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21世纪的书法与东亚和平的悖论(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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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书法与东亚和平的悖论(提纲)

(中国)刘正成

一、挂轴书法对传统书法的改变

传统书法的审美特征：它书写诗文但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文本只是它的载体；它具有抽象美但不是抽象艺术，因为它有文字；它具有视觉美但不是视觉艺术，因为它与我的所有目见的自然形态都不同。  

但500年前即中国明代中、晚期，传统书法出现了巨大改变，这个改变是由挂轴书法的出现引起的，书法从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卷、札式书写，改变为单纯用于审美的纯艺术书写。纯艺术书写的挂轴书法逐步成为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引起了创作技法、创作心理、审美功能的改变。因作品幅面的扩大，让笔法变粗、墨法变淡、章法变乱，极大地改变了书法作品视觉审美形态。
上述改变又引起了对晋唐以来文人书写经典模式的重新认识，然后寻找新的创作取法资源，建立新的创作与审美的经典模式。于是，出现近古以来书法发展的三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明代中、晚期(1573---1684)以徐谓和晚明六家(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便元璐、王铎、傅山)为代表的挂轴书法的纯艺术书写，并从此开始成为书法主流形态，这被日本书坛称为“明清样”；

第二个转折发生在清代中、晚期，即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碑学书风的兴起，并在其后的道光时期(1821---1850)成为书法主流形态；

第三个转折发生在上世末至本世纪初三十年间的破体书风流行，其引发的锲机在1900年前后的甲骨出土与其后的秦汉简牍的发现，其主要视觉特征是打破晋唐以来篆、隶、楷、行、草的经典书体模式，而是诸体杂糅你中有我我中有的后经典书体模式。

二、群众参与和文化边缘化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取消，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到西方书面语言的口语化影响，使传统社会的文、言分离的书面语言文言文，转变成口语化的白话文，尤其是1950年代中的简化字推行，实现了全民的文化大普及。又由于1960年未“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性抄写“大字报”和毛泽东诗词活动，使群众性的书法艺术普及到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取消了文人书法的门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看成封建主义“四旧”(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旧文化)的传统文化重新获得民众的回归，成千上万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能读《重诗三百首》的民众，非常热情地投入了一波一波的“书法热”这种群众性书法艺术活动中。其参与人数是与古代科举制度时代不可想像的巨大，同时造成书法的文化稀释现象，几乎演变成一种泛艺术的民俗文化，让书法失去的历来的精英文化地位。

自上世纪19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成立了书法家协会，实际上让书法艺术行业化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了。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的书法家不仅是书坛的主流，同时又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而当今的著名书法家仅仅是书坛的主流，而非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像郭沫若、沙孟海、林散之这样诗书并茂的书法的“最后的贵族”消失以后，以抄写唐诗宋词为务的当代书法家仅仅成了书法从业人员，让书法艺术放弃了文献性的人文诉求，而仅仅成为有“墨”无“翰”的技艺展示。虽然电脑录入彻底改变了文字书写的传统，但并让人失去书法书写的快感追求，书法参与人群的数量反而在增加，却无法挽救书法艺术质量的下降，书法难以避免娱乐化的命运，这成了一个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悖论。

当代中国如何在群众性的书法艺术活动中，与传统文化良性对接，继承书法作为民族精英文化的基因，充实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续写书法艺术史的新篇章，是我们时代重要的文化艺术发展命题。

三、书法交流是促进东亚和平的正能量

东亚的汉字使用与书写具有两千年以上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从实用和审美的两个范畴均具有许多共同点。书法艺术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它能促进人的心灵表达的共振。21世纪东亚书法虽然已具有各自国家的特点，但其共性仍然具有文化担当的特殊意义，这个特殊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观察：

第一个方面，保持传统语言文化的同一性，是对书法艺术价值观的认同。在最近几百年的历史中，韩国、日本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国出现了表音的韩文书法，日本形成了以汉字部首改造的假名书法，但汉字书法却始终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主流形态。韩国书法所遵从的书圣金正喜的经典书法模式，日本书法作为书圣所遵从的“三笔”与“三迹”的经典书法模式，与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晋唐经典书法模式，是东亚书法价值观共同的来源和基础。但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东亚对西方艺术价值观的学习、汲收，尤其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抽象艺术对东亚艺术的影响，中、韩、日三国均面临对民族传统艺术的保护、继承与发扬，从而维护和显彰其文化的历史独特性。因此，促进东亚书法的交流，是维护东亚各国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措施。

第二个方面，加强书法交流是东亚国家利益之间的缓冲剂。中韩、中日均有悠久的文化、宗教、艺术密切交流的历史，历代书法家所流传的友好交流的故事至今起着典范的作用。以空海为代表的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书法家作为遣唐使与中国唐代书法密切相关，以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的韩国李朝时代的书法家，与以翁方纲、阮元为代表的中国清代乾隆时代的书法家亲密交往的历史，至今引以为中韩书法交流的史话。历史证明，无论东亚各国之间处于和平或冲突的政治环境下，书法艺术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中、韩、日书法艺术史的书写是完整延续的。在当今世界环境下，东亚国际环境处于十分敏感和不确定的状态，如何发挥书法艺术这个具有悠久的友好交流传统的正能量，让书法艺术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认知，确实是我们作为书法家的社会文化担当。

第三个方面，当代书法市场的建立与活跃对艺术生产力提高起着催化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书画拍卖市场开放和活跃起来，为民间书画作品市场流通打了一剂强心针，当代书画作品的价格和成交量呈数十倍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书画家艺术再生产能力。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和活跃书画市场不断给予政策导向，这种不断繁荣的文化生态对东亚书法发展应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日，中国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制定和完善惠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激励表彰制度，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传播交流作出贡献、建立功勋、享有声誉的杰出海内外人士按规定授予功勋荣誉或进行表彰奖励。”东亚各国如何在发展书画市场方面交流经验，相互促进，为当代书法交流蓄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互动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2018年1月30日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