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艺术部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评选中）

侯勇

三、河西、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区

第三个区域，我讲的河西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区域。
那么我要谈到汉简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认为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实际上甲骨文是个成熟的文字。文字的主要载体不是甲骨而是竹片或木片上，叫简册。《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 字形像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夏商时代的竹简，因为商代的木器出土的时候，都跟泥土一样，必须用一种凝固剂把它固定下来，才能挖出来。所以木简和竹简，现在没有实物发现，只传了甲骨文下来。但是我们说这个时代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策。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籍主要是用墨写在竹木简上。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做“策” ，亦写作“册”。这是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上的“册”字，这些“册”字，就是证明当时文字的载体就是竹木简册。西域水少无竹，故汉简皆是木简。

3.1、汉长城与四大汉简之居延汉简

王国维关于汉简最重要的著作叫《流沙坠简》,流沙古称弱水、若水，就是现在著名的居延海。敦煌河西的汉简最初是从三十年代出土《流沙坠简》，就是现在的居延海流域。居延古称“流沙泽”，《尚书•禹贡》“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说明曾有河流名“弱水”，王国维、罗振玉合作研究居延汉简的名著《流沙坠简》，即由此得名。王维有一首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的“长河”，即居延海
王国维曾经把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这四大发现里边有两项就在甘肃，一个敦煌遗书、一个居延汉简。在这里为什么提到长城呢？因为西域出土的汉简多在汉长城遗址上，是一种古人的生活遗存。这是张掖留下的长城遗址，张掖里边有两道长城遗址，一道是汉长城、一道是明长城。这些竹简就是长城两边出土出来的，当时的驻守军士，行政官员把它遗留下来的。居延这个地方，有肩水金关，一个重要的关口。肩水金关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的黑河东岸，距东大湾城7公里，为汉代烽塞关城，是当时进出河西、南北交通的咽喉，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以前读王维的诗，是误读的，以为长河指的黄河，黄河没有流过戈壁滩，这个长河就是现在的居延海，就是现在黑河，黑河是个重要的流域。我们从祁连山上的雪水经过张掖往北边内蒙古流过去。王维的“长河落日圆”，写的是黑河和居延，不是黄河，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留下大量汉简。
1930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至甘肃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汉简一万余枚，多为汉代之物，故称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非常重要文献。我们再看看它的书法，居延简主要是西汉早期的书法。一百年以前，即汉简出土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东汉末期镌刻在石碑上的书法，不知道西汉人二百年中写的字什么样子，这个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西汉人的墨书字，西汉人的古隶、章草。古代皆是书分三体，古埃及的文字也是三体：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世俗体就是民间最常用的行草便捷的文字；圣书体就是一种铭石的官方公文文字；僧侣体就是謄写工整的公文体。在西汉早期的汉简分两种，一种是书籍、公文类书法，较为工整；一种是记录事件，像账簿一类的，多以章草记录。到了西汉的晚期，这样的一个多行字的牍，便非常标准化、规范化，没有古隶的痕迹，也就是没有篆书的痕迹了。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见了西汉二百年书体演变的过程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见了西汉，和这一时段的书法水平。

