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人物周刊访谈——王康

王子庸

                             信报·人物周刊访谈王康

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对此，王康淡淡地说，对陪都文化和抗战历史的研究，其实只是他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王康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俄罗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文化。
    1989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1994年，又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让王康自慰的是，他与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都有多次合作，但“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商业片”。
    王康惟一自豪的是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岁，他的个人命运注定要和共和国的道路难分难解。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职业
    信报·人物周刊：有很多人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你是重庆第一人，也是重庆唯一一人，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康：我不习惯被归类，实在有必要，那么时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超不出陈寅恪先生的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西方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以来的批判理性。当代社会演变迅谜，但知识分子这种独立、自由，批判的本性和天职不但不应消解，而是更应保持和升华。因为中国正处于并继续处于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从这个角度说，我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笑)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体系，与农民种粮食和工人做工一样，不卑贱也不高贵；因为人类社会水远不会完美，所以知识分子永远要批判。这种批判不限于政治批判，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完美，永远要直面，要抗议，要提出新的改进办法。否则，知识分子就沦为了仅为稻粱谋的饭碗，背离了自已的义务和职份。
    我曾陪同天津作家冯骥才晤见重庆前市委书记张德邻，冯问道：以文艺界为例，四大直辖市中，北京文艺界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说有整整一个方面军；上海起码有一个师；天津大概有一个连：那女，重庆呢?张德邻无言以对。
重庆确实几乎听不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沉思)
重庆人文社科一片荒漠
信报·人物周刊：重庆知识分于的自我意识不强，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王康：重庆在人文社科尤其在思想、理论和原创精神方面可以说是一片荒漠(强调：一片荒漠)。
重庆本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抗战八年，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时期，文化、教育、艺术、思想界大师毕至，英才荟萃，并且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镇，作为一种重大历史一文化现象，至今是不可逾越的高岗，对中国的复兴发生过极为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重庆，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留下烙印，虽还有一些遗址和名人旧居，纯属一种外在形式，何况都很破落了。重庆曾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名都，它的地位，成就，精神和气象几乎荡然无存，太值得重庆人深深反思。在中国和平崛起，完全统一和现代复兴的关键时期，公正、深度、正面研究和转化陪都资源，始终是重庆责无旁贷的使命。顺便呼吁一句，重庆有一批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专家，长期艰辛研究，却始终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
信报·人物周刊：是什么造成了重庆的这种状况？
王康：重庆有所谓红岩精神，“红岩”成了重庆精神的象征。但是红岩精神本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时期、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产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是与国民党当局推诚合作，相忍为国，那种红岩精神是民族大义所在，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大局所在。从大历史角度看，红岩精神是抗战陪都精神的余脉，仅有同仇敌忾、相儒以沫、自强不息的抗战陪都精神，哪来红岩精神?我赞成重庆直辖时对红岩精神的解读：爱国，团结，奋斗，奉献。最近重大人文艺术学院高小华教授画了十几张红岩组画，其中一幅是“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艺术家们已开始走进真正的红岩精神。
重庆精神上的贫乏和变形，与它的伟大历史遗产几乎毫无关联，与它曾经拥有的国际声誉实在太不对称，重庆总不至于永远停在方言剧和龙门阵的水平而毫不自省。
“礼失，求诸野”，中国民间向来藏龙卧虎，重庆云横雾纵，大气氤氲，我不相信这座曾经担负过天下兴亡的伟大城市当真会忘却自已的荣耀和传统。
悲观主义并不是不行动
信报·人物周刊：走民间思想家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是什么在支持你一直坚持不懈？
王康：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国外，但我坚持不出去。不管好与坏，美国毕竟是美国、欧洲毕竟是欧洲，在最深的意义上，与我无关，我是中国人，一名1949年出生、有幸活到2l世纪的中国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占人类五分之一，中国的安危福祸攸关人类前途。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时期，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舞台。不身临其境，不参与其中。是无法真正体会的。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曾说：生在哪里，便关心并爱那片土地。
信报·人物周刊：这种说法和你坚持的悲观论人生观是否矛盾？
王康：我心日中的中目知识分子应该这样，以虔敬之心尽自已那份责任。儒家与道家曾
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一部《曷经》，一本《浮士德》，包括一切辩证哲学，都试图道破悲观主义者的真谛。还足孔子的话：逝者如斯文，不舍昼夜！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不行动者，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人类最终要走向死亡、文明最终要走向灭绝，人和世界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终极目标更值得去奋斗。就像到一个名胜区，沿途的风景也许更动人、更险峻、更精彩，更令人魂牵梦绕、更值得去留进去观赏，真到了目的地，可能让你大失所望。
