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书法家协会名誉顾问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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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法家协会名誉顾问　季羡林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
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1.3 l/2 1.3 1/1 1.9 l/1 1.9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至1997年底《季羡林全集》总32册已出版1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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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王岳川与刘正成畅谈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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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季老，欣逢您九十大寿，我们来向您拜寿。我们也代表《中国书法》杂志的广大读者祝您生日快乐。我写了一幅寿对：“愿效嵩呼歌大寿，还随莱舞颂期颐。”向您老祝寿，希望您喜欢。非常感谢您能安排时间来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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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 ( 高兴地观赏寿联 ) 谢谢 !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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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德国人教德文。教室里，前边有一黑板，后边有一黑板。我们学生好奇，上课前，在后边黑板写了几个字。这位德国人一上课就看着后边的黑板不动，学员一看他怎么不讲课？他说，我不认识中国字，我看中国字是看线条。你们写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线条来，就是线条美。我认为，过去提倡美育，北大基本上还是有兴趣，过去当政的某些人大抵喜欢书法，好坏不说。王汝斌是写得不错的。提倡美育，有的是与世界一样的。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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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曾提出过汉字使东方落后的观点，认为日本要现代化，就要改用西方文字，所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让日本文字使用罗马文字，使之拼音化；一种主张干脆就用英文，把日本文字废除，争得很厉害。直到本世纪初，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如钱玄同、刘半农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中国的科技发展要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不论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最终发现东方文化不能用西方的语言文字来改造。季老研究已经消失的梵文、吐火罗文等这些印欧语系的文字，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日本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讨论汉字要不要的问题，现在一直还在讨论：汉字是限制使用，还是不限制使用 ? 书法在发展，包括日本、韩国，正是东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季老，您是东西文化研究大师，中西精通。现在我们已步入新的世纪，您在前些年的《中国书法全集》学者座谈会上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这个观点，对我本人及书法界影响很深。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季老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谈一谈书法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价值，以及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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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中国文字在“五四”时代的改革，最先是鲁迅，他主张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改革语言。胡适也是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语言落后。在当时有点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当然是与明治维新有关系。建国以后我就参加了就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叫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 1954 年成立就参加。当时吴玉章先生是主任。吴玉章上面是胡乔木，胡乔木上面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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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周总理是不是也过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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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对文字改革委员会，总理当然也过问。最初是文字改革。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可能是建国后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有什么感慨呢？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迅，罪莫大焉。当然实际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意思是废除汉字。当时没有宣传，因为那时牵扯到统战工作，国际统战工作，外界华人反对废除汉字，不敢讲，说你们文改会里边也别公开说。废除汉字毛泽东提出了很原则的一句话：民族之形式，科学之内容。文字委员会人很多，吴玉章是头，后边有老舍、侯宝林、魏建功、王力等，参加会议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块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学之内容。研究后怎么也行不通。后来就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说，要把整个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样改用拉丁字母。这个解放区就曾做过。后来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就是电脑发明了，要输入电脑，字母输入得快。后来，有争议，到现在我不知做到了没有，说是方块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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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20 世纪上半叶不少学者思想激进，宣传汉字拉丁化，这无疑具有相当的危险。因为汉字作为“东方魔块”，具有文化稳定的功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话，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三十年内不再会有人懂，只有象季先生等这样搞语言和文献的专家能读懂。所以我们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失传，这种文化毁损非常可怕。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哪一卷，你读出原文来当代人会听不懂。如《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可能没有人能听懂。很多古籍，象《易经》、《诗经》更是这样。这不是一个小小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中国这么多民族，这么多方言，举个例子：四川人说的“哎呀，我的鞋子（读成 haizi ）丢了。”北方人听了就非常吃惊，觉得孩子丢了，赶快找呀。四川人从地上把鞋子拿起来时，北方人会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鞋子”不是“孩子”。声音（能指）不一样，所造成的意义（所指）就不一样。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传承力，不是一个小事情。书法将汉字美化雅化，使得汉字从那种简单传达意思记载语言的工具变成一门玄妙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东方艺术中的一个奇观。季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想法，他自己就是一位学者书法家，给我写的一幅书法：“极高明而道中庸”，就颇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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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我小的时候写过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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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写欧、写柳还是写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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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最初是柳体，然后是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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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您现在的字，您觉得是像柳颜还是像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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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象柳，当时在济南，比较规规矩矩。