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美术博物馆引进何足忧之？

朱中原

海外美术博物馆引进何足忧之？

朱中原

在谈美术博物馆引进的问题时，我先简略谈谈“当代艺术”火爆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了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学术课题。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学者都对全球化问题予以了关注和审视。尤其是许多文化学者对于全球化保持了严肃的批判和谨慎的对待，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就等于西方化，而西方化又是美国化。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引进，这种担忧随着“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而越来越突出。还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当代艺术”的火爆实质上就是美国等一些政府基金会所操纵的。这种担忧当然是值得理解的。确实，“当代艺术”的火爆已经成为这两年来艺术界一个值得关注和反思的课题。许多现实问题暴露了出来：“当代艺术”究竟是不是美国等国家政府基金会的控制和操纵？“当代艺术”是不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行输入？是不是一种文化入侵？
“当代艺术”是不是获得了中国公众的认可？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与“当代艺术”本身并无多大关联，只与资本、钞票和操作机制有关。当今中国，艺术市场和艺术本身已经没有了多大关系了，而纯粹成了一种资本运作，因此，“当代艺术”的火爆与某个画家的火爆一样，完全不奇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本身就是美国或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入侵。换句话说，“当代艺术”的火爆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无关。

理解了上述问题，也就理解了西方美术博物馆引进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美术博物馆引进和“当代艺术”市场火爆所遇到的问题情境是相同的。而这也是我与《中国书画》杂志08年第6期葛裴尔先生文章《美术博物馆引进所产生的问题》所持观点的迥异之处。

当然，葛裴尔先生对西方美术博物馆的运作机制本身也是有着相当的了解和认知的，葛文中所谈到的西方美术博物馆的运作情况，基本上符合事实，而这一点，我认为恰恰是其优势所在，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葛文洋洋洒洒几千字，却并未看到西方美术博物馆运作机制的优势所在，反而错误地认为西方美术博物馆引进会对中国产生负面的影响。

要讨论西方美术博物馆的引进对中国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必须要搞清楚西方美术博物馆的运作机制。西方美术馆、博物馆的运作机制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兴建的国家级公益性博物馆（美术馆），这种博物馆完全由政府或政府主导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纯属公益性质，对公众是完全免费的；第二种是由政府主导、引入民间基金会或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大多来源于大的财团所收藏的艺术品，博物馆的运作基本上属于市场化的，没有政府垄断，但其作品的遴选、收藏和展出都严格按照学术标准，它虽然是市场化运作，但其有严格的学术评选机制，它有一批专门的学术研究团队和专家团队，在艺术品的遴选上，企业家哪怕是投资修建博物馆的企业家也不参与进来，政府部门更不会参与进来。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就不赚钱，而是企业家可以获得政府更多的免税机制，这一点，在中国是没有的；第三种是由社会公益性基金兴建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也完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尽管这种博物馆也实行市场化运作，但它不以赚钱和盈利为目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并不等于就一定要赚钱，而赚钱的博物馆也不一定就是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每一个大中城市，无论其财力大小，都力图建立一个世界级水平的艺术博物馆。在美国，从1950至1980年间有2500多个博物馆开张，平均几乎5天就有一个。博物馆也成为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买主和藏家。它们从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和私人那里获得资金。与收藏家不同，博物馆有责任完成其年度收藏计划，以体现其文化价值指向，而收藏家买画只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兴趣。美术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力，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均投入重资大量建造现代艺术博物馆。从文化体制上说，一个国家的艺术博物馆肩负着保存、展示与全人类的文化艺术品的神圣使命。发达国家均有发达的博物馆事业，世界著名的大都会都有其值得骄傲的博物馆。

总体而言，无论是哪种性质的西方美术博物馆，它基本上都是公益性的，而且政府也只负责投资，一般不干预博物馆的专业事务，它的运作也是完全透明的，其行政与专业是互相分离、互不干涉的。而且在西方国家，不但政府愿意拿更多的钱出来兴建博物馆，繁荣艺术品收藏事业，而且政府也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企业家出资兴建艺术博物馆。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企业家、民间基金会共同促进艺术博物馆、繁荣艺术事业的格局。

在大致了解了西方国家的艺术博物馆的运作机制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艺术博物馆的一些基本情况及运作机制。

按照官方媒体的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博物馆数量已经达到2300个，而在这2300个博物馆中，其中只有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美术馆、今日美术馆、南阳汉画馆、广东民间工艺馆、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天津戏剧博物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才涉及到艺术品，而其中专门收藏美术作品的专业美术博物馆就更少了。而且，在所有涉及美术的博物馆中，诸如故宫博物院（北京）这样的博物院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美术博物馆，美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如中国美术馆之类的国家级美术馆虽然是纯美术的，但它本质上不是博物馆，而只是用作书画家展览之用的，尽管它不是市场化的美术馆，但很多时候却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收藏、陈列为目的。另外就是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地方性的博物馆和博物院，但是这些博物馆的开放性都很有限，只有具有一定级别的少数研究人员由于工作需要才能看到，一般公众很难有机会进入参观。

也就是说，中国的美术博物馆与海外美术博物馆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基本上由官方垄断，且行政本位突出，公众参与远远不够，博物馆并没有和社会公众很好地互动起来，博物馆很难真正起到推动当代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即使像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国家级博物馆，尽管进去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去参观艺术品的却并不多，当然这其中也有公众艺术审美水准不高的缘故，但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馆里的艺术品不完全开放，导致公众与优秀的传统艺术无缘。

