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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甘阳
我的趣味决定了我热爱自由，我
的本能和理性决定了我热爱平等。
托克维尔致穆勒（1835年6月）
一 90年代中国思想景观
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太夸张地说，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兹试概括如下：
（1）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其核心主要是对西方经验的某种总结，即区分“英
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
，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同时也被看
成是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即自由与平等的对立，或自由与民主的对立，或所谓“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
（2）保守主义历史话语：其中心论点是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即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从而使一部中国现代史成了一个不断革命、日益激进的历史；晚近以来的历史研究主流（许多人所谓“重写历史”）因此实际上主要也就是在检讨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3）保守主义文化话语：由于近代中国走上激进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激进倾向所造成的，因此毫不奇怪，时人大多倾向于贬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传统，而主张今天在思想学术上更应该继承民初“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晚近标举陈寅恪为人格化代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发展为对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态度，即认为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五四传统一味追随西方激进思潮的同样错误，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就不适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和西方并不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又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可能发展为一种更基本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即认为中国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温和保守的，而西方文明则是刻意求新的，因此中国应该走更适合自己温和保守特点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延伸为对下一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论述；
（4）保守主义政治话语：目前最时髦的论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新权威主义，而更多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以至否定民主。中国知识份子几乎普遍地担心，在中国强调民主只怕又会弄成“大民主”，强调“参与”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众运动”？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最好不要多谈民主而应着重批判“大民主”，不宜强调参与而应大力批判“群众运动”，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决不能强调平等而必须批判平等主义。略有理论基础的论者尤其会论证，“根据英美自由主义”，自由比民主更重要，保护少数比多数参与更重要，我们应该要“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等等。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
（5）保守主义经济话语：这套话语一方面以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即经济不干涉主义（laisser faire）为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以上述种种保守主义话语为更大心理文化支持，两者之间互为转换，互为根据：例如要渐进不要激进在这里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要奢谈公平正义，而所谓“消极自由”在这里更顺理成章地具体化为自由经济；这种朴素的社会文化心理经过理论化也就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归约论，即把自由主义归约为市场经济主义，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进而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而国家干预市场也就是破坏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因为事实上两者都必然导致国家干预市场。
以上所述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密构成的理论，而毋宁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反而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就目前看，这种保守主义不但已成为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因此不能不问，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帮助中国知识界今日及今后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和理论？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否有利于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从容应对它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我个人对此非常怀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保守主义只能造成知识界在思想上暮气沉沉，在知性上顿足不前，在心态上则未老先衰，一派黄昏景象。例如只要注意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种文化没落主义式的自恋心态在中国知识界能引起如此普遍的心理鸣，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中国知识界是否已经穷途末路，惟借凭吊遗老而发遗少之牢骚？至于所谓“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掩盖思想贫乏的虚张声势罢了，因为它实际只表明中国知识界今天已不再具有锐意创新的思想动力，更不要说大刀阔斧的开拓气魄；更糟糕的是，许多人似乎日益满足于以陈词滥调混充思想深刻，例如开口闭口就是“根据英美自由主义”，与当年动辄“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出一辙。
二 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个人认为，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突出问题只怕已不再是极端激进，而是极端保守。本文因此试图对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本文以下由此希望首先就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问题。
具体而言，我将着重检讨前面列为第一项的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即关于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的对立，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这不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是90年代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出发点，而且也是因为我个人事实上是这一理论话语的最初提出者之一。我在1989年出国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最后两篇文字－－《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以及“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了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我在出国后不久发表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第三期，1991年2月），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并提出“奠定自由与秩序”来总结我当时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该文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也因此，我在这里愿意从重新检讨我自己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出发，以提出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因为该文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所存在的问题和偏颇在我看来仍普遍存在于今日中国知识界。确切地说，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Edmund Burke）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国传统之名否定西方启蒙以来以及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我确实日益认为，再度重新认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再度重新思考启蒙、革命及现代性等基本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对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世纪之交的知性发展和政治成熟，都已经变得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因为说到底，中国知识份子将无法回避我所谓的“托克维尔问题”，这就是本文标题所点出的：中国知识份子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在这里提出所谓“托克维尔问题”，首先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像”（a false picture 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因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只看见大革命的“法国性”，却恰恰未能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深刻性乃在于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现代性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所谓现代性的挑战，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事实上正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基本上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伸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1990年写作《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时的视野，该文当时实际是从柏克的观点去读解托克维尔，从而忽视了托克维尔与柏克之间的的根本区别，即：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视野去看待和评判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民主时代的问题及现代性的问题乃整个在其视野之外，而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首先就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揄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晚近十馀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再次提出了“民主是否会有最后的极限”这一托克维尔当年自承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在走向何方？无人知晓”）。
