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描淡写”有真味——我说于明诠及其“戏画”

傅德锋

“轻描淡写”有真味
——我说于明诠及其“戏画”

傅德锋




于明诠先生之于我，属于亦师亦友的类型。至今清楚记得，那是2008年7月16日，我自成都辞别刘新德先生，乘坐火车于18日早上到达济南。下午便与事先约好的于明诠先生见面。


在“见山见水楼”（于明诠寓所），我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书坛风云人物于明诠先生。


我观于明诠，质朴敦厚的外表透着一种精明与睿智。特别是他热情好客，平易敬人的一面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于先生的客厅就是书房，满架的书籍和四壁的字画反映出主人高雅的志趣爱好。因为我撰写《当代中青年书家20人系列评论》，我们有了短信电话的来往，又因为我当时正在进行的书坛名家系列专访，我们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我之所以不远千里专访于先生，一是因为他早年在中青展上突出的创作表现，二是他多年以来在书法理论、批评、教育方面做出的引人注目的成绩。


于明诠先生绝对是性情中人，见面之后，无需过多的客套，就会话转正题。我接连给他提了十几个当今书坛的敏感问题，他都毫不讳言，认真地做了回答。他敏锐的哲学思辨能力，别人不及。他的健谈和时出妙语，也是令我钦佩不已的。他的许多观点，对我们认识当今书坛关于书法创作、书法流派、书法理论、书法教育等等问题，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那次，于先生招呼我在一家特色鲁菜馆吃饭，他带去的两瓶好酒，在我俩十分投机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就瓶底朝天了。我们的谈话甚是尽兴，话题涉及当代书坛的方方面面，作为创作和理论方面的行家里手，于先生的观点和见解，对当时刚刚出道的我而言，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他那种不以名家自居的做人风范，令人称道。
于明诠先生喜欢京剧，其程度之深，一如他对书法的爱好。不仅手机铃声设置了京剧名段，开车的时候，车里也是热热闹闹的京剧唱腔飘荡开来。他一边开车，一边唱着段子，似乎早已沉浸在戏曲艺术的氛围中，陶醉不已……此时，坐在后座的我，眼前便浮现出了他在书房让我欣赏的那一批他自己精心创作的戏画来，画中的人物一个个在于先生饱含激情的吟唱中鲜活起来，而我似乎也已经置身于京剧院中，沉醉于舞台上生旦净丑的精彩表演。


于明诠的书法篆刻、理论批评以及诗歌成就有目共睹，此处无需多言。今日却要专门说说他的戏画。眼前这部装帧精美的《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于明诠卷》，是他专门给我寄来，更是他从事戏画创作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而评画虽本不是我之所长，但平日里对画家和画论也关注较多，即便不做深入剖析，但从直观的角度，谈点感想之类，想来还是可以的。况诗文书画，门虽有别，而其理一也。多年的评书生涯，也算是对与书法有关的问题多少有些心得积累。


于明诠的戏（剧人物）画，包括中国画和油画两个方面，前者妙接关良、韩羽，于关、韩之思绪所未尽处，别有发挥，以他过人之才华，在书画合璧，文墨并举的空间里重现国粹京剧人物的生动情趣；后者以“意象表现主义”的色彩，在油画本土化的蹊径上吹起新风，赋予了诸多民族特色。此外，于明诠还以极大热情投入瓷画之创作，巧妙地把文人画的意趣融进陶瓷艺术。他能够在如此之多的艺术研究领域里积极探索，戛戛独造，智慧地塑造着自己的多重文化身份。但他又不是刻意为之，而纯粹是个人兴趣使然，孜孜讫讫，优哉游哉。  


而于明诠的独特文化意义，恐怕正在于此吧。


于明诠有一篇文章的标题，特别有意思，那就是“我在乎书法里边那点有意思的‘意思’”。他的书法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就是因为未能从中品出“那点有意思的‘意思’”。稚拙天真一路风格的书法作品，往往不易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原因就在于人们的习惯思维在作祟。看惯了唐楷、汉隶和二王行草的眼睛，无论如何也是不会一下子就对“粗头乱服”的民间书法青眼有加的。其中还存在一个艺术欣赏观念的转变和认识过程。因此，社会上一些人对于明诠书法所流露出来的某些微词，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他的戏画除了得到识者的首肯和大力表彰之外，似乎也遇到过和其书法作品类似的待遇，其中之关键，无非还是纠缠于“似与不似”之间。平心而论，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必须继承传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出自己的路来，早已是大家的共识。但问题却出在了大家对传统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之上，很难改变。传统到底是什么？如何继承？创新之“新”到底如何理解？对此，于明诠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有谁从来不学古人，也从来不看古人的东西，然后写字，完全无中生有地去搞什么创作，那你可以指责他，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再者说，我们继承古人学习古人，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继承他们的古人的？我们要看一看王羲之是怎样继承他的前辈的？再看看张旭、怀素、扬州八怪、刘墉、何绍基、于右任，他们是怎样继承前人的。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这种学习方法当中来找到一个学习继承古人的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把继承古人锁定在几家、几种或者几本字帖上。”


