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王子庸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各奖项名单揭晓

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终见分晓：“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由贾平凹夺得，东西、李亚伟、徐晓、张新颖、李师江分别获得2005年度小说家、2005年度诗人、2005年度散文家、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2005年度最具 潜力新人等各项荣誉。

王子庸

·2005杰出作家：贾平凹　
　授奖辞：他在二○○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详细]
　　　
·2005年度小说家：东西　
　授奖辞：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 [详细]
　　　
·2005年度诗人：李亚伟　
授奖辞：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他的写作，既是语言和想像力的传奇，也是个人身体对一个时代的隐忍抗议。他对生活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成就了他诗歌中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在历史和现实、远方和当下、人与世界的缝隙里，努力谛听一个奔走、辗转的心灵所发出的细微声音，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个声音放大。 [详细]
　　　　
·2005年度散文家：徐晓　
　授奖辞：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详细]
　　　　
·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张新颖　
　　授奖辞：张新颖的批评文字既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又有温润贴切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常常从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入手，以精微的理论分析，烂漫通透的想像，细心探求与被阐释者对话的广阔途径。他拒绝文学批评的陈词滥调，向往自由的表达，迷恋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他丰盈的直觉，接续上的往往是焦虑、不安的个人情怀。[详细]

·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李师江　
　授奖辞：李师江的写作是真正的语言狂欢。他善于把压抑的激情转化成叙事动力，把直面卑微经验的勇气解读为自我嘲讽。他的语言锋利毒辣，充满快意，他对生活的看法一针见血，而且能将游戏的风格和诚恳的精神熔于一炉。他恢复了小说写作的原始作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趣味，把小事写得壮观、辉煌。[详细]

王子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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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庸