后来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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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颜筋柳骨。柳字比较挺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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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后来到国外很多年，没有毛笔，墨也没有，就没有用毛笔写过字。近些年写字是赶着鸭子上架。现在汉字没人再讲废除了，过了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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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毛泽东主张汉字拉丁化，他晚期的狂草书法却有传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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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书法归书法，应用归应用。我自己做为一个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委员，不应该发表反对意见。文字当然要变，这没问题。从甲骨文到大小篆到隶书都在变，但是由政府来指定变的，秦始皇指定过，一般都是由老百姓开始。我们现在简化字的问题不少。如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后”，云彩的“云”和当说讲的“云”，老出问题。第五批简化字撤消了。为什么取消了呢？当时是根据毛泽东的同音代替。同音代替，然后就可以变成把汉字取消了。同音代替怎样解决？如“元”、“圆”都用“元”。“元旦”是过新年的元旦，还是圆圆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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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这是否造成思想的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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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这是一种“左”的表现。文字改革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是随便改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第五批简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现在的话，将造成大混乱。至于美术字，毛泽东并不主张不用汉字，就象画画一样，追求线条的美，是艺术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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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季老，街上的繁体字招牌要换， 96 年、 97 年搞得很厉害。关山月先生他们六位老人写了一封信给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批示下来，岚清同志做了讲话，说书法要保留，招牌是手写体的就不用去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做了一个规定，可以用一个简体字在旁边标出来。要是全部改招牌，将造成很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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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后来不是讲了，书法可以写繁体字。我们三代领导人，都习惯写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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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历代都是写简用繁，写和用是两回事。英文也有小写、大写，它的体也不一样。汉字包括书法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代表，如果把这个去掉，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它重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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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书法传统经典与当代书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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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汉字改革委员会，里边总觉着有两派。每一派都是从消灭不消灭汉字而来。要消灭汉字的，是激进派。侯宝林、罗章培、王力、叶绍钧 ( 圣陶 ) 等是保守派。使繁用简，是袁晓园的口号，这个口号没错。繁体字要使，不使怎么行呢 ? 这个也受到“左”派的攻击。做为艺术来讲，现在并不限制你写繁体字。启功先生是主攻书法的，第五批简化字的“家”下面不是猪 ( 豕 ) ，而是“人”（ 王岳川 ：象“穴”一样。 ) 家下面这个“豕”好写，宝盖下边一个“人”就不那么好写了。家里面怎么有猪，而应有人，这也是左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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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季先生，您认为当代有些人写书法不写汉字，那还是书法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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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画画与书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画和书法合在一起，比如写“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叶，看上去像个荷字。这个我不大懂。这又何必呢 ? 书法是书法，画是画就完了。当然画荷也有各种流派。最近一期《中国书法》，我看完了。最后一篇是曹宝麟的文章，对比王羲之的《圣教序》和《兰亭序》。后来我看那个表，那个字的结构，我觉得中国汉字一个是线条，一个是结构。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那几个字据说也是集的王羲之的。我看了曹宝麟那篇文章，从结构上讲是王羲之的，别的不讲，正符合我的口味。王羲之字的美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感觉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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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我对王羲之书法非常喜爱，长年临习。在感受王书风范的同时，日益明晰地意识到：注重传统的传承和升华出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当代学者艺术家不可忘怀的内涵。在书法方面当代中国有一种过分现代的情结，事实上，任何过分都会受到历史文化精神脉络的修正。二王传统对中国书法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说从事中国古代思想的人，对经典要保持一种传承之后的创新思想；另一方面说帖学与碑学不可偏废。当代人从粗犷的民间书法吸收一些营养，从大气的碑学里边学到一些豪放之气，从 雄强的 摩崖石刻中学到一种气脉——真正的大气，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粹典雅的东西也应进一步推陈出新，继续创造。季先生看到《文史知识》，说是集王羲之的字，并眼睛为之一亮。其实是中国文化中长期积累下的，对华夏审美趣味的共鸣。这种趣味，有可能经过历史的演变，王羲之的字本来在隋代以前，差不多 二三百 年间也不受重视。当时受重视的是王献之，但是到了唐代王献之的字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从唐代到现在经历一千三百多年王羲之的字占有很高的地位。我认为近十几年的书法实验和先锋书法，可能是对二王传统的过分忽略。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学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戏剧要有“戏剧性”，戏剧性就要突出人格、命运、悲剧情景，戏剧才所以叫戏剧。文学没有文学性，那么同新闻报纸，一些流行的故事，一般传说和街头巷尾的闲谈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书法是否有一个“书法性”的问题？书法性是什么 ? 现在有一种说法，现代书法是反书法，反书法性，这种说法很值得分析，也很值得思考。我倒觉得如果电影没有了电影性，文学没有了文学性，音乐没有了音乐性，就会成为另类东西。书法没了有书法性，当然也就不再是书法了。所以书法的书法性并不是僵化的东西，它是在二王书法传统中整合了民间书法、碑刻书法等形成的一种新的传统、新的整合。可以说，我们书法本身审美的东西不能丢掉，不能抹杀，要开创出新，要坚持书法的书法性，书法构成线条的美、结构的美和它那种长期的人文的艺术的文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