实际上，中国美术博物馆运作机制改革已经成为当下文博事业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仍然基本上都是属于政府性质的，政府主导，政府投资，政府兴建，政府管理，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基本没有做到管办分离，而很少有民间团体参与。这样，博物馆的运作机制就基本上就是行政主导，而不是艺术主导，行政主导包括博物馆馆长、副馆长以及各个部门的人选都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而且，其馆长、副馆长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就不能赚钱，恰恰相反，中国的博物馆是比较赚钱的，只不过，所赚的钱很少用于继续服务社会公众和发展文博事业。

概而言之，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存在着几大问题：一是政府不够重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官办垄断，民间力量参与不足；三是运作机制不畅，难以有真正的规范化、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行政本位现象严重；四是博物馆相对封闭，对外开放性不够，公众难以进入观看；五是运作粗糙，靠单纯地办画家画展而收取高额的展览费用和门票，既没有引入充分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又存在着严重的高收费和高盈利问题。

以上仅仅是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了中西美术博物馆之间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主要还是由中西方国家对于美术事业、文化事业和文博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所导致的。长期以来，我们不但对自身的文化和文物抱着漠视的态度，而且还对西方文化抱着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甚至连一些文化专家和文化学者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西方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将其批到批臭，从而拒之门外。他们不但对西方的“当代艺术”抱着恐惧、憎恨和仇视的态度，而且对西方的美术博物馆也抱着警惕的心态。在这种文化心态指引下，进而将中国引进西方美术博物馆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对抗，并认为这会让“艺术娱乐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也就是说，按照葛裴尔先生的观点，会使得中国的艺术出现严重的娱乐化、粗鄙化倾向，“美术博物馆的娱乐化势必使得策展功能内在逻辑——艺术史和文化史逻辑的丧失。”我以为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就现实来说，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和传播与“艺术史和文化史逻辑的丧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用不着什么高深的学理去解释，本身就是个现实问题。如果要从学理进行分析，我认为，葛裴尔先生将制度经济学和文化学两个学术层面的问题混为了一谈。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从制度经济学层面说，不但没有让中国的艺术博物馆失去其原有的地位，反而给中国带来的是先进的经营模式、管理思维和运作机制，如前所述，无论是政府性质还是民间性质的海外美术博物馆，都有着先进的管理思维和运作机制，它在制度层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而所有这些，不但不会消泯中国美术博物馆的艺术审美品格，反而会使得其艺术价值得到更有效更广泛的传播；而从文化学层面来说，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只是在制度和运作机制层面对中国的美术博物馆或中国的文博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会对中国的美术本身造成文化上的侵略，当然也不会如葛裴尔先生所说的会造成艺术的娱乐化倾向。

娱乐文化和高雅文化各自有其自身特定的范畴。娱乐文化本身并不是通过博物馆来传播的，而更多地是通过网络、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新兴媒体传播的。因此，不可能因为引进海外美术博物馆就使得中国的艺术娱乐化了，即便是海外美术博物馆在具体的运作上带有某些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但那只是在运作机制上借鉴娱乐行业的某些手段，而并不会从整体上影响到艺术品格的丧失。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化本身有国别和民族特色之分，但无绝对高下之分，不能说中国的文化是高雅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就是娱乐文化和低俗文化，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娱乐文化，西方就没有高雅文化；更不能说西方的艺术和艺术博物馆传播的就是娱乐文化，中国的艺术博物馆传播的就一定是高雅文化。我之所以强调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分界，意在说明，文化不会由于传播机制的改变而改变其性质。换句话说，海外美术博物馆所带给中国的，仅仅是运作机制层面的变革，或者具体管理模式的变革，而不会对中国的艺术本身产生文化侵略性。

至于葛裴尔先生所说的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会导致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垄断，中国美术博物馆失去其地位，从而“导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其实，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前面已经说过，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尽管使得中国本土的美术博物馆竞争更加剧烈，但不会造成本土美术博物馆的消泯，而只会从客观上促使本土的美术博物馆加快改革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及管理思维，以与国际接轨，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完全是利大于弊。至于西方美术博物馆所引进的西方现代艺术，只会让多元文化更加多元化，怎么会导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呢？

葛裴尔先生还十分担心，海外美术博物馆的引进，会与中国人的艺术审美情趣十分不合，从而产生更多的负面问题。他甚至还发出疑问，当海外美术博物馆在中国开设分馆以后，到底是该收藏中国的艺术作品还是世界的艺术作品。其实这个问题我以为也是无需担心的。海外美术博物馆在中国开设分馆，究竟该收藏什么时期、什么国家和什么类型的作品，博物馆完全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作相关的考察和分析的，另外，即便是其收藏的艺术品与中国人的艺术审美情趣不符，但在严格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下，博物馆也会自动对其藏品进行适时调整，根本不存在葛先生所担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海外美术博物馆有着比中国美术博物馆悠久得多的丰富的历史运作经验，完全能够胜任复杂多变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而且，当代中国本身已进入了多元化文化审美的时代，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身份的公众，其所欣赏的艺术必定是不同的，公众完全会根据自身的审美情趣去自由地选择美术博物馆，而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专家去为他们设定。

当然，葛裴尔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应当说还是比较理性的，其担忧某种程度上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事物发展的主流，而不是支流，否则就会因噎废食。

借山翁

在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来，尤其是地方博物馆更是在这方面没有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应引起我们对博物馆、美术馆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