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我是时间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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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我是时间的穷人

文 / 李小可

李可染与来访的陆俨少（左）交流

随着在艺术实践道路上不断深入的探索，我对父亲更加理解，愈加怀念，父亲的爱好、艺术、生活点滴、音容笑貌，还有父亲的好友们……历历在目，太多回忆。

父亲一生有六个堂号，以“师牛堂”最为著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他的许多代表作大都落此堂号，可以说，“师牛堂”代表着他最高的艺术成就。1973年，我们家离开“大雅宝胡同甲2号”，搬进了在西城区三里河社区的一套普通单元，进门右手第一间便是“师牛堂”——整整2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长2.8米的画案，一大两小的沙发和两个小书架，一台老式长方形的收录机，还有大量的书、字帖等。我和父母亲一起在这里居住、生活，直至1989年父亲过世。

那时父亲常说“我是时间的穷人”。在“师牛堂”的日子，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光，除了生病，每天坚持创作，只有大年初一会休息一天。父亲在这段时间里除创作了《树杪百重泉》、《漓江山水天下无》、《春雨江南图》、《无尽江山入画图》等作品外，还有许多画家、文化名人、学生、机构等请他题词，父亲鲜少拒绝，每天作画之后都要写字，桌上永远有记着满满的、等待完成的工作清单。他过世后，我多次想要为父亲做一个特殊的书法展，展品就是以这些他为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们题写的书名、展览名或机构名称，这些都是在“师牛堂”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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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母亲和我陪父亲再上黄山、九华山写生并到武汉讲学，历时数月，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写生讲学，相隔上次外出写生已有近20年之久，所以父亲非常兴奋。

那时候，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常来“师牛堂”做客，如陆俨少、亚明、黄胄、张正宇、程十发、王肇民、杨振宁等，还有日本的画家东山魁夷、加山又造、平山郁夫、高山辰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京剧大家张君秋、李世济，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等。我记忆深刻的有三位：黄胄叔叔那时常去钓鱼，每次骑自行车来时，后面都会架着两个水花四溅的铁桶，送来刚钓的鱼；陆俨少先生有哮喘病，我们家没有电梯，每次来都要非常吃力爬上四楼，为此父亲总是很担心；张正宇先生最后一次来时身患绝症，到家里告别，但他非常乐观。那天他写了好多字，记得写到得意时，他会回过头来竖起大拇指夸奖自己说：“绝了！” 那勇敢开阔的样子，我一直记在心里。

当时家里来的人很多，年代太久远，很多记不清了。而来“师牛堂”的更多是父亲的学生和想方设法找来请教的年轻画家、记者和求字画的各界人士，父亲为了保证他的创作，曾在大门上贴了个告示请求大家体谅，但效果不大。1978年，父亲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上课也是在“师牛堂”。

与研究生在师牛堂

父亲是苦出身，特别重视过年。每逢春节，我都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南城一位老人那儿买手工的灯笼，去新街口买水仙花，再到那时仅有的友谊商店里的花店买鲜花；妹妹筹备年夜饭和年货；父亲则是写春联、写对子。不大的家里张灯结彩，除夕晚上全家人给父母拜年，父亲则会给孙辈压岁钱。

1989年12月5日，父亲如常早餐过后，例行下楼打太极，我则去北京画院开会，如往日一样平静。结果我刚到单位，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过世了！我一点都不相信，拼命赶回家看到如睡着了的父亲，父亲在10点50分左右，与文化部来的几位工作人员谈话时心脏病突发离世，倒在“师牛堂”的画案前。

父亲过世后，我搬出了家里，但每次走进“师牛堂”，都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仿佛父亲还在那儿画画……父亲走后，家中还保持着老样子，因为房子老旧，没有电梯，对老年人来说生活很不方便，可母亲还坚持住在那，每次进出要自己爬楼。我劝过多次，但她说“这是我和你爸爸的家，我哪都不去”，母亲还一直保留着父亲春节的所有节目。2015年母亲重病，她拒绝住院治疗，到了4月25日凌晨，情况严重，叫了救护车，急救人员来抬母亲时，她意识非常清楚，坚持不去，双手一直紧紧抓住床头不放，我知道她是怕再也回不到她与父亲的家。母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商量，家中继续保持原样，永远纪念父亲和母亲。

“师牛堂”代表父亲艺术成就的高峰，它不仅记录承载着父亲的艺术和精神，还有亲情与友情，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静、愉快和幸福的时光。“师牛堂”是父亲的画室，也是他的战场，是父母和我们的家，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