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书法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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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5/21 10:47am 第 1 次编辑]


     书法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讲演专家：王岳川(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论文翻译：郭鲁凤（韩国书法博士、教授）
     现场翻译：金秀炫(韩国：中国美术学院留学生、书法硕士)

     当今世界是一个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但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而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的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发声成为可能。现代艺术有一个尖锐的悖论：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制度的现代性讲求理性、规范、新教伦理，而审美的现代性则张扬非理性、反权威、反道德。但在西方，由于制度现代性非常严格，因而审美现代性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游戏者出现，未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而中国则不同，由于制度现代性正在建立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游戏人生态度作为一种思潮则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思潮对当代中国书法负面影响很大，值得重新确定书法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书法的文化意义
全球化是在经济科技政治诸多方面的全球趋同整合或达到基本共识性。但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在我看来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总是以它桀骜不驯的性格显示它的差异性。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前两个层面是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很容易获得“全球”共识性，后两个层面是文化差异化和宗教冲突化，则不断加大“本土化”的差异性。
可以说，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在技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交往跨国化等特点之外，最显著的就是“文化差异化”和“宗教冲突化”。昔日的文化创造、传递、解读方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在这一日益彰显的全球化状态中，电子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纸质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艺术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网络文化的增加正在改写文化研究的出版合法性，也改变着批评家话语模式和批评存在方式。这些因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方式的改变，使新世纪艺术生产和消费模式受到挑战，其引发的一系列的新实验，无疑将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存在方式构成不可忽略的压力。
当代中国书法界的现状是多种潮流的多元并存，但有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诞生书法大师的意识。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部分书法家从事民间书法，这跟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有关系。中国当代文学出现的民间化，就是对中国历代官方化文学的反叛。其实，中国书法同样如此，他们要走官方书法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其方法是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和新发掘出的书法资料中去寻找——运用碑学、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写经、民间墓志等很多新东西来融人个人的书法创作。而现代书法，有些人将绘画和书法整合起来，使书法更象抽象绘画。再者，就是后现代书法，它集中体现在“行为书法”上。“行为书法”有不少“新”的实验现象：有人分别让一百位女性拉着纸，他拿笔半闭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任由这一百位女性拉着纸在他的笔下转动，最后形成了他的“作品”。在我看来，这不能叫书法艺术，而只能叫“笔与墨的试验”。因为凡是写文字(主要是汉字，包括日本假名、韩国文字等)的可以称为“书法”，不管怎么夸张与变形都可以；只要不是写文字的，不管怎么做都为“书象”，书写的东西像一个抽象之像、一个形象之像、一个意象之像。
