。
　　蔡禹僧，高个，卷发，白皙，脸上总是带着孩童般快乐的微笑，闪耀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整个人看上去冲淡平和，但他的书法，确是另外一种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已经走到了化出的阶段，每一幅作品都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犹如大海的波涛，充满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展示出书家丰富的情感和旺盛的创造能力。
　　后来又见过几面，都是在各种书法展览上。他参加这些活动，不是凑热闹，也不是攀附名人和结交朋友，纯粹是看展览。他长时间逗留在展厅里，不需要别人陪伴，孤独地徜徉在书法艺术的长河中，享受着精神的愉悦。
　　只要见面，如果方便的话，我总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向他征求意见，蔡说好的时候多，临走，总要拿上一两幅。实在想不清楚他拿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蔡禹僧的生活状态不是一般人所能、所敢选择的。他曾经为大学教师、政府官员，最后辞去了所有的工作，摆脱了一切羁绊，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专事研究和创作。他一直怀有一种理想，即用艺术拯救国民精神，所以，他并非归隐和出世，而是更加富有魄力的入世，更加深入地干预现实。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和创作，他是为心灵为而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尽管有孤独和痛苦，但更多是充实和快乐。这种人，是有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人。
　　2005年6月启功先生去世后，蔡在《书屋》2006年第一期发表了《启功先生书法的得与失》一文，认为启功的书法，干净利落、周正端庄，一般初学者不太容易达到，但也仅此而已。启功先生所达到的境界也就是美观，而工艺性的“美观”和艺术表现力的视觉冲击力的“美”是有巨大差别的两种境界，对于书坛领袖来说，把“美观”作为书法追求，未免让人失望。
　　书法自然与学问有关，蔡认为，启功的学问，也就是中学教师水平，没有机锋，只有笑话；没有思辨，只有印象，离学问家太远。因此，那字一眼望去，一览无余，不拖泥带水似乎是优点，但过于追求干净利落也就没有了苍茫、浑厚、萧散可言了。蔡最后的结论就是：一个中学教师水平的书法家享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中国现代书法的式微造成的。
　　如果辩证来看，产生这种尖锐的意见，固然是内心激荡的结果，但敢于发表这种尖锐的意见，正是作者入世太深或者过分脱俗的缘故。对蔡而言，心无外物，赤子之心，与干预现实是和谐统一的，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
　　其实，给蔡禹僧带来较大声誉的是早些时候的一场充满危险的论战。
　　2000年，一本很有名气的杂志，就私营企业主能否当劳模展开了讨论。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比较保守，认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主与工人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私营企业主是剥削者，所以不能当劳动模范。
　　蔡禹僧写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劳动者吗？》一文唱反调，提出私营企业主也是劳动者，因此能评为劳动模范。他认为当今中国发展私营企业“不姓资”，“严格地说它的性质是邓小平顺乎人民需要使之自然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
　　文章发表后遭到了猛烈抨击，帽子一顶顶飞过来，而且顶顶大的吓人，一说他翻案，把剥削者说成是劳动者，公然翻剥削的案；二说他挑战，向工人阶级挑战，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好在那时的蔡已经成了自由职业者，没有组织和单位的压力。
　　到了2001年，这场争论就有了结论，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观点又进行了详尽阐述，2005年，私营企业主开始被纳入全国劳动模范的评选范围。
　　这时候很多人都佩服蔡的真知卓见，更佩服蔡的勇气。其实，有见识比有勇气更加困难，也更加可贵。见识可以使人比时代前进半步，引领潮流。而这种见识，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哲学素养。
　　蔡上大学的时候就表现出在哲学方面的特殊兴趣，他热衷于演讲，时常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以及孔孟老庄等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用来阐释他对人生的理解。大学毕业后，由于兴趣所致，他完成了中国文化书院中西文化比较专业的学业，这使他的研究能够打通中西，贯通古今，在人性，大爱、军事等方面发表了很多真知卓见，他的《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一书有60万字，可以说是他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看着那本厚厚的书，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不用说创作，单单抄写理顺这60万字，也并非容易的事情。
　　蔡上大学的时候就热衷于写诗，新体诗旧体诗齐头并进。1992年，他出版了《悲欣诗集》，诗集的名称来源于弘一法师临终所书“悲欣交集”四个字。他的旧体诗有李白的气势，也十分好懂，相反，他写的新诗十分晦涩，不认真地把玩，恐怕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我们可以引用诗集中一首最短的诗———《夙愿》来进行佐证：多么希望永劫的日子没有哭声/在夕阳的照射里/发出最后一声叹息/把我的心埋葬在天空。
　　我想，新诗较少清规戒律，更能充分表达作者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他的新诗，多哲思、多意象、多奇想、多隐喻，用哲理打造的意象剪裁诗人枝蔓庞杂的意识流，形成了他的新诗奇幻多姿、朦胧多思的鲜明特征。如果说他的新诗是朦胧诗，哲理会撑破朦胧的外衣；说他的诗是哲理诗，意象却把哲理严密地包裹起来。
　　诗集里的每首诗并没有注明写作的年代，大概年轻时代的作品可能居多。大多数的诗，充满了本能压抑的反向作用，充满了死亡及其所派生的丑恶和腐朽的气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蔡的诗歌是典型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赞歌，是对生命、对人生、对人性的理性探索。
　　2008年，蔡禹僧创作了一出话剧《奥林匹克》，发表在《剧本》第七期的头条，作为献给奥运会的一份厚礼！能够拿出这样的厚礼，靠的是精神的财富。蔡是快乐的，快乐并快乐着，这种生命状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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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这本集子是蓝玉崧题签，书曹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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