侯勇

3.2、边城瓜州草圣张芝故里与玄奘

    在河西第二个值得我记忆的就是，边城瓜州的草圣张芝故里与玄奘。草圣张芝是敦煌郡悬泉置锁阳镇的人。中国书法史上只有两个书圣，一个书圣王羲之，一个草圣张芝，其他都不称圣。这么重要的人物生活在王羲之之前150年的敦煌，可以想见我们当时甘肃地区的书法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今天把群众书法活动称为“书法热”，2000年前甘肃地区的“书法热”比我们今天更盛！汉代有个人叫赵壹，他是在朝廷做官的敦煌人，他写了一篇《非草书》，猛批敦煌士人天天练书法，忽视了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他在文章中形容敦煌人追慕张芝练书法废寝忘食，眼耳鼻衣服全是墨染，迷惑于书法之中。他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张芝在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功绩就是把章草演变为今草。章草是字字独立，张芝用“一笔书”把它演变成字和字连绵书写，从而创立了今草和狂草，所以被称为草圣，他的名作《冠军帖》。张芝在书体演变中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与王羲之为什么称为书圣的道理相近，即他把带有隶书意味的钟繇“旧体”楷书演变成以“永字八法”为标准的“新体”楷书，最后实现了楷书的完全独立。张芝和王羲之为书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起到里程碑作用，从而形成草书和楷、行两条平行发展的脉络。张芝的大草、狂草，开辟了后来张旭、怀素、黄庭坚这些伟大的草书书法家的前路，从而形成任情恣意地表现主义的书法流派。瓜州县抓住了这个历史文化艺术的节点，在这儿建立张芝纪念馆，其意义超过了区域文化建设的范围。只是文化建设不仅在“硬件”，还有待“软件”建设的加强。我有幸受邀书写了《瓜州草圣故里产业园碑记》，记录了草圣张芝故里瓜州县文化建设的功德。
同样是我们敦煌人，伟大的书法家除了张芝还有索靖。索靖的《出师颂》、《月仪帖》，是章草的经典名作。还有索靖的亲戚索紞，敦煌写经中有索紞抄写的《道德经》，此卷抄写于三国吴建衡二年五月五日(270)。此卷的真伪存在争议，但一直在沪上名家手中流传，内战后流入香港，今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汉末至两晋，敦煌可以说是书法家辈出的时代。我们今天甘肃书法书法发展已经很不错了，以数量来说毫无疑问达到历史的高峰，但是今天的甘肃还没有产生像张芝、索靖这样的书法家名扬全国，还有相当的差距，甘肃人还有伟大的传统有待我们奋起直追实现超越。
    同样在瓜训，还有另一位伟大文化人物的历史足迹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那就是玄奖。唐太宗贞观初,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到瓜州。在此停留一个多月,收徒买马,打问西去的路径，在这里留下很多传说故事。瓜州东千佛洞里的壁画《玄奘取经图》，画面上有一匹马，也一个胡人，此人当是石槃陀，侧身而立的玄奘虔诚地朝拜观音。
当时唐太宗不允许玄奘出去，不给他关防，就是我们现在的签证，出不去，关防要逮他，把他送回去。他偷偷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逃脱了，从玉门关，从瓜州出去，到印度去，然后又经由瓜州、玉门回到大唐长安。
瓜州正筹建“瓜州县玄奘西行博物馆”，纪念和开展对玄奘西行研究。玄奘不仅是一位佛教、佛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人物，为佛经汉译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至今是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研究不可替代的经典。开展对玄奖西行的研究，是对甘肃和整个西域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的前沿性科学，其研究成果也将极大地有益我国西部开发的宏观规划。
张掖大佛寺们佛龛背后还有一个元代的壁画，画的也是玄奘西行取经图，这个《西游记》画的内容和后来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完全不一样，人物性格都不一样。那个牵马的人不是沙和尚，而是孙悟空。挑担子的不是沙僧，而是猪八戒，猪八戒高老庄的故事也不一样，他很吃苦耐劳。这都和吴承恩写《西游记》塑造的人物性格不一样，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变异，也能看出作家吴承恩的文学创造过程。

侯勇

3.3、四大汉简之敦煌汉简

    这是四大汉简中间的敦煌汉简。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自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共发掘出九批汉简，计25000余枚。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为"敦煌汉简"。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简牍708枚，均属于敦煌汉简。这个图片是本人2005年在大英图书馆观摩这批敦煌汉简。左为中国部主任吴芳思博士。