我的小说其实并不适合获奖
潜力意味着有创新
南方都市报：你知道自己获得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有没有感到意外？
李师江：得奖这事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小说并不适合获奖，也挺意外的。这个奖叫“最具潜力新人”，我写这部小说是2002年，当时还是挺“新”的，等到得奖我已经挺“旧”的，很多文学小孩都叫我“老李”了。不过挺喜欢“潜力”这个两个字。既然给我一个有“潜力”的评价，会督促我以后的小说会追求一些创新、会有一些更镇得住的大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是如何理解“潜力”二字的？
李师江：每个作家只要坚持写作，都不会认为自己没有潜力。我认为“潜力”不是意味着以后写的东西就比以前更好，而是必须有创新。对我来说，就是有新的人生感悟，或者有更大气的追求，比如以前写的是人生片断，以后能不能展现人生画卷呢？
当然最重要是保持独创性，这是个性的东西，更能挖掘出语言的魅力。因为五四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作家语言非常好了，现在语言比他们还差，这是没有潜力的。现在有的人认为网络语言是垃圾，网络这一块认为传统的语言不行，实际上网络有很多新的元素，如何用自己的手腕把它融进来，生活化，是非常有弹性的。现在很多小说都有网络化的气息，不是一个坏东西，因为网络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网络恰恰是增加语言魅力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写北京“文化民工”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逍遥游》主要描写了北京的生活，是以你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吗？
李师江：基本上是以我在北京的生活为背景来写的。我之前在台湾出版的4部小说都是以我在北京的生存状态为背景。1997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在福州呆到2000年，就辞职又去北京。
南方都市报：小说中的很多生活细节都写得很逼真，是不是由自己周围的真实生活状态构思出来的？
李师江：第一章以吴茂盛和我开始，都是很逼真的东西，以生活为摹本，我写这部小说是有一点心血来潮，在某个感伤的时候吴茂盛这个原型的朋友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觉得他的生活是非常有弹性的状态，非常有价值，引起我创作的冲动。想起他跟我交往的一举一动，是跟常人不一样的，我就不自觉地写出来。
小说中的很多情节有生活原型，这些原型给我感触之后我才有冲动去写。而小说是个有想象力的艺术，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想象力表现在对细节的追求上，就像想象人体中一个毛孔的结构一样，往微观的逼真里想象，往生活的夹缝中想象，而不是去想象大的复杂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这部小说的起承转合没有太多的讲究，从吴茂盛写到小莫，小莫失踪，再到后面的故事，都没有很精心地设计故事的结构。你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李师江：当时我特别讨厌结构化的小说，跟戏剧一样必定有开始、发展、高潮、结束，我觉得所写的只不过是人生的切片，生活中与你擦肩而过给你留下印记的人在某个时刻消失了，这辈子你再也见不到他，此种状态比比皆是，是人生的常态。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是写这种感觉，非常随意，有的人物凭空就消失了，给读者的感觉有时候有点奇怪。
所以为什么小莫就失踪掉了，没有交待她最后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交待。生活中我以前关系很好的一些朋友，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生活中实际上有很多这样擦肩而过的人。这部小说主要还是写我和吴茂盛在北京的生存状态，包括一些情感历程，都是北京生活原生态的底子。写北京“文化民工”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什么是“文化民工”呢？
李师江：“文化民工”是搞文化的，但是活得挺累，挺漂泊的，生活是紧绷的，其实就是民工的生活。就是不“小资”，文化民工在物质生活上肯定没有小资那么优越，生活方面有自己的文化理想，但也为生活而奔波。基本上是打工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小说中的感情也是现代都市特色，包括“我”跟小莫、吴月梅，后面“我”跟王杰、王欣三个人之间的感情，都很现代感和都市化。
李师江：确实是“都市化”，民工为生活而奔波，但感情上确实不是追求婚姻，追求小日子的东西，因为人在漂泊之中，感情生活也是不稳定的。这里写“我”和吴茂盛两个人，这两人的生活有一个很潜在的原动力：性压抑。人物有很多神经质的举动，就是跟性有关系，因为我相信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所有的压抑可以归根为性压抑，性压抑也包括生存压抑。压抑导致生活中有一些神经质的张力的表现。这部小说里有两个具体动力，一个是性压抑，一个是生存压抑，因此不是一部很常态地写如何去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小说。
南方都市报：在最后讲“我”跟王杰、王欣三个的关系，是不是故意留一个具有悬念的结尾？
李师江：我想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后面“我”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了，其实写“朋友妻”就是写朋友，写我和王杰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朋友；写和王欣之间的关系，是男朋友与女朋友之间发生对峙的关系，关系是非常特殊的。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个故事说下去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最后我跟王杰怎么样了，跟王欣怎么样了，这样是没有意思的。人在互相对峙之间，最后是互相获取温暖的，像《朋友》那首歌那样，人在外地，互相矛盾，互相鼓励。因为这是一部漂泊中的小说，人在旅途的小说，所以我没有用固定的结尾，最后以情感来结尾，最终寻求的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逍遥是一种内心的修炼
南方都市报：你说这部小说是一种漂泊过程，《逍遥游》的名字是否也由此而来？
李师江：这个题目有一种反说、反讽的意味在里面，用这个名字有一种弹性。一般人认为“逍遥游”是很潇洒的，比如庄子的《逍遥游》，这小说表面上看，人是在漂泊，也是逍遥游，实际上是紧绷。人紧绷之后，追求的是一种逍遥，实际上结果能悟到或者能追求到的境界是穷逍遥穷开心的境界，这是人生一种境界较高的常态。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因为突然暴发了或有钱了会逍遥起来，逍遥是一种内心的修炼而已。
