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球化语境下的书法文化路向

朱中原

                        全球化语境下的书法文化路向
                      ——兼及王岳川书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朱中原
   
    王岳川是世纪之交较重要的后学家、文化理论家和思想史学者。王岳川最初并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出现于中国学界。王岳川对中国学术界和书法界的启蒙和贡献集中体现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化转型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书法美学本体论大讨论的结束，中国书法思想界和理论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论战，关于中国书法的美学思想的讨论已暂告有段落，而关于中国书法文化走向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和争辩则已成为又一个严肃的课题。这种书坛的盛事是随着传统国学热即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而兴起的。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切关于文化的最重要主题便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化问题无论是在学者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已上升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文化浪潮中，在中国文学界、美术界都纷纷进行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书法界却还在原地徘徊，故步自封，相当一部分书家还在思考着如何参展、如何获奖，而疏于对书法文化本体及文化命运的思考和建构。在这种理论困惑和文化困境中，王岳川的出场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岳川以哲学家的敏锐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书法的文化困境及文化出路，以及在传统、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书法及传统文化的自我审理，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系统地构建其“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书法）输出”及“文化输出与中西文化互动”学术体系。
与其他书法学者不同的是，王岳川并不是仅仅站在书法文本立场上来建构他的书学思想体系的，也并不仅仅是站在书法家的立场，而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高峰，站在全球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前沿，站在当代人文精神建构的高度来审视中国书法的文化走向。王岳川的目的是要秉承熊秉明先生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意旨，确立中国书法的文化地位和文化身份，重新阐扬中国书法在当代人文精神建构中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梳理出书法文化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对话”与“交流”功能，进行书法文化输出，实现跨文化的对话，从而树立一种国际性的书法审美共识。这当然是其现在目的，而其潜在愿望，则是要通过书法文化价值观的国际性输出和全球化对话，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浪潮，抵制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的输出而达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的目的，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某些负面的文化因素以及大工业社会所张扬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精神。
可以说，王岳川的这种书学思想的哲学旨趣上承当代新儒家的余脉，下接当代“新启蒙主义”思潮及“新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髓，从根本上澄清了国人对于中国书法现状及中国文化、思潮现状的模糊认识。王岳川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处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之中，从鸦片战争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当代的西化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革命或运动都使中国处于“西方文化”这块巨大的“场”之中。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表征着西方人审美价值观的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滚滚而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消费着西方文化，而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却处于一种遗忘状态之中。而这所有的一切都给中国的广大民众一个巨大的错觉：中国的现代化即是西方化，中国的现代性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只能是走向西方化。这种历史性的误解几乎遗误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路向和文化理念。这种历史性的误解直到当代新儒家的出现才被打破，而王岳川即是沿着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路向，着手开始新的文化建构。因此可以说，王岳川的书学思想是伴随着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反思而产生的。而在这个思想体系中，王岳川对书法寄予了厚望，他把书法当作了中国进行文化输出与文化对话的具体文化表征，即着力塑造中国书法的文化符号功能、文化产业功能和民族美学品格。
王岳川的书学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学术界、书法界的季羡林、饶宗颐、熊秉明、刘正成等人有着相通之处。季羡林先生一直致力于东方学、敦煌学和印度学的研究，确立了其博大、精深的东方学体系；饶宗颐是香港文化界的泰斗，一生致力于书法和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对甲骨、古文字、考古、金石、敦煌等领域都有突出贡献；熊秉明先生栖居海外，却长期致力于中国书法、绘画、雕刻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文化输出作出了重大贡献；刘正成是当代书法界、学术界的活跃人物，曾一度引领了当代书坛，其超逸的胆识和才华对中国近二十年的书坛可以说起着领军作用。刘正成的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对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书法创作学及书法考古学的综合研究，着力于建构传统书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理论体系，以及通过对中外书法史的研究及中外书法交流活动，拓展了中国书法的世界文化地位。具体来说，他主编的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就足以对当代中国书坛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王岳川的学术活动中，他一直和这些文化界名人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经常参加或出席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会议。这种交谈既是书法层面的交谈，也是文化层面的交谈，既是学科视野内的交谈，也是多学科视野之间的交谈。因而，我们说，王岳川的书学思想是建立在其深厚的文艺学、哲学、美学和文化诗学等交叉学科的基础之上的，他将书法这一并不系统的传统学科容纳于哲学、美学、文化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体系当中，从而实现着书法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建构，这同样也可以体现出当代书法文化出路的全球化路向。