本文的篇幅自然不可能展开所有问题。我在下面只能比较着重就有关法国革
命与英国革命的问题作些展开，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与中国知识界目前对自由主
义与民主等一般问题的基本看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来加以
分疏。
以下第三节将提出“为什么柏林本人要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而把柏克列入反
动阵营？”这一问题，以便从柏林最近对柏克的批判出发来说明，柏克对法国大
革命的全盘否定式批判并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相反，柏克
的批判在历史上乃与反自由主义思潮难解难分。本节强调，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从来同时意味着对民主的看法，对启蒙的看法，对现代性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立
场因此历来是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来批判检讨大革命的阙失，而决非全
盘否定大革命。中国知识界晚近对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式态度事实上混淆了自由主
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
本文第四节则提出“托克维尔为什么认为英国1688革命模式不足为训？”这
一问题，目的在指出，中国知识界目前流行的否定法国大革命而津津乐道托克维
尔早就认为不足为训的所谓1688年英国革命模式，乃是一种非常陈腐的“时代错
乱症”（anachronism），其实质是全然不加分析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
由主义即封建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完全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
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本
节因此指出，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
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
命为象徵）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
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
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
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
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
进派”（English 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
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我愿在这里顺便指出，对今日中国而言，更有借鉴价
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年，而是其1870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Gladst
onian Reform, 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真正进入民主政治，英国
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总的来说，我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
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
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份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
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
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我要说明我在这里并无意不适当地突出知识份子的社会作用，而只是如民主理论
家达尔（Robert A. Dahl）最近所指出，尽管知识份子的作用不宜高估，但一个
国家的知识界主流是否认为民主在知性上可以辩护，对于该国民主的发展仍有莫
大的关系。达尔特别提出，不妨设想一个国家在某些条件上已有利于民主转型，
但同时该国知识界主流却并不认为民主在知性上特别值得辩护，这会出现什么情
况？达尔认为，这就会使推动民主的努力极为困难，而那些提倡走非民主道路的
主张就会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以为今日中国的一个突出现象就在于，中国知识界
主流事实上缺乏对民主的认同和担当，从而导致以下两种结果：
首先是在政治上日益拥抱“政治市侩主义”，即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
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这种市侩
主义常常滑稽地表现为一种“伪精英主义”。伪精英的典型特点如韦伯所言就是
从来不明白“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
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因此伪精英们老是“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
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晚近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伪精英主义尤到了不顾
学理根据的地步。例如最近有些论者为了论证中国不能实行全国性选举，居然会
认为主张“全国人大直选”就是主张“直接民主”，从而也就是“故意忽略”代
议民主。这些论者本应该知道，现代代议民主正是普遍地以全国直选为基本制度
保障，如果全国直选就不是代议民主而是直接民主，那么美英德法就都不是代议
民主而成了直接民主了。这种本来并不太复杂的常识性问题都会被弄得如此颠三
倒四，不能不说是“政治市侩主义”流行的结果。
其次则是某种“知性保守主义”心态。曾几何时，“读书无禁区”的年代似
乎已非常遥远，中国知识界现在反而祭起了某种“自我书报检查机制”（self c
ensorship），例如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女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
情，等等。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的是矫揉造作
的故作老成，自我封闭的混充深刻。我以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的弥漫只能使
中国知识界日益远离当代学术的发展，甚至最终在思想学术上陷入瘫痪状态，因
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无非表明中国知识界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现代性的最基本
问题，这就是上述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将进入一切领域，托克维尔当年提出民
主时代的哲学、民主时代的文学、民主时代的史学等一系列命题，强调民主将会
深刻改变文化学术等知性活动方式，这些命题的深刻性在今日所谓后现代学术文
化的不断开展中正日益显示出来。中国知识界却自以为是地划地为牢，这不是什
么知性的成熟，而是知性的闭塞。
以下希望能从解除柏克的符咒开始引发一些新的讨论。
三 柏林：“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
“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
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在1990年出版的《人性的屈折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特别是其中第一次发表的检讨欧洲保守
主义传统与法西斯主义思想根源关系的重要长文《梅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源头》
中明确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柏林的朋友、柏克专家奥布赖恩（Co
nor Cruise O';Brien）的质疑。但柏林在1991年4月10日回答为什么他拒绝否定法
国大革命以及为什么他要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不能
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
心。”他同时指出，即使他可以同意把柏克从反动者行列除名，他仍然要指出，
后来的反动派们如梅斯特等一向都引柏克为宗师并非偶然，因为柏克所主张的某
些东西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deeply illiberal），这种“极端反自由主
义的”东西就是柏克主张“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rule by a gent
lemanly elite）”，柏林由此问：“难道我们应该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一个人称为
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吗？”同年6月24日，柏林在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立场时更
明确表明他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其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
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
种自由而斗争……简言之，像“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
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
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
正的反动份子，例如巴雷斯（Barres）、德拉蒙特（Drumont）、德
鲁莱（Deroulede），更不消说莫拉（Maurras）及其追随者诗人庞
德和艾略特。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
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
，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
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很可理解而且非常必要的
反省，但我以为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
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
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负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
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
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
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以及他关于“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
都是真正的反动份子”的严肃警告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
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
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份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我愿在这里特
别指出，柏林在法国大革命上的这一立场乃植根于他本人直接继承的一个常被忽
视的独特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开其端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柏林曾将贡斯当与穆勒（J.S. M
ill）并列为“自由主义之父”，这并非偶然，因为事实上柏林著名的两种自由理
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本脱胎于贡斯当1819年的著名论述《古代人的自由与
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一可称为“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路向的最突出
特点就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