信报·人物周刊：你自称悲观主义者，一个悲观主义者怎么自我评价？
王康：真理和现实之间，永远是不相等的，有些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却无法变成现实。历史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任何人无法抗衡。悲观主义者有太多的理由。
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比如，要使中国不至于全盘沦为殖民地，就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工具，而西方的工具（包括坚船利炮、经济贸易，社会制度等等)背后还有一整套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只接受西方工具而拒绝其价值，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巨大悖论，中国不仅不例外，中国还有更深的困境。把西方的工具连同价值拿来了（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一种西方价值)，甚至比西方更强大了，中国的独立，中国的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竟是西方精神最终胜利之日，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文化而言，不啻是莫大的悲哀：对西方也未必是福音。但中国如果不采用西方的那一套，似乎又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真正安身立命。换句话说，西方对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偶然，这种偶然强悍地要成为中国的必然。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一直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漩流，充满历史悖论和悲剧性，我们以及以前几代人深深坎陷在其中，悲观主义者更清醒更坦诚地忠实于生活，我在精神上更钦佩他们，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自豪。中国现在似乎出现了可望破解这种历史悖论的某种希望，悲观主义者更愿意为这种希望努力。
中国诗人退出了价值判断
信报·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他们被正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帝循环之外。”这句话怎么理解?
王康：这是针对俄国和中国流亡诗人的差异产生的感慨。俄国有大量诗人流亡海外，从屠格涅夫，赫尔岑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但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宗旨：永远为俄罗斯写作。他们不仅能吸收俄国历史文化、俄国前辈大师们的精华，而且能吸收西方同行的精华。他们在哪里，祖国俄罗斯就在哪里。
但中国在海外流亡的诗人，我觉得很无聊。所追求的不外是语言实验，不自尊地模仿、剽窃西方诗歌，把汉语、诗和自身都作为一种工具，至于这个民族、祖国的命运，都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之外。
诗人退出价值判断、退出道德抗议，这违背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需要声明一句，我不是诗人，我不过是坚持“诗言志”、“文以载道”的古训，看重诗的道德承担和自由精神而已。
俄国诗人与帝国共同演绎
信报·人物周刊：请你谈谈写作《俄罗斯的启示》的经过和目的，以及写作时的心态。
王康：199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一片沉默。我偶然在《花城》杂志上看到一首写俄罗斯诗人的小诗，联想到中国与俄罗斯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感慨之余，写了这篇诗评。诗只有几十行，我的诗评却有一、二十万字。
俄国诗人与帝国(不管是沙俄帝国或红色帝国)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对峙的关系。帝国有多强大，诗人的精神就有多高尚(广义而言)。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的专制制度，是俄国历史上同时存在的两种实体，一是帝国、权力的实体：一是精神、道德的实体，这两种实体相互对峙，同时演绎俄国的历史。
俄国问题，不仅是中国20世纪一个大话题，也将是21世纪长期的话题。道理很简单，在整个20世纪，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不会超过前苏联；因为地缘关系，俄国水远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一种存在。
    我准备把俄国历史、宗教、文化、革命、暴政和解体混写成一部类式《启示录》的东西，我希望它问世后引起关心俄国的同胞的共鸣。
不能简单否定向权力靠近
信报·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对仕途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向往，即使旷达如李白者，虽可以大笑出长安，但有一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仕途失意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你现在是否也是这种心态？
王康：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世，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处民间，为民生疾苫而悲恸、而愤怒，而呐喊（俄罗斯知识人是楷模)；二是居庙堂，靠近权力。我不简单地否定向权力靠近。为时所用，为知已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担戴。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干预社会，通过权力可能顺当些，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桩、康有为等。当然，这里不能逃避价值判断，“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
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是出世，戡破红尘，放怀山野，在现代社会，能守住隐逸之心，已经不易了。
信报·人物周刊：那么你呢？
王康：我处于两者之间，但更倾向于入世。还是一句老话：“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不仅肮脏险恶，而且无聊，因此我早就厌弃了仕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学术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已经太多，我自己缺少那份做学问的心态，又早已断绝了学术道路。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华山一条道：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这种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来。
信报·人物周刊：你的思想脉络是怎么形成的?