书法如此，绘画亦不例外。如果说“清代四王”是传统，那“扬州八怪”也是传统。如果说黄宾虹、张大千是传统，那韩羽、关良也是传统。只不过都存在一个积淀和认识过程。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即使当时感到很“出格”很“离谱”，但随着人们理解和认识的加深，看法也会逐渐改变。而糟糕的东西，哪怕当时人们如何看重，怎样推崇，也会如历史的风烟，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无影无踪，留不下丝毫痕迹……


故而，无论是对于明诠的书法还是戏画，都要本着这样的立场来看待，而且只有在具备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之上，或褒或贬，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明诠的戏画，不在于对戏曲人物、服装、道具等等的形似的刻意追求上，而在于神态、韵味的瞬间捕捉。似与不似，是中国艺术创作所遵循的一条美学原则，特别是绘画作品。绘画作品不能“不似”，画什么东西不像什么东西，这是对观者的欺骗。但又不能拘泥于物象外在之形象，而应该抓住物象特有的内在本质，发挥作者的艺术想象，或突出或夸张，适当融入作者的情趣思考，体现与众不同之处。 在“是这一物象又不完全只是这一物象”之间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对此，齐白石用一句简单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就解决了多少年来艺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艺术创作的基本问题。在他看来，太“似”则媚俗，写生不同于绘制“标本”，不然画家就成为了自然之奴隶，放弃了对自然与生活的概括提炼，是对艺术创作的不负责任。太不“似”则为欺世，艺术也是对客观自然的一种反映，太不似则是对客观自然的一种歪曲，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它失去了艺术“真”的根本，是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观赏者共鸣的。


齐白石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了似与不似之间的巧妙连接，为中国画的创造与发展作出了不朽之贡献。于明诠是深谙此道的，他的戏画人物，用笔极为简练，寥寥数笔，抽象地概括出表象对象的神情举止，而把主要用意体现在对戏曲画面的思想内涵的表达和揭示方面。 写意戏画绝然不同于绘制京剧脸谱，重在对戏曲内在魂魄、意趣之摄取，人既不同，则手法有别，侧重亦各有不同。无论如何，画到极处，则技术性的东西在画家笔下早已不露痕迹，而是把作者之喜怒哀乐通过戏中人物的神情举止进行淋漓尽致的表达与释放。


于明诠长于现代诗，语句诙谐，意象诡异、思想深邃，我感觉他在戏画当中就能够在若不经意之中引入自己诗歌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又不具体、直观，只能让观者用心去感受。在他的戏画当中，他的书法显然成为了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不显突兀，反而使得画面更加生动和谐。因此，他的诗歌才华和书法才气、篆刻作品包括他幽默风趣的文字一起登台亮相，一如舞台上的各类角色，巧妙配合，共同演绎出了一出出人生“好戏”。


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社会大舞台当中的一个“戏子”，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也在看戏，在看戏的同时也在演戏。既是演员，又当观众。只不过，有的人，演技既已糟糕，看戏又不懂戏，稀里糊涂之中，人生就已经落下帷幕……


而于明诠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演”得精彩，看得入神，“说”得也很通透。在看似轻描淡写中，表达人生真味。因此，我很是推重他。

2011年4月18日初稿，2012年2月19日星期日凌晨0：46醉墨先生改定于古风堂西窗下，时更深人寂，万籁俱静。

傅德锋

傅德锋

有马可行天下

泛泛而谈，无滋无味。

菩提无碍

传神（也就是表达精神内涵）是古今书画家孜孜以求的东西，他即是创作的核心内涵又是创作形式的检验标准，由于对传统艺术的领会不足和喜功急进的心态造就了一大批有形无神的书画匠人，于明诠先生恰恰能不入浊流，专门在神趣上下功夫，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