总结起来，王岳川的书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是中国学界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视野拓展和学术提升，也是一种在当代情境下的学术使命。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认同和政治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关系到一个学科最基本的文化走向和文化命脉。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扩张，王岳川一方面对全球化的文化趋势予以认同，并告诫世人要以一种宽容和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全球化的文化潮流。在这种情境下，王岳川为中国书法、树立了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心态。所以，他把书法的国际性审美共识的拓展以及书法文化的输出当作了当今书法发展的第一要务，以确立一种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主自立的书法心态及书法发展机制，培养跨世纪的书法大师，打造中国书法的国际性品牌。但另一方面，王岳川也意识到了全球化对本土化的制约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霸权问题，提出了书法本土化的重要命题。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本土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和命题，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哲学命题，全球化是站在文化的共时性、整体性、统一性等角度而言的，本土化是站在文化的历时性、差异性、民族性这一角度而言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二者之间既可以形成一种张力，也可以相辅相成。全球化的扩张可以削弱对本土化的诉求，本土化则是对全球化的排斥和对民族性的维护，这是一种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王岳川对这种将全球化和本土化对立起来的态度是予以深刻地批判的。在王岳川的书学体系中，他是要努力寻求当代书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格局中的对话和交流作用，使本土化的书法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展现自身的文化魅力，而不是消弭在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洪流之中。另外，在论述全球化的过程中，王岳川几乎和当代许多学者一样，都对全球化和西方化这两个不同的命题进行了区分和辩解，他认为，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而是文化的互相认同和渗透。因此，他也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应当承认文化的差异性，承认文化的差异性是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前提条件。而在进行书法文化输出的时候，就应当承认书法与其他文化审美的差异性，而不是要消弭书法的这种东方民族性。
传统性与现代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关于中国书法的两个最核心的名词。任何一种书学思想、书学理论著作都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的阐发。在王岳川的书学思想中，他并没有将传统与现代仅仅滞留于书法层面，而是将其上升到一种文化和学术的高度。在王岳川看来，传统性意味着对书法文化根源、文艺本体的探寻，他主张应从文化的本源上探寻中国书法的最初形态，着力开掘在当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即强调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价值。而现代性则是传统书法在当代情境中的现代转型与文化出路。从这一点上看，王岳川的书学思想明显又是具有现代性思想追求的。现代性是王岳川的毕生追求，王岳川的最高理想并不是要去单一地重复传统，而是要通过对传统的重新书写和阐释来进行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即王岳川的核心是“当下性”、“现代性”、“当代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是很适合他的治学理路的。
中心性与边缘性。中心性与边缘性是关于中国书法文化地位与文化身份的中心名词。在王岳川的书学思想中，王岳川首先把中国书法的文化身份的中心性与边缘性提到了学术的层面。王岳川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书法作为一种代表中国人特殊审美认知方式和文化形态，可以说在诸种文化艺术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和中心立场，其身份的中心性与主导性是无可否认的。这与熊秉明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观点基本一致。可以说，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书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和生存理念，一切关于“意境”、“格调”、“韵味”、“心性”、“天人合一”、“平和中正”等的论说都可以在书法语言和书法文本中得到体现。然而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当代中国，由于受到多种文化形态的冲击，书法正日益失去其传统的中心地位，由“中心性”身份逐步向“边缘化”转化。王岳川深刻地意识到:书法的这种中心性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单单是书法文化地位的丧失，更意味着民族文化身份及民族审美文化品格的丧失，意味着精英文化及精英话语的缺失，而被替代为一种大众话语和市场话语。王岳川的理想是要在众多的文化格局和话语体系中重新树立起中国书法的中心性地位，以重建中国文化。
实用性与艺术性。实用性与艺术性也是关于书法的基本主题。实用性是艺术的最本源形态，艺术性是艺术的本质形态和本体呈现。艺术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关于艺术本质的两个最基本方面。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书法，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艺术积淀之后，在经历了帖学、碑学、碑帖结合的思潮之后，将会走向何方呢?
王岳川对传统语境中的中国书法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传统的书法把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书法的教化功能和道德使命恐怕更被突出了，而其艺术特征相比之下却被忽略了，当然，这种相对的弱化并没有导致中国书法走向纯粹的实用性，也并没有导致中国书法的艺术特征的丧失，反而走向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可以说，传统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是结合得紧密无间的。而在当代情境中，由于传统的书法语境已经基本丧失，加之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及审美思维的大众化、通俗化，使得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发生了深层的断裂，书法既不能实现其纯艺术形态的跨越，也不能实现其实用性的跨越，具体反映在，书法如何以其艺术形态来反映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反映当代社会的躁动与不安。实际上，在一些现代书法实践者的探索中，已经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如以沃兴华、王镛、王澄、王冬龄、王南溟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就进行了现代派书法和流行书风的探索。在他们的线条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对现代躁动社会的一种焦灼与反叛，其中一些人的书法还具有后现代的强烈反叛意味。后现代书法以解构、消解为中心主题，企图以线条与画面的紧张感来表现其对现代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时代的愤怒与反抗，这就是一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结合。在王岳川九十年代的一些论著中，曾对这种现象与艺术思潮进行了学术阐释。可以说，王岳川对中国书法的当代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特征的把握与预测是相当准确而具有前瞻性的。
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是王岳川对其“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思想的具体阐释与补充。进行书法文化输出的前提是要进行文化的认同，而要进行文化的认同又要承认文化的差异性。承认文化的差异性的目的是要防止全球化向“西方化”、“欧美化”滑行。因为在几十年以来，全球的文化趋势确实是在一步步向西方化和欧美化靠拢，甚至让大众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错觉:即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欧美化，这是一种沉积于中国人心目中多年的文化心态，而一旦这种文化心态发展到极致，就极可能导致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甚至导致中华文化的极度匮乏。所以，王岳川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说的目的是要世界承认东方文化，使世界上的人都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由差异所产生的文化认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纠正国民心态，而书法，则只不过是进行这种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的载体而已。

刘正成

拜读！可以和王岳川教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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