王康：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响。西方认为唐君毅是朱熹，王明阳以来最伟大最有成就的儒家哲学家，认为他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可与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唐君毅的学术活动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为中国文化复兴生死与之。他与钱穆、牟崇三、徐复观等学者(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曾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写下重要著作)，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并与西方思想界进行了长期而紧张地对话，最后归宗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大学时代，我曾发起成立过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港台新儒家。从孔子到唐君毅，儒家坚守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生命，成为我的人生选择的一大本源。
信报·人物周刊：你写了很多东西，包括剧本等，却无法发表，为什么还要一直坚持写下去？
王康：这就是悲观主义的一种体现。我把目标看得不重要，而看重过程，常常为自己而写作，为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而写作。写作也是一种思想笔记，灵魂追忆。如果你的个我生命与一个时代有内在联系，这种写作的被承认就只是时间问题。纠正一句，不是无法发表，是不为发表而写作。因为厌恶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我长期禁止自己为发表而写作。近年我开始妥协，接连在《书屋》、《南风窗》、《凤凰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也算一种“与时俱进”。
近年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自己拟定了一些写作计划，包括孔子、马克思、俄罗斯、美国，台湾问题，以及一部已打了多年腹稿的长篇小说。坦率说，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不低，动力早已不是青年时代的那份豪兴和虚荣，而是出自一种人生短暂、天生我才不用有罪的自警自励。
                                                                优秀的人更加孤独
信报·人物周刊：那么，你现在的生活是否离理想太远？你觉得孤独吗？
王康：优秀的人都孤独。
信报·人物周刊：那意思是说你也孤独？
王康：为了逃避孤独带来的过度忧郁和懈怠，经常约一些朋友来交流。（沉默）任何人都有孤独，通常优秀的人孤独会更大一些。
信报·人物周刊：你痛苦吗？
王康：“棒棒”有他们的痛苦，我有我的痛苦，上帝是很公平的。孔子有句话，天下有大人事者，人小人事者。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我一直以天下大道为己任，不会干小人事者，天性如此，要改也难。你要干这种事情，就要承受这类事情带来的一切痛苦。我所属一代人几乎终身与痛苦为伴，人生的无奈、寂寞甚至绝望是上苍的赐予，它们给灵心善感的个体生命以一种超越和形上的感慨。在面对各种悲剧、罪孽、邪恶和不幸时至少在内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堡垒。实话说，命运待我不薄，痛苦、孤独和失望至少可以使人从流俗中拔出，从而可以有幸地去欣赏人生和世界的美景，去感谢生命。（沉默）
信报·人物周刊：你敬重的知识分子有哪些？
王康：知识分子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他们总该有共同的东西，有批判和建设的双重使命。除了学术专业分工外，还应该为抗议社会不公、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良知和正义的胜利而战斗。这方面，爱因斯坦是杰出的代表。从职业分工看，他不属于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但他对社会和世界的关注，达到了很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远远达不到的高度。他的话多论述不仅充满智慧，而且感人至深。这源于他对所处时代、所属民族、个人命运的真诚而英勇的思索，源于他那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立场、人道主义关怀，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他那独特的忧患。（激动地）
俄国文豪索尔仁尼琴是一座道义和文学高峰，捷克“天鹅绒革命”的旗帜、前总统哈维尔，都是中国知识界在精神上更接近的优秀邻人。去年去世的李慎则是我最敬重的同胞。不心一一举例了，仁人志士并没有断绝，放眼世界，令人欣慰的事件更是此起彼伏。
信报·人物周刊：你认为在当代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王康：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话，“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第一，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促成中国的现代统一，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的现代重造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
第二，作为中华文化的托命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与融合，按新儒家的说法叫“东西文化的伟大遇合”，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管东方西方，古人今人，作为知识分子，一言以蔽之，你的工作就是背负十字架，体育馆，再用中国先儒的话：“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远，不亦乐乎！”
这样一个信息洪流冲刷着全部传统堤岸的时代，我这些既寻常又老套“卑之无甚高论”的夫子自道，劳你垂听这么久，多谢了。
附录：
我们的精神坎陷
王   康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实际的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
                                     (1933年3月10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国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戈培尔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焚书是一件特别重大的精神暴行，当一个新政权用焚书行为向世界宣战时，它行将带来的，要么是一个千秋帝国，要么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狂妄，由于对犹太民族的过度残忍以至招致战争和道义的失利，第三帝国很可能如其缔造者构想的那样，代表着德国的某种复兴，一直存活到现在。
    1946年，83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德国的未来应该诞生于重新倾听和诵读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重新欣赏和凝视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当德国重新沉浸在这些灵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时，才会在山河破碎和历史浩劫之余，“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消殒的力量。”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此乃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将近百万知识精英加以诱害，加以公开践踏。这是中国两干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焚书坑儒”，——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次事件，其用心之险恶阴毒，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景仰道德，服膺气节的国度，其在精神上的沦丧和毒化，不啻抽掉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严重的是，这场以知识界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与糊神围剿的恶例，诱迫部分国人——最终几乎全体民众一一参于从兹开始长达几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天然母体不复存在。又使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中国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从此开始。