想必大家都有经验，专业人员在我们中国博物馆要看国宝级的东西一般是很困难的。中国博物馆重保护，所谓“保护”就是不让你看你想看的，只能看让你看的。上世纪九十年试，书法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曾不无懊恼地告诉我：“像我这样的研究员，在故宫博物院看东西也很困难！”比如敦煌写经，同学们看不见，我这样的研究人员也看不见，我只有到英国、日本去看。为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写经卷，我2004年去伦敦看敦煌写经的时候，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博士就主动捧出汉简，向我介绍这些汉简是斯坦因当时从敦煌带回来去的，七百多枚，让我随便看，拍照片不收费。我曾把吴芳思博士请到北京大学做了个讲座，她给我们看了当时留下了斯坦因的照片，包括斯坦因给王道士拍的照片。
英藏敦煌汉简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有《苍颉篇》、《急就篇》、《力牧》、《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及有关相剑刀、相马的书。历谱中保存较好的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和神爵三年(公元前59)历谱。同时，因其所跨时段长，也为书体演变及其艺术水平提供了重要参照。
你看这个简很重要，这是西汉早期的篆书简。你仔细看，我们现在看小篆，就是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然后就是唐代李阳冰的篆书。这是西汉墨书小篆。这是敦煌汉简中西汉的隶书简，非常精美的隶书，其艺术水平是我们今天称为书法家的人才能达到的。而这些汉简书写者肯定不是什么书法名家，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一般社会书法水平。我们要反复说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古人不一定比我们现在人傻，说不定在某一方面远远比我们聪明。这是《急就章》，当时识字练字的字书，是练字的简。这是一个觚，写的《急就章》，这个出土的资料证明了传至今天的《急就章》作为汉代文献的真实性可靠性。
    这是草书简，在西汉时代的草书。我们今天世俗书法观念不是说篆书演变成隶书，隶书演变成楷书，楷书演变成行书、行书演变成草书，所以学书要先学楷后学草吗？不是。草书先于楷书出现，它是从隶书的草书演变成今草，张芝把隶书的章草演变成今草，所以称他为草圣。
3.4、敦煌晋唐写经写本书法

    再看第四点敦煌晋唐写经写本书法。斯坦因从敦煌先后带走了一万件写经写本，存在大英图书馆的库房里面，当然保护的非常好。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到那儿去，随便我看什么，给我拿什么，让我拍照片，我就可以拍照片。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可不行，你说我出钱，我买张片都不行。我去了三次敦煌研究院，没有要到一张他们的图片资料。《中国书法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编出来以后，今年我带了一本送给敦煌研究院了。我说很可惜，我这里边的作品有英藏的、法藏的、日藏的、俄藏的都有，很遗憾就是没有你们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件敦煌晋唐写经写本。
我们敦煌研究院存了两万多卷写经，为什么不拿两件出来宣传宣传，告诉我们敦煌有这么宝贵的文化艺术。英国人巴不得你去研究，你的研究就等于宣传大英图书馆了，证明了其收藏品的价值。所以我去他们非常欢迎。我今天去，明天说我要来看，他们就等着我了。吴博士都退休了，只要我去，她就赶回来接待我。图片上我左边的是这是葛汉博士，右边的是吴芳思博士。我给敦煌研究院的朋友们讲了这件事，他们没什么反应，没感觉这是个问题。保护文物是应该的，但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用吗？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财富不能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文化财富打广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视台老打日本广告，我想不通：这些汽车、电器在中国商店里根本没货呵，你花钱打广告干吗？后来我才明白，这些日本产品很快就占领中国市场了！这就是宣传的魔力！我们甘肃这个地方很多宝贝，从西和仇池山到天水伏羲庙，再到这些敦煌汉简、写经，想法扩大它的文化的知名度，不仅是显示我们文化财富的资源，其实也是对大众的历史文化普及，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以说，现在搞文化建设工程，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产业经济，而首是文化教育事业！
因为我的资料局限，我还是以英藏的敦煌写经写本为例。这是写经《成实论破声品》局部，北魏延昌元年（512年）抄，我在大英图书馆拍的片子，上面还有抄经师的名字，都有明确的纪年，这是北朝时代的写经，书法水平很高，而且其书体也有典型的断代史特征。北朝时代是什么？就是王羲之的时代。王羲之书法现在只有唐代的临摹本，王羲之时代的墨迹渺如星风，历代视为稀世珍品，我们这儿有几万卷，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郭沫若说王羲之时代只有隶书，没有楷书，所以说《兰亭序》是假的。我们敦煌这么多遗书，就是王羲之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书法。大英图书馆敦煌遗书中还收藏有唐代王羲之临本《龙保帖》，这说明唐代的民间就在练习王羲之书法了，並非只是宫廷的书法家们在作伪！
英国专家还给我看了很多写本残片，都没有整理发表，随便让我看和拍摄。这个《成实论破声品》背面还有许多文字。敦煌写经写本里面不仅有大量佛经，是佛教文化艺术宝库，这里头还有《老子》道经，还有大量儒家的经典，还有很多南北朝的文献，它是一个文化大宝库。这是《老子想尔注》，约南北朝（420-589），《中国书法全集》最新出的写经写本卷已收入。
    这是日本藏敦煌写经《佛说老女人经》，约西晋时代（265-316），比王羲之东晋更早的墨迹。这是东京的台东区书道博物馆的藏品，我们《中国书法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就选了这个博物馆藏的十几件作品。这是《三国志-虞翻传》，约西晋时代（265-316），这些书法墨迹比王羲之早了几乎一百年。
除了王羲之的《龙保帖》唐人临本外，大英图书馆还有两件宝贝，一件是唐拓本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现在什么碑帖里边，宋拓本就是国宝，我们上海博物馆在十年以前收购了三本北宋《淳化阁帖》初拓本，当年就花了260万美金买。欧阳询的《化度寺碑》这是唐拓本，唐代拓下来放到敦煌藏经洞里边去的，你说这个多宝贵。这是我边看边拍的《化度寺碑》图片。
另一件就是这个手抄手绘的小册子，当时是用于向老百姓宣传佛教的故事读本，还上面不仅有唐以前的书法，还有唐以前的绘画。这小册子有几十张，我从头到尾全部给它拍走了。这不是写经的，这些东西都是斯坦因带回去的。敦煌也是绘画艺术的宝库，现在宋代的绘画都是国宝了，这是唐以前的绘画，甚至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大量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你可以从网上查阅。