现代和传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现代性”出现了以后，书法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即汉字还需不需要？是否需要拼音化？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可见，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这样的大家都认为中国有可能是汉字阻挠了其发展。到了1950年代后的汉字拼音化更是严重。如果汉字真的拼音化，那么我们的书法家将在一夜之间丧失文化地基——不能想象用毛笔写拼音的书法精品，也不能想象传统国学的拼音文化怎么保存，照此下去只需要三十至六十年，中华民族一些优秀的、经典的“文化财”就会无人理解。因此，中国汉字拼音化是危险的，拼音化的结果可能使两三代人之后文化素质将大大降低。同样，拼音化还与中国书法的未来命运有关，与中国文化精神传承有关。在我看来，不写汉字而写拼音的、行为艺术式的、实验性的书法（书象）可以试验下去，他们拥有“自我感觉好”中的试验权力。但我相信，真正的具有坚实思想的书法家，理当告别捷径而走艰难的书法正“道”，即在新时代发扬汉字书法的一切新的可能性！丧失了“汉字”和“线条”这两个基本点，丧失了文化继承和创新这个底线的话，未来的“用毛笔蘸墨的纸上运动”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书法文化面临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是不是会被同质化一体化。有人说今天的全球化就是全球一体化，英文要变成全球通用语言，很多种语言会消亡。那么，以汉字为依托，以汉语为基础的书法是否会被同质化、排挤掉呢？我坚持认为，全球化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更为广泛的差异化、对话化、多元化。现代化是不是等于西化，西化是不是等于美国化，美国化是不是等于基督教化。其实，现代化从五百年以前就开始了，而最初的思想资源应该是从东方提供的。法国伏尔泰在1745年写的一本书《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提到印度和中国文明哺育了法国的很多新思想，包括蒙田、伏尔泰写的散文体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散文的影响。所以，是否有另一种可能：在21世纪，东方文化也可能在现代化中对西方文化一体化提出某些修补、某些互动、某些对话。
中国书法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并未完全断裂。有可能在多元对话中，中国书法提出一些新的范式、新的范畴可以补充或者续接我们的一些传统。我们不是要把传统变成负担，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中国书法不会在当今社会中会永远地被边缘化。我们既不要看书法的市场，也不要看书法的一些运动，而要看书法在文化领域中是不是会永远地被边缘化。我们有责任通过努力，使书法由哲学背景和技法背景的整合中生成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灵魂。
二 中国当代书法文化意义中的几个悖论
首先，独创性与隔阂性。中国书法在面对现代西方时，发现日本现代书法走在了中国前面。换言之，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了中国和西方的一个中介，中国书法对西方而言还很陌生。今天，怎样估计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这关涉到我们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换问题。传统中国书法的空间大抵适合于亭台楼阁的传统建筑方式，所以幅式基本上是中堂、对联的形式。现代建筑多横向发展。日本书法较早处理了书法空间的现代转化问题，成功地把传统的长幅式改变成了大型斗方或西式横幅形态，同时，字体不再像中国传统书法写很多的小字（尺牍、信札、长卷等），而是些幅面巨大的少字数、独体字等。这样一来，他们的作品强调夸张的构图冲击力、空间和时间的转换，这和西方的审美趣味较好地融合起来。单是这一点，日本就已经先行一步地挡在了中国面前，使西方的眼光不容易看到中国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书法——既看不到帖学，也看不到碑学，还有我们民间书法的实验性。因此，当代中国书法应该在独创和隔阂的悖论中走出阴影，开拓创新自身的“书法知识型”体系。
其次，书法性和学术性。
书法是不是学术？是不是文化？今天的现实是，除了一些具有游戏成分的“消解性书法”以外，我们很多书法家都常年潜心于书法创作。但遗憾的是，真正有学术建树的知识型推进尚不多见。因此，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看看著名学者的书法，或萧散自然、或简远冲淡，有着大学者韵味，可以说是学术文化增加了他们的书法内涵。如果学者不爱书法、不再注重书法的学术性和艺术性，那么书法前景是不可思议的。当代书法的体认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方面书法在市场上时时开出天价，一方面认为只不过是退休老人颐养天年的一种方式，还有认为书法就是向领导馈赠的物品。书法究竟是什么？它能否承载二十一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讨论问题。我强调书法家内在的学术性、学者书法的艺术性，二者不可偏废。当代书法一方面过分强调实用性，但今天的实用性在电脑时代功效已经微乎其微。当代很多学者再也不肯像胡适、郭沫若、钱钟书那样用毛笔写作，他们都在运指如飞。另一方面，书法的艺术性是否提高了呢？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是否可以超越传统帖学、碑学和大师的高峰呢？经过了二十年书法的群众大潮，为什么在这个世纪初不可以重新总结经验，推出中国书法的十个或者二十个大师呢？我想，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急迫的。
其三，共识性和差异性。