    不到十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人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统绪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其为害之烈，恐非鸦片战争以来外族列强加于中国的直接伤害所可比拟。一种内部的异族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李慎之)这些明达之士直接面对的是肉身的凌辱、人格的摧残。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三千年来从未遭受如此深巨惨烈的奇耻人辱。相比之下，当年纳粹德国还有交未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家理查德·斯特劳斯、剧作家霍普特曼、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席之地。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纳粹科学院将爱因斯坦公开“开除”时，可以同样公开为后者辩护而不受任何惩罚：“爱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文化大革命”对人本身的进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见绌。中国先哲深谙文明的脆弱，他们坚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乃是“人禽之辨”，因为人与禽兽之间只存“几希”之距。对中国人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文革”就是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亡天下”，彻底的礼崩乐坏。
    经历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一名普鲁士哲学家、一名英国工厂主，一名俄罗斯职业革命家和一名格鲁吉亚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还被尊奉为中国人的国家原则，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全部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立于天地之际的风范、衿式、气象和神韵仅仅作为我们精神坎陷的虚饰缀物，继续历史性得外化于民族生命。仅仅从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绝境上升到了可资利用的地位。以至张艺谋—类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导演，在向“焚书坑儒”始作俑者献媚后，又率领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员，在雅典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艺术盛典后，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称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作，我们精神的坎陷可见一斑了。
    勿需细论，只要把奥运奖牌的飚升和诺贝尔奖的继续缺失相比较，只要把中国GDP总量与死刑总量相比较，当可看出，中国确实更加强大了，甚至太强大了，——在物质上，中国也更加贫困了，也许太贫困了，——在精神上。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虽然曾写下千载之后也必令人唏嘘长叹的绝命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这位中国学术精神“百年来第一人”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厦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两名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李慎之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他们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前者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者更以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的“希望与信念”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二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令人深心抑郁痈惜的是，尽管他们是中国真正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他们之于中国止如康德，歌德之于德国，他们作为中国良知，勇气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发出的告诫和预言是中国真正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泣血福音，这个浮嚣、虚骄而危殆的时代对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死亡却置若罔闻，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寻常的错乱，混沌、危机皆不足畏，中国在二十世纪历经的磨难与浩劫，使我们几乎能承载和抵御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国一味罔顾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继续沉迷于内部异族精神统治，找不到争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凭自己在物质扩张和精神坎陷严重失衡的歧路上渐行渐远，始终不愿或不能迷途知返，那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恐怕将在萧墙之内酿成弥天大祸。
    西谚道，上帝欲让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9·11”恐怖悲剧中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任凭我们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从1957年到1976年的邪恶而荒诞的历史纪录，将被并未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虚空化的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十几天，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故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该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利正义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象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历史已证明，是孤独却以复兴祖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爱因斯坦，而不是德国内部强悍而狂妄的“异族统治力量”，为德国赢得了新生和未来。
    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上》最后一次签名。作为—名对自然奥秘和人性底蕴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义者，爱氏的临终遗言是留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
    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30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