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墓志证实日本国号与中国渊源(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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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墓志证实日本国号与中国渊源(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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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9日02:34 新京报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保存的一幅拓片。 本报记者 秦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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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真成的墓志盖。


井真成的墓志底。


井真成入唐示意图。

　　□本报记者 秦文 闾宏 西安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而与井真成同来的大批遣唐使回国后，在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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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将展出遣唐使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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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5日 10:45 东方早报

　　早报专稿 被日本学者称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级历史资料”的遣唐使墓志铭，将在此次爱知世博会上展出。据中国驻日大使馆高官透露，去年10月在西安被发现、在日中两国引起关注的奈良时代遣唐使墓志铭在5月的爱知世博会的展览馆上展出一事，截至3月24日被确定下来。
　　这是该墓志铭首次在日本的公开展出，预计它将成为国际展品中的一个亮点。世博  


   


协会方面表示：“目前还未签订最后的合同，交涉正在进行。”配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5月19日“中国馆日”当天访问世博会场的行程，墓志铭将在中国馆内进行3-7天的展出。之后，预定墓志铭将转至“GLOBALHOUSE(全球之家)”展馆展出。
　　去年10月首次在中国发现的古代日本人墓志铭，被认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最早记录，日本学者称之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公元7世纪前叶，奈良时代的日本为学习中国文化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累计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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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共同举办遣唐使和唐代美术展在东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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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 08:58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日中友好协会、朝日新闻社共同举办的遣唐使和唐代美术展7月19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中国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彭常新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王毅大使在致词中表示，这次展出的文物中最受瞩目的是在西安新发现的日本遣唐


   



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它表明，中国对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就表现出亲善和友情，希望中日两国能够继承传统、开辟未来，不断促进当代和将来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推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也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千百年来无数先行者不顾个人安危，冲破艰难险阻，东渡或西行，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贡献。他说，“这个展览带我们回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原点，希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现在和将来能够更加密切和发展”。
　　这次展览将从7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1日，除了“井真成墓志”以外，还将展出大量精美的唐代艺术珍品。(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王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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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遣唐使墓志在日本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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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5日 08:24 环球时报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张莉霞

在中国发现的日本遣唐使墓志。



   


　　中国西北大学在10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一块8世纪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志(放在墓内，记录死者生平的方形石块)。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做了详细报道。
　　井真成负责管理皇帝服饰
　　据报道，西北大学发现的这块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遣唐使客死中国的实物记录。该墓志上刻着“赠尚衣丰御井公墓并序：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该墓志还记载着这位姓井的日本遣唐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并作为正式官吏侍奉朝廷。他在开元22年(公元734年)因患急病去世，享年36岁。当时的唐玄宗十分痛惜，追封他为尚衣丰御(负责管理皇帝服饰的五品官)。墓志上还写着“客死他乡，魂归故里”。
　　“日本”称号“提前出现”
　　有关专家根据墓志的记载分析说，新发现的这个叫“井真成”的遣唐使虽然在中日两国的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但应该是随唐玄宗开元5年(公元717年)的第八批遣唐使来到长安(现在的西安)的，和中日友好交流史上十分著名，受到唐玄宗重用的阿倍仲麻吕等人是同期生。
　　日本专家认为，这块墓志对研究古代东亚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可以使后人更多地了解遣唐使，也反映了日中交流史上的一个侧面。而且，这块墓志还表明，中国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就将现在的日本正式称为“日本”，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池田温说，中国虽然出土了5000多件唐代墓志，但发现记载有“日本”国号的墓志则是首次。井真成死后被唐朝皇帝追封为“尚衣丰御”，这是个很高的官职，它表明日本遣唐使受到了很高的待遇。这也是日中交流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町田章也认为，历史上记载的奈良时代的遣唐使资料不多，这块墓志的发现对详细了解遣唐使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政界冷，学界热
　　对于这块象征中日文化交流的墓志的出现，日本出现了政界冷、学界热的现象，即媒体大力报道，学界非常重视，但政界没有人关注此事，也没有人借此呼吁中日改善关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说，中国发现这块墓志表明，日中两国在1000多年前就有着十分频繁和高水平的交流，他们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带回了日本，并影响至今。现在，日中两国更应该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有人认为，这块墓志的出现，似乎给在处于低潮时期的日中关系吹进了一丝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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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历史之门 “遣唐使墓志”被发现轰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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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0/13 11:0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3日电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10月10日宣布首次发现日本留学生墓志，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轰动。
　　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日本各大媒体均做了广泛报道。《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发现遣唐使墓志、侍奉过玄宗皇帝、与阿倍仲麻吕是同期留学》为题做了突出报道。日本专家称，这是首次发现遣唐使时代的史料，为世人提供了“神驰日中古代文化交流史的  
一级史料”。正在陕西参加空海法师入唐1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说，从墓志中了解到留学生井真成得到很高评价，为日本的留学生立如此高规格的墓志，证明当时中国王朝十分重视日中关系。
　　对于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被发现，日本媒体重视、学者惊喜，是因为除了有新闻性之外，还有历史价值：
　　其一，墓志为日本古代史增添了新史料。中国最早记载有关日本的典籍始于秦汉，但史籍中称之为“倭”。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是746年，而这次墓志的发现则使之提前到“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
　　其二，墓志为日本对外文化交流史增添新内容。自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是日本派遣唐使的时期，其间有16次成行。多达557人的第八次遣唐使团于717年到达中国，其中包括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和吉备真备。阿倍后来以博学宏才，深受唐玄宗宠爱；吉备真备学成回国后，作为日本朝廷重臣，为日本确立国家律令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推断，公元717年，井真成时年19岁，年龄与阿倍(约698—771)、吉备真备(约693—775)等相仿，极有可能是同期留学。
　　其三，墓志为中日文化交流增添想象空间。事情发生在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在日本也是有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一位日本留学生的英年早逝能让玄宗皇帝悲伤，国费厚葬，并追授“尚衣奉御”(管理皇帝衣服的服饰官)职衔，本身就耐人寻味。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孙东民)

听雨斋主人

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赐得好。以中国为中心而为日本命名，恰如其分。

鸟轩居士

妙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