中国书法是文化差异性中最大的。西方有电影，中国也有电影。音乐、文学、舞蹈等其它艺术，中国有，西方也有。惟有书法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没有。洋人怎么能看懂中国的书法呢？从何达到审美共识呢？既然坚持书法要写汉字，难道要让所有的外国人必须先学了汉语之后再来欣赏书法吗？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书法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世界的审美共识，困难重重。但如果中国书法只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有少量的读者和市场，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关于共识性和差异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书家和文化学者们应该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寻找“国际性审美共识”的框架，把空间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融人本民族的那种温润的墨色、线条的张力中，并慢慢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最近，我同季羡林先生畅叙时，季先生举了一个他在国外读书时的例子：他们班一位德国教师看见后面黑板上用粉笔写的几个汉字，呆呆地看了半天。他不认识汉字，但觉得那种婉转、流动的线条很美。这就是线条的美，徒手线的美。这种流动的线条美或许就是国际性书法审美形式通感或共识的基础。
其四，“中心性”与“边缘性”。
这两个问题与学界“重写书法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关，是学术界的前沿问题。“重写书法史”与八九十年代“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紧密相连。过去的历史书写有两大错误：一是男权中心主义。一部文学史或书法史几乎是一部男权中心活动史，只有卫夫人、李清照这样很少的几位女性出现。但她们书写的方式仍然是按照男人规定好的框架去写，不可能创造另一种新的格局。近年发现的“中国女书”，才知道有一种妇女之间交流的字体，只给妇女看，不给男人看，只有女人之间才认识这种字体。“重写书法史”首先是要破除男权中心主义书法，发现女性书法或者是具有边缘性的书法经验。二是政治中心主义。一部书法几乎就是一部帝王史或大师史（中心），需要重新发现民间书法资源（边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史亟待重写。同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着我们要整合历史上所有好的思想、好的书体、好的趣味、好的笔墨来为当代创新，从集体经验的中心立场走向个体性创造的边缘立场。
三  书法的社会功能之一：人性精神提升
中国书法发展史是人性不断觉醒、生命不断高扬的历史。人通过审美和书艺实践，在发展着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扬弃自身的历史形态而完善自身。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同人性一道发展，同样长久。在传统书法向“现代性书法”转型中，那种一味反传统、否定历史的态度，是对传统和历史的解释学结构缺乏了解的结果；同样，那种一味固守传统，不容任何文化转型和书法艺术范式转换的固执，也是对世界性文化语境缺乏了解的结果。中国书法的转型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一个侧面，也是现代人情感、理性和生命智慧不断更新的表征。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书法是一种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指心性的艺术，在意象的抽象线条中展现出人的胸怀襟抱。中国书法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心相通（“书者散也”），与道相通（“以形媚道”），与人生相通（“书人不朽于千古”）。今天，人们创作和欣赏书法，并非只是怀古之幽思或伸展林间笛音般的淡远情思，而是以这种直指心性的艺术，把人还原成历史、传统、文化的倾听者和追问者，使人们沉潜到文化的深层去对话、去问答、去释疑。历史上每一卷书法珍品都是一个人性的深度，都向我们叙述那个世界的故事并使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不是在读“古董”，相反，当作品向理解它的欣赏者敞开时，它就是将艺术和世界双重奥秘展示出来，并指明走向精神家园之路。无疑，历代书法杰作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并在文化的解码中显示出新的生命力。
书法艺术的自由精神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当代世界笼罩着一种形式化、规格化的气氛，人变得空虚并被虚无化了。印刷品泛滥，复制使艺术日益走向商品化。对整体性普遍性的追求导致形式化思想的充分膨胀。包括现代书法在内的现代艺术表现了形式化思想对人的异化。当代艺术家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过正投身于一种空前的精神冒险之中。当代书法和其他艺术正变成不断求新求异的过程，作品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试验。这种令人窒息的花样翻新的结果是意义消散和和价值失语。无庸讳言，艺术与现代文明面临同一个世界性历史困境。如何在日益信息化、科层化的文明中，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的意义和艺术和憧憬，是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所必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基石。文化传统贯注在艺术生命之中并不断扬弃，不断汰变，不断吐纳，不断创新。正惟此，中国书法才能在几千年发展史上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在铸造中国人文精神和诗性人生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痕，并必将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为重铸华夏审美人格和艺术精神而展现新貌。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美学追问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精神自觉的历程。今天，我们被生生不息的文化带到了二十一世纪，仍必得追问：为何中国文字的毛笔书写竟能成为一门极高深、极精粹的艺术?古今法帖名碑所禀有的沉雄洒脱之气，使其历百代而益葆宇宙人生凛然之气的原因何在？逸笔草草，墨气四射的写意为何胜过工细排列的布算人为？境高意胜者大多为虚空留白、惜墨如金，论意则点划不周而意势有余，其理论依据又何在？