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从《张黑女志》学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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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从《张黑女志》学习了什么？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别署东洲居士，湖南道洲人。道光十六年进士。

于经学、诗文、词章、金石、史地均有造诣。书工四体，自成一家，世皆重之，为清朝中后期最具影响的书法家之一。

两种何绍基临《张黑女志》辨

——兼论何氏早年师法北碑之真相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人，清晚期书法家。何氏为晚清大儒阮元门下士，生平倡导北碑不遗馀力，自谓“余学书四十馀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因而欲从事晚清碑派书法之研究，不可置何氏书法而不论。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现今存世之何氏书法，大多系中年及晚年笔迹，其中，中年楷、行书浸淫唐代诸名家，尤其深得颜真卿、欧阳通之三昧，晚年则上迈秦汉，化篆、分入真、行，开“隶行书”之先河。

何氏以上取法轨迹，倒也大致与其书论相呼应，唯独师法北碑之情形，则始终未能在其书迹中找到充裕实证。据笔者所考，何氏平生品题之北朝碑刻，唯有《张黑女志》一种，不仅如此，迄今所见何氏临习北碑之书迹，恐怕亦只有《张黑女志》临本。

《张黑女墓志》（局部）

《张黑女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五三一），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因张玄字黑女，清人避康熙帝玄烨讳，故习称《张黑女志》。何氏所得明拓剪裱本，号为孤本，今藏上海市博物馆，为明奚林和尚故物，何氏道光五年得于济南，遂终身奉为枕秘，并刻有“黑女庵主”、“黑女碑室”诸印，且屡有歌咏题跋，自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并云：

余既性耆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费力，直是掔力、笔锋天生自然，我从一二千年后策驽骀以蹑骐骥，虽十驾为徒劳耳，然不能自已矣。

可以想见，何氏当日临习《张黑女志》之墨迹，必不在少数，然而遗憾的是，这类临作罕有存世，远不及其晚年临习汉碑诸作存世之夥，而仅存之《张黑女志》临作，遂为书法史研究者所宝重，成为藉以管窥何氏北派书风不二之选。

据笔者所知，何氏《张黑女志》临本，目前仅有两件传世，今试作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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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子贞临黑女志墨迹》（民国石印本）

该件临作原迹不知所在，今仅有民国长沙华新石印局石印本存世，据后附谭延闿之跋，该件系湖南湘潭黎培敬旧藏，谭氏以为何绍基中年所临。沙孟海先生编撰之《中国书法史图录》亦收入此图版，此外，《书法》月刊自二○一○年第十期至二○一一年第九期，连载孙稼阜先生所撰《名家临名帖——何绍基、李瑞清临〈张玄墓志〉》，所引图版亦为此种。

以书法之形质而论，该作品可谓何氏所藏明拓本之忠实临写，然而，笔者认为，此件实为伪作，兹举疑点数端：

上图何氏旧藏《张黑女志》明拓本首句

下图黎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其一，明拓本正文，首句作“君讳玄字黑女”（上图），该件临作亦仍之。孰不知，清人书写中涉“玄”字之处，例当避讳，《张玄墓志》之改称《张黑女志》，正缘于此，何氏出身科第之家，焉能不察？今案诸何氏诗文集，无一“玄”字，其提及《张玄墓志》之处，亦均以《张黑女志》名之。

图三何氏旧藏《张黑女志》明拓本末句

图四黎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末句

其二，明拓本铭文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追风永迈，式铭幽传”，“咸”字下部略有蛀蚀之痕（图三），该临作误书“咸”作“感”（图四）。何氏幼慧能文，于“咸”、“共”两字对文之意，何至懵懂无知？此外，明拓本“式”字，“弋”旁作“戈”形，该临作则径改作“弋”形。实则碑志中 “弋”旁书作“戈”之情形，并不鲜见，何氏既系临习，当忠实于原作字样，何以斤斤校其字形之得失？此外，落款“何绍基”之“基”字，也显怯弱。

上述数端疑点中，假若“弋”旁之误作“戈”形，事出书写者因时制宜，尚属可原，其误书“玄”、“感”则理无可解，更不可以偶然笔误释之。须知，此件临作形似程度之高，已迥非初习者所能梦想，而书写者能于所临内容如此熟谙，却于“玄”之当避讳、“感”之为讹字熟视无睹，岂非怪事！

据此，可以认定该临作绝非何氏真迹，疑出后人伪托。

二、《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铭》册

该册页曾为贵州黄平乐嘉芹旧藏。此临作与何氏旧藏明拓本相比，书意相去甚远，然而笔者认为，它反而较前件可靠，为何氏真迹。理由如次：

图五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图六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末句

其一，明拓本首句“君讳玄字黑女”，此件“玄”字作空缺（图五）。

其二，明拓本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句，此件“咸”字未误书作“感”。“式”字仍从“戈”旁（图六）。

据该件作品署款，知此册乃何氏为象宾作，象宾其人今虽已不可考，然而在何氏文献中并非仅见，何氏曾于道光十一年冬致弟之家书中，询及“象宾身子好否？”[10]则此人疑为何氏同乡。

要之，相较前件而言，该件墨迹至少是一件忠实抄录原拓之作，至于书风与原拓相去之遥，并不足以否定其真实性，试将此件临作与何氏书于道光十二、三年间之《泉山墓表》（图七）及同期代父何凌汉所书之《皇清晋封中宪大夫燮亭李公合葬墓志铭》（图八）作一比较，勿庸多言，三者实出于同一人之手，而该临作的书写年代，也可据定为道光十二、三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