侯勇

3.5、四大汉简之武威汉简

第五个要讲的，四大汉简中武威汉简。中国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统称武威汉简。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牍等。 《仪礼》简 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计有《仪礼》简469枚,其他日忌杂占简11枚。
我是2001年和徐祖藩、翟万益等甘肃专家带了中韩书法考察团从敦煌到兰州时，来到武威看了《王杖仪礼简》。它是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计木简10枚,史学界称之为“王杖十简”。简文记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幼伯受王杖事，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前72)和建始二年(前31)诏令。记载明确，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千百年来史学界围绕“年七十赐王杖”产生的许多疑问总算弄清了基本面目。这批竹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西汉经书的样本。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保存最完整，大多数本色、墨迹如初，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此简字体已彻底摆脱了篆书框架，结构方正，字行整齐，点画多姿，具备了成熟汉隶的书写章法。我们中国的文字既叫“方块字”又叫“汉字”，我认为是来源于我们汉简书写的这种规范性。这个《王杖仪礼简》的书法水平非常高，作为官方文书，我认为是出土的汉简中写的最为规范精美的隶书，其书法水平足可以媲美任何一件东汉末年官方颁制的八分铭石体汉碑，毫不逊色于《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这些汉碑名品。
下面看看甘肃出土的汉代墨书的文字，这是武威出土的柩铭，柩铭是盖在棺材上面，绢帛上墨书的文字，这是汉代人写的大字篆书，这都是我们的国宝。现在存下来有几件汉代柩铭，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和国家历史博物馆，是最近几十年出土的。这件《武威张伯升柩铭》书于西汉晚期，是汉代绢本墨写篆书。柩铭又名铭旌，将死者姓名书于帛上，敷于棺上。其书法是汉代最为珍贵的大字墨迹。方正宽博，圆熟，藏锋逆入，圆笔收锋，使铭旌书法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东汉以来的碑额篆书，亦承其绪。
3.6、张掖西夏碑与大藏经

    我还要谈一下张掖大佛寺的《西夏碑》。1995年，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了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学者座谈会，会上，季羡林先生建议，必须编撰一本少数民族书法卷。他说我们中国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我们要有多民族文化遗产的观念。《西夏碑》是海内仅存的西夏文字碑。刚才我们看了泾川八思巴文的碑，巴斯巴文碑北京还有很多，而《西夏碑》这样完整的碑就这一个，藏在张掖的大佛寺里边，这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西夏碑》，本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49)所立，有两面刻文，一面为近2000字的西夏文字，另一面为汉文楷字。碑石现存张掖大佛寺内。公元1049年是北宋时代。西夏文，通过汉字部首创造的一种文字，延续使用了两三百年时间。后来虽已失传，但却是我们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中间一个重要的内容。西夏文字第一次让我受到强烈刺激是我在大英图书馆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時，吴芳思博士带我在行走在大英图书馆地下书库时，她偶然给我看了所藏的西夏文戏片。这也斯坦因从敦煌带回去的。你看这是残片都很破碎，斯坦因都一一编了号的，这是1431号，多小的碎片！如此严密、仔细地整理出来，这都是很重要的失去故国的国宝！而我们还有整块的《西夏碑》，难道不足以称国宝中的国宝！
这这个张掖大佛寺还存一个国宝，就是明版《大藏经》。张掖大佛寺藏经殿藏有一部明代佛经，全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共计6361卷，分作636函，总数达1621部，分别封装于明代制作的10个大经橱中，简称为“北藏”。明成祖时由宫廷雕版印制运来张掖，保存之完整，装帧、印刷之精美，工艺、书法、绘画技巧之高超，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也是很美的书画作品。佛经中用金粉书写的“金经”尤为珍贵。
十年以前我曾为张掖大佛寺写了一个对联，现在还挂在正殿那里，正殿是元代文物，本不应挂新东西，但联句是旧的，联曰：“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为，呼之则，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讲到大佛寺的渊源流便，也有一些意义。它没有寺名，这次我给写了一个“张掖大佛寺”，还为大门写了一个匾，曰：“弘仁宝觉”。也算为地方文化建设做一个公益事业。