甚至，为何中国文化哲学将书品与人品相联系，讲求在书法四品（神品、逸品、妙品、能品）中直观心性根基？中国书法究意要在一笺素白上表达何种意绪、情怀、观念、精神？这盘旋飞动的线条之舞叙述了中国文化怎样的禀赋气质？这些问题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奥秘等待着每个书法家和理论家的回答。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书法艺术有极丰厚的文化历史意味。看一块拓片，一帖古代书法，透过那斑驳失据的点划，那墨色依稀的笔划，感悟到的不正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浑厚气息么？尤其是在荒郊野岭面对残碑断简时，那种历史人生的苍茫感每每使人踟蹰难返。其次，书法形式作为华夏民族审美精神的外化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笔法、墨法、章法同天地万物的形式具有某种神秘的同构关系。书法在点线飞舞、墨色枯润中将审美情感迹化、将空间时间化，以有限去指涉无限，并通过无限反观有限。透过这一切，我们能不感到书家抛弃一个繁文缛节、分毫不爽的现实世界，从自然万象中净化出抽象的线条之美、结构之美的那种独特的意向性和形式感么?而这种抽象美将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再次，中国书法深蕴中国哲学精神，这就是老子的为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为，“反者道之动”，庄子的“心斋”“凝神”。书家仰观万物，独出机杼，将大千世界精约为道之动、道之迹、道之气，而使人在诗意凝神的瞬间与道相通，与生命本源相通，使那为日常生活所遮蔽的气息重返心灵世界。
四  书法的社会功能之二：文化持续输出
我近年提出的“发现东方”思想中， 中国书法首当其冲，意义重大。中国书法的非意识形态性和抽象性，使得西方有可能最多地、最大面积地接受。在中国书法普及了二十年以后，要推出一大批书法大师，只有中国书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在我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代书法要解决“为谁写”的问题。过去有为时代写的书家，也有为自己写的书家。中国书法史是一部官方书法史，包括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以降，书法家几乎都是大官或是属于官方的范围，因而他们的书法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一致，而那种时代精神基本上是体现官方精神的。而民间精神从另一个侧面抵砺时代精神或修正时代精神。官方书法家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书家，也影响了后世的书家。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为自己写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为评委写？为洋人写、为金钱写、为市场写……。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那么，过十年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当代书法，可能会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第二，是“怎样写”。关于怎样写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二者之间不是保守与先锋的问题，而是个体精神深度问题。写现代书法有可能因一味追新而境界粗疏低下，写传统书法也可能精神境界高迈深厚，说到底，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风格的新与旧，而在于内涵价值高与低。如果否弃传统一味凭空创新，就可能象某些当代书家那样，不仅是写现代而且写后殖民书法（如用英文的方式写汉字书法），甚至是将书法行为艺术化、装置艺术化，这些都是“怎样写”的问题没能解决好造成的。为谁写没有解决好，怎样写解决不好，“写”就仅仅剩下一种本能的冲动了，它没有一种清明理性的制约，没有直指心性境界。可以说，“怎样写”不仅是书家要探索的事，也是当代中国十万书法大军未来发展必得思考的重要事情。
第三，是“写什么”。究竟是写自己创作的诗词呢？还是写名言警句呢？或者写一些非文字呢？抑或写一些抽象画呢？每个人都在思考。也许，写一些非传统的、非文字的抽象画，不写他人的诗句可能更容易写出标新立异来，但我认为，这中间要注意一个尺度，书法或者任何艺术都有一个尺度：形式的创新、空间的张力、线条的变化、墨色的和谐之外，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那就是个人境界的大小，这是书法作为一次性的徒手线条艺术所特有的。中国书法线条笔墨中究竟要表现什么？如今，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慢慢地往汉字书法里塞进一些非汉字的东西，或者在进行一些文本试验，包括一些空间布局的夸张性变化。但是一切与精神无关的所谓实验，当然也与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表现无关。所以，写什么的问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新世纪课题。
最后，是书法“赶潮”的问题，我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那种为试验而实验的书法是一种焦虑的、对抗的、狂躁的、显示内心紧张的东西，而不能显示其真实的存在的升华状态。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学术可能会进入到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这样，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赶潮与价值提升，会形成不同的书法精神文化进路——这是个体自己的选择并对选择负责，在多元时代实属正常。我想说的是，书法在学术价值的充实中，可能会使在提高自身文化品味的同时对其他艺术有新的启迪作用。      
