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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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终战诏书歪曲历史 成为右翼言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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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4日07:49 新消息报

　　编者按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耶？非耶？如果是，日本战后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让人不理解的行为，把“侵略”说成“进入”，把“战犯”奉为“神明”……为什么日本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地清算？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彻底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是，谁让日本有条件投降？目的何在？



   



　　本文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解读，围绕战后中日、中美、美日关系，揭示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秘密。给我们的警告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阴魂还在日本列岛上飘荡。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60周年。战后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视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反省日本祸害亚洲及世界的侵略战争，而是断章取义地截取诏书中“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那一段话，制造悲情气氛，要日本国民感谢并体恤天皇为“护持国体”、“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的苦衷，激励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解读一下《终战诏书》的全文：
　　朕深忧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辈忠诚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
　　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持保朕之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
　　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裂。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联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臣民之赤诚，且与尔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滥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举国一家，子子孙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累世界之进运。以此相期许，望尔等臣民体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这个词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日本人对加害国的侵略叫做“出兵”或“进入”，道歉词句无非是“反省”或“对不起，过去的事给贵国及人民添麻烦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书，也仅仅叫做“终战诏书”。每年8月15日，供奉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和掩埋他们骨灰的日本爱知县的三根山“殉国七士墓”，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来到这里祭拜。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无比自豪，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按照天皇的诏书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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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千本秀树在《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一书中说：《终战诏书》不存在战败认识。
　　过去，中国和各战胜国的教科书中都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这一点看，此说也不算错。不过，若细读天皇的《终战诏书》及其政府声明，从无“投降”二字，更谈不上“无条件”，而且不存在战败认识。1945年8月，天皇致盟军的回复中明确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的。《终战诏书》尽管明确表示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苏四国，但战争的期限则被限定为“四年”。因为裕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向美英发出宣战布告以后的战争。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似乎就根本没存在过，一概不予理会。
　　“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侵彼领土等所为非朕之志也。”把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这种扭曲措辞，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亲信试图集体篡改历史的形象，将“帝国”与“东亚”分离开来，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以此佯装自己身上不存在通过发动一系列“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与美英两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开战诏书》，它开宗明义地“对美国及英国宣战”，理由是日本帝国之存亡“濒临危殆”，不得不发动这场旨在“自存”、“自卫”的战争。《开战诏书》承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事实，却又称该战争暂时已经结束，眼下日本与“国民政府”处于“善邻”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似乎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在1941年12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开战诏书》说：“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搅乱东亚之和平，遂致与帝国执干戈，兹已经四年有余。幸而国民政府发生更新。帝国遂与之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然，残存于重庆之政权，恃美英之庇护，仍不改兄弟阋于墙之念。”
　　虽然说“中华民国”方面“搅乱东亚之和平”，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了中国，但还是承认：长达“四年有余”之间，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执”了干戈，两国之间曾经处于战争状态。现阶段，日本已经与更新的国民政府“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而这个更新的国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汉奸汪精卫政权。同年11月，日本和汪伪政权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基本条约》，只承认汪精卫政权为正式政权，以此作为对“庇护”重庆国民政府的“美英”“宣战”的理由。《开战诏书》指责“美英两国支援重庆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藉和平之美名，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辱骂美英两国的话语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图。从《终战诏书》的措辞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中日战争的痕迹，就因为它是遵循《开战诏书》的逻辑炮制出来的。
　　《终战诏书》中“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辞，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这样一个新的神话就构建出来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为“敌人”“使用”了“新”的“残虐的炸弹”，为了阻止更多的“无辜”被“杀伤”，也为避免“我民族之灭亡”和“人类文明”的“毁坏”，天皇作出了“圣断”，因此，裕仁是“日本国之救世主”，“人类文明之守卫者”。
　　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历史，消除裕仁即位以来参与战争的痕迹，抹消他作为大元帅时时常发出的决断的后果。
　　关于日中战争，裕仁装作一副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企图开脱自己的战争责任。即使决定对美英宣战，也强调自己是作为沉默者的形象出现的。裕仁说：“12月1日，阁僚与统帅部联系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开战。当时我觉得，即使反对也不会起作用，所以保持着沉默。”
　　由此可见，《终战诏书》是以免除裕仁战争责任的形式在歪曲历史，是战后日本一系列右翼言论的出发点。
　　阿巴斯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罗贝尔·盖兰对《终战诏书》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终战诏书》一次都未曾提到过战败这个字眼，当然也没有使用过投降的说法。裕仁认为残忍的原子弹爆炸是终止这场战争的理由。而且，正如该诏书所述：“昔日，之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仅仅把此当作战争的目的。因此，假如旧军人们将来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改写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以该诏书的文本为基石，发表如下说法：我们之所以放弃战争，只是因为我们的敌人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动。虽然麾下的军队没有遭受重创，但是我们的天皇却同意了终止杀戮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天皇不只是日本国的救世主，而且，他还想成为反对一切残虐行为的人类文明的防卫者。
　　对《终战诏书》，罗贝尔·盖兰表示了巨大的惊讶：这种文本简直不可思议，就其精神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式产物。
　　盖兰的分析出色地击中了靶心！在日本右翼军人回想录中，旨在“自存”的战争视角被反复提起，作为“日本国救世主”的天皇形象，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篡改历史的旗帜。由日本自民党为纪念《终战诏书》播送50周年而出版的《大东亚战争之总结》一书就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笼，编撰了旨在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竟然通过了日本官方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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