侯勇

总   结


1、        甘肃古代文明历史最为悠久和持续
甘肃古代文明的悠久，是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坐标。从大地湾文化，一直到我们后来的周秦文化，都有遗存可寻。伏羲、黄帝、西王母这些史前传说与大地湾、马家窑，这些现代考古学资料均可以对立参照，其文化渊源都有一代一代传承，可以用时空坐标系连接起来的。这个历史是持续和悠久的，不是空想瞎想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你把甘肃古代文明历史搞清楚以后，就把中国古代文明史基本上搞请楚了。李学勤先生对研究甘肃古代文明重更性的论断是正确的，他提醒我们甘肃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甘肃古代历史文化最为丰富和多样
甘肃古代历史文化最为丰富和多样性，体现在这个地区是个多民族的区域和多宗教融合的区域，这个区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只有甘肃这个地方才有。各种民族、包括历史上西域的各种民族，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也在这里融合。你还不要说汉唐时代，直到中国的乾隆时代，我们国家的GIP还仍然是世界第一。中国曾长期是世界最先进的地之一。历史上西方人要到中国来，都必须走途经甘肃的这条“丝调之路”，它比今天的马六甲海峽重要得多。这条路当时应该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区域，各种民族在这个地方共存，各种宗教，道教、佛教、儒教，包括后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这个地方交融。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是甘肃文化最值得记录和研究的一个事。

3、甘肃出土书法资料赋予了当代书法断代史特征
甘肃出土书法资料，赋予了当代书法断代史特征，是指中国书法创作现状和甘肃有什么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下，明清以前，我们有科举，所有考试卷子用笔写出来的，有一个十分严格的要求：只许恭楷，不许有一笔破体。也就是说，你写楷书，每一笔必须是楷书。你不能有一笔是行书，更不能用草书，也不能一点一画有隶书。如果有一个卷子有一两个字破体了，这个卷子就作废了。当年，破体书是贬义词，正因近百年来，甘肃汉简、敦煌遗书，跟殷商甲骨文一样，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书体变化资料，让脱离了实用的书法艺术获得历史上最为丰富的创作资源，让当代书法创作步入了一个破体书时代。破体书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是是时代特征。试问：今天我们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中，有哪一个人在规规矩矩写楷书、写隶书、写行书？写草书也可以写些楷书点画，写隶书要用到篆书结构，写篆书也写些隶书的燕尾，所有的书法的“体”都不纯正了，正这个时代的书法特点。

其实，破体书的始祖就是颜真卿，他在一个多年前就用《裴将军诗》为我们树立了创新的典范。而这个“破体”的特点是从更早的汉简里边来的。汉代五百年的“隶变”时代，我们甘肃汉简就是这样篆、隶、草、楷兼容并写的。我在一个考古学会上讲过，如果三百年以后来看这个时代的书法，有写甲骨文但你不要误认为这个是商代，也有写隶书但不是汉代。这是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中国书法家在书法风格模拟汉简、模拟写经、模拟甲骨文创作的结果。甘肃的书法出土资料，赋予了中国当代书法创作的最重要的风格特征。如果我们谈到中国书法的现状，我们可以说它很大的程度上来源于甘肃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借鉴。

作为这个学术报告的这点总结，是我对甘肃这十多年，尤其最近半年的学习心得，提供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2013年6月13日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讲演录音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