只抓住书法创作，没有理论批评的这种所谓“创作”是盲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创作的理论家是空头理论家，很多理论文章之所以说不到位，说不到精彩的地方，正是因为缺乏创作实践造成的。另外，如果没有书法史，尤其是没有经过今天考古学科最新资料发现的书法史的研究，书法家就没有坐标，即使有理论、有创作，也仅仅是一种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充其量只是一个“书法个体户”，不是高瞻远瞩的书法文化发展战略家。
我强调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当代中国应该注重“文化输出”比较好，就是源源不断输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甚至是中国新世纪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需要弄清：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当代学者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们不要把中国书法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可替代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又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具体心灵的根，应尽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将书法写好了提升了，我们才可以输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过时的东西，甚至已经被抛弃了的、僵化的东西，人家当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我们具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书法就没有人要。所以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在新世纪，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输出中国活生生的文化和思想——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思想包括书法创新思想（而不是横向搬用西方行为艺术、观念艺术、pop艺术、现成品艺术等）。当代中国书法思想是什么？在反思和寻觅中我认为有四个方面：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实验性书法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顶尖级人物的书法理论与艺术实践；最后，将这些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并策划组织英文水平好的专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顶尖的人物（包括书法界）的代表著作译成外文在西方出版发行，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使世界真正了解当代中国思想和艺术。
五  当代书法社会功能之三：文化生态平衡
就价值层面而言，书法艺术是人的不断延伸的精神表达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平衡和审美教养的功能。
书法文化在当代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前沿性代表性程度。在文化发展中，可以分为老、中、青“代际文化”，如果说古代时书法因其强大的使用功能而被社会上三代通用，那么在当代状况中，书法在青年中的流失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青年一代中进行书法艺术趣味教育，是书法社会功能当代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书法艺术同样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地线——调动人性和人类性的共同的心性价值，创造既合道德又超越道德的更美好的东西，应该和人的生活的温馨、内在的感动和不断的精神拓展紧密相关。
在世俗化时代，我们更要关注自己的问题和语言的深度。语言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是灵魂。让全民族凝聚起来的不应该是世俗娱乐，而应该是思想文化。“汉字文化”无可否定地说在亚洲具有重要的文化凝聚作用，它的重要性远远在“筷子文化”之上。我在新著《中国书法》（英汉对照本）一书中说过：书法的精粹在于人格力量的笔墨呈现，当我们面对飘若游云，惊若游龙的《兰亭集序》，或是摩挲把玩丰润秀美的《鸭头丸帖》，千载之下的悠然心会又怎么会不让人欣然握管挥毫。但在心神激荡提笔欲写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自信而不敢落笔，那就是一种文化失根状态，一种虚无主义的结果。
书法家自我的道德提升同样重要。在我看来，艺术家的生存不应是故作先锋的孤立，不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反道德而是力争获得超越性境界。真正反道德的艺术家往往脱离公众，而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今天已经不是庸众，他们每个人正在成为日常艺术家，并以自己的审美观来评价艺术家。艺术家的专业界限和独特身份正在被改写，一味地反道德是没有前途的。同样，我曾看到有批评一位著名老书家的文章，说他的书法“千人一面”——写的字永远是一个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些书展才是真正的“千人一面”，进入展厅，如果把所有的名字盖住的话，就好像是一个人写的。我认为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张扬个性、张扬边缘特性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出现新的“千人一面”呢？我推重的是：每个书家都坚守自己的个性，将传统与创新整合起来——这应该是中国书法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即兼收并蓄，多元并存，风格各异，尊重差异。