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ancient regime）的立场
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从现代性
的立场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legitimacy），并从现代性的立场来批
判检讨大革命。可以说，法国自由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深刻地见出，法国大革
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现代性历史生成。由此，毫不奇怪，贡斯当在读到
柏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
比该书的字数还多（more absurdities than lines）”。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
镇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则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
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
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
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
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
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
要说：
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
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
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
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
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
临”这一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的最深刻本质：
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
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
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任何阻挡民
主的努力都只能显得是在反抗上帝本人。
四 托克维尔：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
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而
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甚为关键
，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相当重要。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
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
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
，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
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
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
后由此指出，英国在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
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英国以往经历过的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英国的。促成这些
革命的观念都只有在英国本身传播。……今天的情况已不再是如
此：今天正是欧洲革命在英国继续进行，……现在英国人已经确
确实实地在采取我们法国的观念，……他们现在的观念在实质上
是欧洲的，只有在形式上是英国的。
我在这里想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在《扬弃》一文中使用而且
在今日中国知识界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一词乃是一个非常误导性的
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
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
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其
次，在英国1870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
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这一差异
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
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制度
下的安排（这一问题自从维尔发表《宪政主义与权力分割》这一经典研究后已是
学界共识）。一直到今天，英美政治的极大不同包括80年代以来两国保守主义的
貌同实异，仍与这一基本制度的差异有关，即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力主扩大地方
权力以限制联邦众议院的权力（注意：并非限制总统权），而英国撒切尔革命却
恰恰要加强英国中央政府权力而收缩地方权力。两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貌同实异就
更大，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公认“教父”克里斯多（Erving Kristol）一
再指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不可与英国和欧洲的保守主义同日而语，他特别强调
海耶克对美国保守主义并无影响，事实上克里斯多严厉批评海耶克贬低“社会正
义”概念只能败坏“保守主义”的名誉，亦即使人们更加相信保守主义是为有钱
有势者辩护的。克里斯多由此突出强调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
一种“民众主义”（populist）的运动，而英国和欧洲的传统保守主义乃历来反
对“民众主义”。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
了。事实上今日中国知识界好标榜保守主义者往往对保守主义无论是思想还是制
度都缺乏真正了解。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
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814年拿破
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一直到1835年托克维尔发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这
段时间，法国以至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像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
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柏克对法国
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
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
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美国了。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
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
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该文对英国从诺曼人征服一直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整
个历史过程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当时一直在下大功夫研究英
国经验。但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1640年革命，
而对1688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1640
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1688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
使1640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
国人期待法国的1688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
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的这一边（即法国）”。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
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1688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
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
以前，终于下决心非得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
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
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旋涡中：“如果革命是指法律的根本
变化，或社会改造，或一种规范性原则取代另一种规范性原则，那么英国毫无疑
问地已经处在一种革命状态之中。因为对英国宪政生死攸关的贵族原则每天都在
衰败，民主原则完全可能在适当时候取而代之。”托克维尔这次访英回来后，再
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这本名著的书名不宜译为《美国的民主》，而只
能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正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他这本书要表述的只有
“一个思想”（a single thought），这就是：“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
抗拒地普遍来临。”换言之，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民主时代的来临问题，
并强调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universal and permanent），惟其如此
，他才反覆强调，他这本书要提出的问题“并非仅关美国，而是与全世界相关；
并非关乎一个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民主“在美国”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引起
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时代”来到欧洲无一例外要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
提，从而以“民主革命”为必经阶段，美国则因为历史短暂，是一个没有“贵族
时代”的国家，因此“民主在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贵族制
度为前提从而避免了欧洲那种民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
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
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
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
越不可能。
五 非结语的结语：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各种条件的平等”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
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
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
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
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
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本文的篇幅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
民主理论，但希望在最后能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
