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与文人画》序 阮荣春
其凤考博之前,已是正高职称,其书法理论与创作成果已在书法界引起广泛注意,尤其是他的刘墉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学术界已牢固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对于中国绘画史,他当时的积累,根本无法与他在书法上的积累相比,而他考博的主攻方向却是中国绘画史。我认为其凤凭借自己丰厚的学术积累,扩大学术阵地,开阔视野,既是可能的,对他本人的学术发展又是很重要的。因此,针对他的实际情况,入学之初,我就很明确地提出他博士论文选题的方向必须指向绘画而非书法。
其凤进入角色很快,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就阅读了大量美术史论方面的著作与文章。不到两年时间,便提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美术史论课题,如“绘画史的五大流变”、“四家样画风沿袭与发展的文化阐释”以及博士论文选题“宋徽宗与文人画”。
其凤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开题时,虽然受到老师们的一致肯定,但是我很清楚,要将论文写好,却相当不易。因为这是颠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近千年的看法。对于宋徽宗与文人画之间的关系,过去几乎没有学者关注。以前学术界所有的注意力都几乎集中在宋徽宗与院体画,尤其是宣和体的关系上。现成的学术积累很少,要扭转的习惯看法势力很强大,这显然是一个挑战。事实证明,其凤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学术挑战。他选题立意虽如打乒乓球时放球很刁,但论证却很踏实。
我感觉他对宋徽宗的定位不同于时俗,是成功的关键。他讲:“宋徽宗毕竟是一个大文人,毕竟是一个在艺术帝国中才华横溢,睥睨一切,将自己定位于‘天下一人’层面上的一位帝王艺术家。对于在政治上喜欢改革,在艺术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人独尊、金口玉牙,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惯常思维模式,要他在艺术中单纯地循规蹈矩,当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为一切艺术重新制定法则,才是符合他的身份、符合他的才气、符合他的思维模式的一件事情。”
在对徽宗准确定位的基础上,他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宋徽宗从制度建设、绘画实践、绘画思想三个方面对文人画所起的推动、引领作用的论证,他的论证思路在其论文的结论部分讲得很清楚:“普通的文人士大夫,如李成都羞于与画史为伍,做为九乘之尊的一代帝王,岂能甘于众工之事?!因此,在他直接指导下的宣和体,不会仅仅停留在‘仅能形似’上自然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做为当行艺术家,他当然会重视形似,但他对绘事的要求不仅仅是超越古今的形似,在保证‘绝似’的同时还要‘戒凡近’要讲究‘诗画相通’,要能‘意高韵古’,要能见出‘高世绝人之风’。否则,只能被他无情地‘黜为下等’为此,他不仅‘益兴画学’,而且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画院制度,设立了以诗句命题的考试方式,聘请了文人画家米芾、宋子房考核画学生艺能。在画学生的课程中确定了书法、大小经等文人功课。他不仅在这种制度建设上,保证了文人画在画院内外的导向作用,而且以其诗书画三绝的超人能力,在北宋时期,画面上一款难求的时期,对最能体现出文人画外部特征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的探索,达到了近乎完美的高度。其诗书画结合模式,历数百年以至今日,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之一,成为文人画家在这方面效仿的主要楷模。而体现其美学思想的《宣和画谱》,通过对文人胜士的推崇与对画工、画史地位的贬低,确立了文人画的霸权话语;通过对‘诗意’、‘文人思致’的强调,凸现了文人画的价值观;通过对文人画创作心态、文人趣味的激扬,昭示出了其审美立场上的文人画倾向;通过对书画相通的重视,开启了元人援书入画的先河。通过对梅兰竹菊题材象征意味的开掘,为文人画四君子题材引领了先声……等等,无不说明了艺术全能的宋徽宗,以其帝王之尊,以其对高雅艺术趣味的痴痴追求,使他无意中成为一个不仅是宣和体的缔造者,而且也是文人画风形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这样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重要历史人物。”
其凤不畏艰难,对中国绘画史诗书画印一体化形成史的考证,可谓筚路蓝缕,有始创之功,自将嘉惠学林。对《宣和画谱》编撰与徽宗关系的考证,学术功力深厚,应为这一课题当代标志性成果之一。而论文不迷信权威,对余绍宋、邓白、谢巍、潘运告诸位大家在宋徽宗研究中的硬伤,一一辨明,铁证如山,同样是对学术界不可忽视的贡献。至于对文人画的重新审视,无疑为当代文人画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结论。而在这一新的审视中,其对宋朝何以会形成“使中国书法转变走向的‘尚意书风’与使中国绘画史改变航道的‘文人画’这样两大思潮”的解说,发千年之覆,令人欣喜。
其凤踏实努力,志向远大,既能创作,又能理论著述,还擅长于书画鉴定,现在名校教育岗位,加以时日,必将会取得更大成绩,是所望焉。 2008年7月30日
《宋徽宗与文人画》序,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 阮荣春: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小组成员,原南艺主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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