进一步看，一些艺术家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感，缺乏民族国家感，以自我为中心，以游戏心态对待严肃的艺术，甚至怎么赚钱就怎么干。不少出道不久的人文化素质低，历史感觉弱化，对时下的一些所谓本能艺术非常倾心，把事实真实的一面歪曲虚假化了，产生了诸多不良游戏心态，也助长了年轻一代逆反心理。同时，传媒的炒作也是让很多理论家非常头疼的事情。传媒为了商机为了赚钱，会违背传媒应有的规则去行事，为了寻求某种轰动性的效应不择手段。这些现象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危言耸听地夸大新闻；一种是杜撰虚假新闻以炒做市场。这两种都是不合法的，比如今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不负责任地随意对某个事情加以褒贬都是非常常见，这对中国艺术的反审美非道德化起了促进作用。可以说，当前的大众传媒的“捧星机制”是有问题的。真正有高瞻远瞩意识的艺术大师和文艺批评家，对飞速发展的传媒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和机会。而一些制作人、经纪人，反倒成了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的指导者和青少年厚黑学的人生指南者。其结果是捧红了一些徒有其表的明星，明星的浅薄反过来增加了文化的无根状态失水状态。迅速窜红而成了明星的人，其自身成长发展的土壤不深厚，本人没素质，成为非文化主义拜金主义者，其前景实在堪忧。可以说，文化界不乏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文化冷漠主义，这种风气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心态。
当代书展中的评委审美趣味问题，形成中国书法精神生态平衡的瓶颈。应怎样看待评委思想对书法发展的影响？越写越坏的书法家不是真正的好书法家。同样，越评越差甚至以自己固定模式去要求别人的评委也不是好的评委。这是创作与评判双向互动的问题。当代文化艺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期，既要保持自己个性，又跟社会其他艺术门类分不开，跟中国哲学思想、西方思想以及整个社会语境和现代技巧分不开。所以，评委也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渗入到整个评价过程中。这种新的审美标准的确定，将使书法艺术的趣味教育有了精神提升的维度。
当代世界张扬“生态文化”和“生态美学”，注重对文化市场的整理，对文化垃圾的加以清理，这对中国文化市场加强文化圈的制度性的建设，用以规范文化圈人们的言行举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是中国文化界非常紧迫也非常必要的工作。我们应以一种宽阔的人类眼光、一种生态文艺学、生态艺术观的思想，将人类亘古以来所有美好的有价值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艺术要素抽离出来，使它非空间化而置换到自己的艺术创作空间中。如今，应该进入新世纪建构生态学的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即天地人的全面协调、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协调、语言和行为的协调、精神和物质的协调、生活与体验的协调。只有这样，艺术家才会真正的寻找到自己的艺术尊严，才可能真正寻找到自己的艺术地线。
在书法艺术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或者人类性的基本价值平台。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财”（狄尔泰），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艺术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精神的文化生态平衡。
六  韩国国际书法研讨会现场回答问题
问：王教授对中国的“韩流滚滚”的文化现象怎样看？
王：近几年，中国“韩”流滚滚，说明韩国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大，当然主要是在青少年中的产生影响。由于韩国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尖锐反对，对国际事务的不断发言，在亚洲地区具有一种正义、热情、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世俗化过程中，很多青年学生找不到一种理想生活态度，他们看到韩国的电视剧中的一往情深、忠贞不二的爱情，听到带有强烈的爱国倾向的音乐，从中感受到一种某种新理想主义。所以我认为，“韩”流滚滚在中国是好事情，可能提升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
问：只有汉字书法才是书法吗？中国当代书法缺乏历史含金量，韩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中国当代书法。
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认为日文书法、韩文书法，只要是写文字的书法都可称为书法，而非文字的书写只可以称为“书象”，而不再是书法。“文革”确实是革了文化的命，二十年的逐渐复兴阶段使得中国面临着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现在您提出中国书法现在写简体字，而韩国书法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写繁体字的问题。可以有一个补充，前些年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提出一个新的标准：写书法时可以写繁体字。因而在中国楷书、篆书、隶书等各种书体都依然可以写繁体字，而行书、草书，草书在传统上大多本来就是简体字，不存在这一问题。