“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
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
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徵
或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
，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
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
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
（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
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
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
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的，而中古基督教则
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在“现世”落实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
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
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
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 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
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托克
维尔由此以“各种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来概括现代“民主
”。托克维尔一生以卢梭为自己最景仰的两大思想导师之一，说卢梭的著作他每
天要读一点，这是毫不惊讶的。因为事实上他对“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
所作的透彻分析乃是直接延续卢梭对“不平等”的分析而来，尤其《民主在美国
》第二卷对民主基本特性的分析，在风格上都受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的影响。他在《英国历史反思》一文中肯定英国1640年革命而否定1688年革命
，其原因就在于他那时的基本出发点已经是典型的卢梭立场，即认为：“归根结
柢，理性的平等是唯一自然的人的状态（rational equality is the only stat
e natural to man）。”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之一由此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
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
、情感、心态、以至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
刻变化。《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由此详加分析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对知性
活动（intellectual movements）的影响（第一部分），对情感方式（sentimen
ts）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民俗（mores）的影响（第三部分），以及所有这些
社会文化方面的民主化将会对政治产生的反影响（第四部分）。托克维尔的中心
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democratic man）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
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
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
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
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我们马上
可以看到，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贡斯当所谓
的“古代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在《民主在美国》里论自由与平等关系这
一著名篇章中，托克维尔指出，如果将“各种条件的平等”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
，那就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参与执政而且每个公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执政”。如
果这样，“自由与平等就完全相交而重合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因为
完全平等而充分自由，他们又因为完全自由而充分平等。民主的民族确实在走向
这个理想。这是平等在人世间的最完善的可能形式”。但托克维尔马上指出，这
只是“民主时代”政治发展的可能方向之一，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平等只在市
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建立起来，但却没有在政治社会建立起来。这里的人
们完全不参与执政，但在其他方面则与那些人人参与执政的民族过完全同样的生
活并以同样的方式发财－－有权利享受同样的享乐，从事同样的职业，达到同样
的居住水准”。
我想大概可以不必多加论证，这后一种方向正是中国知识界今日极力鼓吹的
道路，即所谓重要的不是政治参与而是保证大家发财，不要多谈政治或积极自由
，要紧的是确保消极自由－－只要有权利像发达民族那样“享受同样的享乐，从
事同样的职业，达到同样的居住水准”。中国知识界这么主张当然是有某种合理
性的，这种合理性就是托克维尔所说，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乃是看不出有什么
直接的实惠，但却很容易看到其弊端的东西，因为没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对许多人
并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倒是有人主张政治参与只会弄得许多人神经紧张，因为过
份的政治自由确常破坏秩序与和平。托克维尔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时代许多
民族最爱的是各种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不是政治领域的“平等”的根本原因
。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柏林关于两种自由的理论本脱胎于贡斯当的古今自由差
异理论，即柏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分别相当于贡斯当的“现代自由
”（私人生活的自由）与“古代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托克维尔这里的论
述是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论述一脉相承的。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
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士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
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
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
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
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
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
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和“过度私人化”（over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
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
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破仑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
生活的自由及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
共权力，那么归根结柢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
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
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形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
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
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
自由结合起来”。
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这一危险成
为更突出的主题，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
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
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调。他晚年尤其一
再提出，转折时期的特点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今后不会再有多
少人还会为乌托邦的理念牺牲现世的幸福，只可能有太多太多的人以现实主义为
名放弃一切理念，因为“革命后的厌倦，激情的衰退，以及那么多的高尚理念与
那么多的巨大希望之被滥用，在在都已经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极端：在以为我们能
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后，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根本无能改造自己；在过度的自高自大
以后，我们现在又陷入过度的自哀自怜；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自己无所不能，现在
我们则认为一切都无能为力：我们由此倾向于认为一切奋斗与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这真是我们时代的大悲哀，这与我们的父辈何等的不同！”
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的论述，并突出
地强调了，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参与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让我在这
里用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已经太长的文章：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
的事实。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制外表的
科层制“威权国家”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
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
治者”（co-rulers）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
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
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
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
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
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
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
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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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2-22 13: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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