南方都市报：这部小说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你喜欢跳出来独白一段话，为什么这样写呢？
李师江：这部小说我让作者介入，本来读书时老师告诉我们，一般小说里面“我”跟作者不是一回事的。在这部小说中，我想介入小说，就会在这个过程说上一段，在其中可以达到一种挺自由的状态。这部小说也是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会介入。我喜欢说一些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就无所谓章法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喜欢用很多口语化的语言，包括对话、独白，都不用精致、书面化一点的语言，为什么用这种小说语言？
李师江：我原来也写诗，喜欢写口语诗。后来我觉得用书面的语言来写小说挺没有生活气息的。我对很工整、细腻的文字也是不擅长的，第一个我喜欢口语化，第二个作为小说必须有口“气”。你看有的小说只看到一个故事，有的小说你能看到一些哲理，有的小说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口气，他的口臭都在里面。最后一种我所追求的个人化语言，其实现在很难做到个人化，只能说尽量做到自己原生态的东西，这种语言有助于把原生态给发挥出来。
南方都市报：这部小说里也有一些看上去很精妙的尝试性的技巧，你当时是如何想这么试一下的呢？
李师江：这些技巧的拿捏确实也是很有感觉才写出来的，现在回去看，也发现有点东西写得挺弹性的，包括住房、人物刻画，现在回想，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这么一个人(笑)，那样对待我，挺传神的，因为那时候状态特别好。一个人只有在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有感而发时才能写出来。
一些技巧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在你手上了。很多新写小说的人追求前卫，追求新的方式，其实小说最后还是回到原来我们老师讲的人物、情节、环境里，这些基本的东西做好了，这部小说就很成功了，技术形式上没有更多求新求变的东西，有的就是作者个性的体现了。对小说这个题材来说，基本功扎实了，逻辑清楚了，人物写出来了，写的东西跟生活贴得挺紧的，不假，有生活气息，这些东西是最基础的。
小孩子浅吟低唱，都是那个年龄段的东西，生活质感不强，还是走一些比较虚化的路子，这是一种成长中所需要的语言唯美的感受过程，但不能作为小说核心的东西。或者有些作家，以自己的性子为主，会写一些挺怪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忽略了小说的基本因素，这是一种不诚实的写作态度。写作要有很诚实的态度，最好的态度是像白居易一样，让老人小孩都能看懂。
南方都市报：你在后记里面提到台湾读者认为你的小说特点是“快感”，这是怎么回事？
李师江：尹丽川去台湾参加蔡康永的节目，叫“今夜不读书”吧，她舌战8P--相当于我们70后的8个男生作家，因为我的小说在台湾比内地影响还大一点，他们就拿我小说的特点说事。尹丽川的小说是跟我一起在台湾推出的，我的小说风格在台湾是很少的，也可能把它定位为“快感”，他们说：“李师江的小说有快感，读了挺爽的，我怎么就觉得不爽了？”尹丽川就跟他们有争论。我才知道台湾的读者把我的小说最大特点定位为“快感”。
王朔小说语言对我影响挺大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语言中用了很多北京的口语，是不是跟你在北京的读书和工作很有关系？
李师江：我觉得我自己的讲话方式都挺差，挺不规范的，我的口语表达能力非常差，都到了不能准确说明一个事物的份上了。我的福建方言跟普通话是对不上的，我普通话说不好，方言也说不好，所以我挺喜欢听北京人说话的。我觉得他们说话特别利索，特别有劲！我在北京读书和工作期间就受到影响，我不知道别人读了我的语言感觉怎么样，我肯定是向北方的语言学习的。
南方都市报：受王朔这样的北京作家影响大不大？
李师江：我觉得王朔的小说语言对我影响挺大，包括他的气息。很多人说他的小说调侃，不就是逗乐子什么的，我觉得他的小说最大的价值倒不是幽默，而是口“气”很足。“气”非常重要，我最喜欢的小说是王朔和朱文的小说，像朱文的语言特别有劲，有骨头，有根筋在里面。王朔的小说有股很糙的北方的“气”场在里面，这是语言中一种精髓的东西。
说故事，当然全国各地南腔北调的人都可以说，只要你把故事说好就行，但是你要说得有股劲，有股气，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书，有的人不会说书，这就是语言的魅力。原则上我确实是在学习，我每次写小说都要找到一个好的语言状态，希望这样可以写下去，就是“气顺”了。另外，我希望语言上有一种自由的东西。我觉得写小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就像电影是影像艺术一样，这里面是有门道的。我要自己体会，怎么能够把一个故事讲得有味道，非常准确地表达。我的写作如果还有一点点追求的话，就是挖掘汉语的魅力。
到广州后写的是“太监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北京生活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吗？
李师江：北京对我影响非常大，而且我现在还想回北京。我挺喜欢北方的气息的。北京的气候，北京的冷，北京人那股挺粗糙的劲，北京城市的大气，北京的文化氛围，我都挺喜欢。特别我到了广州之后，才发现我挺喜欢北京的。因为我原来在福州，生活挺苦闷的，去北京生活后，就觉得内心挺舒服的。去年到广州，在这里成了工作狂，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候觉得很空。北京过的是非常自由散漫的生活。我到广州后，就会觉得北京那种味道我很喜欢。
南方都市报：《逍遥游》这部小说是几年前你在北京生活的一个记录。现在你在广州生活，跳开来再看这部小说，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
李师江：现在看来，它确实有很多漏洞，就是一个太随心所欲的东西。但是也有令我自己惊奇的东西，我现在看，这句子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有点惊讶。因为我的小说跟我的生活是联系得比较紧的，那段时光的状态就会被回忆起来，这段时光走了，可能以后就回不到这种状态了。我是个很健忘的人，只过了几年就有沧海桑田之感，小说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段印记，以后复制不过来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李师江：目前在写一个长的小说，但是状态不好，我晚上想得挺兴奋的，情节没写完，第二天工作以后，晚上再写，那股气，那种热情，那种兴奋，已经没了。现在每天必须有序地工作，处理很多事务，所以必须调整。以前写小说的时候，即使去报社上班，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个事情，气是粘着的。现在没有那种状态了。现在没多少时间写小说，也没时间写诗，不过还是在写一个长篇，慢慢地写，写了几万字，调整自己的状态。我现在到广州刚好是一周年，写了一些“太监小说”，就是写了个几千字的头，后来感觉找不到了，就想留着以后写吧，想来以后也不可能再写它了。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