东方共有的围棋，而在竞争中评出“世界第一”。中日韩三国每年都要进行围棋赛，但这是一种竞技，在中国，围棋赛是放在体育节目中播出的，在竞技中可以较量出世界第一，但书法艺术却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中日韩书法都不能自称为世界第一，何况在西方也有人写书法。在我看来，作为书法起源的本土国家——中国，如果不认真总结20年书法大潮的经验，将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相反，正如中日韩三国的围棋赛互相促进一样，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使我们可以将东方的书法艺术共同推进，使得中日韩都超越了现在的境界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想就达到了书法文化的本义了。诚然，当代中国书法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书法一味雄强、狂暴、火气，而缺乏文化含量。而温润飘逸的、具有文化生态平衡功能的真正的书法艺术太少。但是我还是认为对当代中国书法还是应该具有多元宽容的观念，相信中国会像韩国书法一样在文化对话中获得长足的进步。

问：中国当代书法具有某种政治中心主义倾向，中国女性书法发展状况如何？
王：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政治性书法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官员题词书法太多，有些人喜欢到处题词，水平不高，而且题的内容不具有文化性，而是一些政治口号，海外这方面的批评较多。二是庆典性的书法太滥，为了纪念某一特定主题而写，而真正的纯艺术性创作太少。三是向钱看的发财书法太多，强调书法的市场效应，一切向钱看，违背了书法艺术的本体精神，伤害了真正的书法艺术。
另外，书法不是由于性别构成的。中国书法家绝大多数是男性，尽管曾经举办过一次女性书法家的作品展，但为数尚少。处在男权中心主义的书法，应该适当张扬女性主义书法来加以制衡。男权中心主义书法有如下特征：一，过分强调竞争式的雄强风格，充满火气的狂暴的书法，在今天现代书法和后现代书法中尤其明显，有些作者几乎是用布团、扫帚来写字，显得火气很重，是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书法。而强调女性书法应该强调温润、飘逸、秀丽。它可以协调男性话语的狂暴和竞争，使得书法世界更加人性化。我反对过分雄强、过分夸张、过分火气大的、过分分裂汉字的书风，倡导一种温润、飘逸、文化性的绿色生态的书法形式和趣味，这才有长久的生命力。二，如果以审美意识进行区分，那么具有雄强之风的书法比较具有男性特征，而女性化的作品则强调一种文化含蓄性，一种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温润气质，而不是火燥的带有权力色彩的书法。书法的雄强和温润不是完全由性别决定的，而是一种审美倾向和审美风格的表征。强调女性气质的书法主要是要强调一种多元性的书法。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不是已经有了女性书法，而是在风格上强调具有温润气质和文化精神。人类不会是竞争性太强的男权中心占有永恒的统治，应该有一种通过对话产生，通过人文化呼声和包容情感来调剂过分的火气和霸气，从而走向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
关于“女书”的问题。女书是在中国的湖南省一个偏僻村庄发现的一套文字体系。中国女性过去受她们的丈夫的男权压榨，只好发明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只在女性中流通，男性难以解读。现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但国内研究还不深入。因为这是一些不识字的妇女发明的，文字的规律性不强，字的学术性较弱，交流也不广泛，只是作为小范围的日常交流，很边缘化。
问：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在全球化中成为多元化的文化，真这么着急？有必要吗？
王：教授提的问题值得我深思。现代西方文化打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今天中国的文化在精神复原或者说不断复兴。但中国面临着两种痛苦，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就是决裂与选择的痛苦。有很多人想决裂，我称这种现象为“审父”，认为中国落后的责任在于传统，所以要与父亲即传统决裂，那么选择什么呢？选择西方，如果完全选择西方，就会出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指纹是什么，nation这个词是“民族”，“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自己的血脉与指纹。当我们按下的不再是自己独特的指纹，而是他者的模本，就是很可怕和很危险的文化自戕。自己的血脉是需要维系的，文化是需要传承的。在决裂与选择的痛苦中，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刚才这位教授所说的，西方人主动来拿，但那是唐代、宋代、明代，到1840年以后，中国被坚船利炮击败，不再是西方恋慕的对象。在今天如果还是等待西方来拿，是很不现实的。为了维系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应该逐渐的、持续的输出。
关于全球化中的书法问题和大众化、多元化的问题。现在有一种看法，全球化会带来很多问题，今后每一天都会有一种语言死去，每一天都会有一种文化消失，所以美国文论家弗·杰姆逊提出，没有可能每个国家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全球只有一种现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而且他认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后殖民化，所有的语言、制度和思想都将整合到西方这个体系中去，这将导致一个可怕的结论，那就是全球只有一种语言——英语，只有一种艺术，即美国的流行艺术——波普艺术。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认为中国文化输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做，而且一步步坚实而坚定地去做。
问：王教授，您认为当代中国书法主要分为几个流派？
王：近二十年来，中国书法思想和创作相当活跃，创新不断，流派众多。就文化理论形态而言，大抵可以归类为六派：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后现代书法、学院派书法、流行书风、学者书法等。传统派在当代中国书法界理论力度比较薄弱，但是支持者最多，在中国的县甚至地区都有自己的书法家协会，他们大多坚持传统书风。其次是现代派书法，其宣言很有鼓动性，如书法主义、先锋书法等，占据了传媒，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其三是后现代书法，将书象派、行为书法、书法与绘画联系起来，人数虽少但试验不绝。其四，学院派书法曾经在书坛上形成声势，但基本上已成为历史。其他如流行书法和学者书法则非常松散，但是在书坛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领域和文化影响，值得关注。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书法在中国没有形成主流。现代派书法在日本是最成功的，他们的少字数书法、墨象派书法，吸收了现代建筑的结构式转换，为了适应现代建筑和西方人的审美意识，效仿西方洋画，将传统的卷轴式装裱变成镜片式的斗方装裱，赢得了西方市场。中国有一批书法家走上这条路，他们相信一定会超越传统的书法。而在我看来，传统书法也不是僵死的，传统是生生不息的，流淌到每一个人身上。传统也可以发展和转型，因而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可以互动转化与对话。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和互动，可以使传统不断转化，使现代不断吸收传统，这样中国书法才会有新的未来。
问：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之后，沈尹默、赵朴初、启功、沈鹏等现当代书家都没达到于右任的境界，今后五十年是否有可能达到，怎样产生书法大师？
王：从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于右任之后，中国现当代书法确实出现相当多的问题。刚才这位教授提出，从沈尹默、启功、赵朴初、沈鹏等人都达不到于右任的境界，这一点比较复杂。就是说，中国书法家协会有五千多名书法家，但大师却是凤毛麟角。主要原因在于：今天的书法家有两个困惑，一是太注重市场，把拍卖看着太重，二是学术底蕴和文化意识不足。这两条限制了书法大师的产生和推出。这位教授提出今后五十年是否有可能出大师。我不敢断言。我认为这二十年中国书法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书法普及性工作，从儿童到退休老人都是书法爱好者，但大师却微乎其微。比起日本有计划的推出大师，显得相当落后。但我觉得中国书界出大师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中国的一些大学如首都师大已经招收多年的书法博士生，北京大学马上要招收书法博士生，以进入北大这样文化氛围比较好的地方研究三到五年，我相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法创作实践，可能会出现一批有希望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另外，到了新世纪，国际交流更加突出，在向日本书法界和韩国书法界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书法会走出普及阶段而走向呼唤的大师的“新历史”时期。
谢谢各位。

出席国际会议中国专家的简历：
王岳川，1955年9月生，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列为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1996年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专家，1997年列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并任首都师大等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学术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大陆版和台湾版），《文艺现象学》（译著），《艺术本体论》（中文版和韩国版），《书法艺术美学》（合著），《思·言·道》，《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中国书法（英汉对照）》，《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发现东方——岳川讲演录》。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六十卷)，《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工书能画，通晓音律。因家学渊源而五岁习字，出入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强调汉唐气象。书法各体皆工，博涉诸家，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作品曾获1980年四川省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过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6年举办北京大学中文系书法绘画展；2002年3月多幅作品入选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2002年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引起轰动；2003年秋将应邀到欧洲举办《王岳川书法艺术展》。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的专家级撰稿人及主讲教授，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班和留学生班的书法教授，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和书法。目前，正筹备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并兼任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书法绘画作品入选多种书法集，并被海外收藏。传略载入多种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