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评论文库]李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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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和中国现代书法运动]
     李廷华
:em11: 书法热——文学运动向传统文化的资源寻觅
     中国社会在1949年之后的一大进步，是文化教育的大普及。以前专属于士大夫知识阶级的文学艺术，成为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参与的事业，与之因应，文学艺术青年数量之多，和社会人口的增长成正比。社会的长期稳定，使得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不是很快，但是，从事学习的基本条件——时间条件和心理条件却是具备的。这样的条件，便造成了大批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文化人群。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生长起来的一代平民出身的文化人，又渐渐崭露头角，甚至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主角，试以在中国书法界、戏剧界和文学界各领风骚的刘正成和魏明伦、贾平凹三人的文化形成作比：三人均出身平民家庭，魏明伦因为从小生活在剧团，具备就近就业条件，从小便干脆不上学，完全凭仗自己读书而成为文学戏剧的全才；贾平凹虽然上了大学，但是真正成就他的是童年的乡村生活记忆；刘正成的青少年时代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在成都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里，他完全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精敏走出一条和文化寂寞完全异趣的道路；因为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浪漫天性，也因为平民阶层中的文化追求的氛围影响，刘正成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对文化艺术的全方面的热情。刘正成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位当时在工厂里胼手砥足的工人阶级，一位叫孟凌云，他教刘正成古代文化典籍和诗词，还有一位李灏先生，则是刘正成在书法方面的导师。1993年秋天，孟凌云老先生曾经对访问者谈起在“四人帮”时期曾经教刘正成他们学习的情况。孟老师那时侯已经七十多岁，说话语句已经不太清楚，使访问者难以捉摸他的文化底蕴，据刘正成回忆，昔时成都文人有诗社之雅，孟老师虽然不为外界所知，却是当年“长春诗社”的才俊之士，因为和刘正成在锦江边为邻居，使得刘正成在青年时期，失学复得学。李灏先生的书法作品，现在还可以在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中找到。这位李灏先生的书法，有章草的功底，也可以看出谢无量先生文章气息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氛围里，确实是迥异群俦。可惜这样的评价，是在今天相当宽泛通达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资讯下发出，当年的李灏先生，却是在文化专制下面戴着镣铐跳舞。椐说这位李灏先生是在“四人帮”时期发表了反对言论而身陷囹圄，被折磨染疴致死，他潦倒一身，死于四十九岁，没有看到“新时期”的文化风景。这应该是刘正成永远的痛。2001年夏天，刘正成和几位四川籍书画家在成都举办展览，刘正成作为中国书法界的著名人物，经常在他的故乡进行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举办个人性的书法展览却似乎还是第一次。这一次的展览，既有衣锦还乡的味道，也带着在文化高层沉浮中的感慨，他的展览作品中间有“锦江四吊”，分别凭吊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孟凌云老师、李灏老师。在世态炎凉之中，刘正成对当年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表现出更加深重的感情。如果读过他的历史小说集《地狱变相图》就不难发现，刘正成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文化人，他的心灵经常在世俗功利和感情真实之间冲突，他写旷达潇洒的苏东坡是写他自己，写在名位面前牺牲了真挚爱情的元稹又何尝不是在写自己？即使是吴道子和皇甫轸这样两个处于文化权贵和和文化压制之中的对立面，难道也不都有他自己？刘正成少年时熟读郭沫若的《凤凰涅磐》，其中的句子：“我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就是他，我就是我……”，如今再读，应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刘正成向李灏先生等学习的青年时代，对文化专制的反抗是他们精神世界里的主题。应该说，在“四人帮”文化压制下成长的一代文化青年，是曾经最有文化激情，也最有对于专制文化的反抗精神的，思想性的激情阐发成为他们最长久的文化特征；究其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生成期间，中国社会受经济因素支配的成分稀微，耽于思想的青年人长期处于被意识形态捉弄和对这种捉弄的反叛之中。鲁迅先生在为一位早逝的青年作家韦丛芜写的纪念文字中有这样的意思：奋争便会送了他的命，而隐忍着也会齿碎了他的心。敢于象李灏那样为了精神追求而送了命的英雄毕竟难得一见。在长期的历史时空里，文化艺术不能成为安身立命之所，却往往是一个青年人躲避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方便。中学毕业以后不久，刘正成便在一家大型的国营纺织印染厂当工人，那时侯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每一个大一点的国营企业都有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宣传队伍，即使在农村，也总有配合中心工作的宣传活动。那一时期的很多有心志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年轻人都被这样一种体制利用也利用了这种体制。还是以魏明伦、贾平凹和刘正成三人为例，魏明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发配到农村劳动，这时候他的戏剧本行不能发挥作用，他便学习画毛主席像，比较而言，总是比在田间地头累死累活要好过一点；贾平凹最初的文化锻炼，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水利工地办黑板报，这一方面是出于贾平凹的文化天赋，同时也可以说他瘦弱的身体根本不能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里，人们首先要活着，然后才可能生活。为活着的艺术活动必然是被动的，最高状态也不过是因为熟练而达到的工艺性，只有出于心灵驱谴的艺术活动才有可能是真正创造性的。这三位艺术家都经历了从活着到生活，从工艺性到艺术创造性的变化。刘正成在四川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的时候，业余时间全部用在自己的文化积累上面。他搞文学，搞书法绘画，也搞戏剧。如果“四人帮”不垮台，他会和那时期的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不得不在完全被动的心理下面玩弄一点文化艺术的技巧，以求比自己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生活得轻松一点。他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文学艺术青年不同的是，在搞创作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学术；在关心现实的同时，他特别衷情于历史；他最初的读物中间就有一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四人帮”的完结，使得中国社会中蕴藏已久的文化批判的能量突然释放，成就了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刘正成也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现实题材小说。原《四川文学》老编辑刘元工先生回忆：“刘正成的现实题材小说寄给编辑部不少，基本上都不成功。但是，他的一篇历史题材小说《怀素自叙》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熟悉和把握能力，我们很快就发表了，又请他再写，他就又写了《地狱变相图》等，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倒能够反映出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历史文化情结在刘正成的全部文化生活当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分量。从刘正成已经发表并且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两次出版的《地狱变相图》和《刘正成历史小说集》所收八篇小说来看，他在青年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是全方面的，从书法家怀素、画家吴道子、音乐家万宝常、戏剧家孔尚任到大文豪王安石、苏东坡，以至中国道家文化的始祖庄周，他全写到了。在八十年代初期风靡中国的小说热里，历史小说也有其位置，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选编过《短篇历史小说选》，刘正成的《地狱变相图》在其中。写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学者，和写现实小说的作家相比，学养普遍高出一筹，但是，学者小说写得生动入微的也并不多，有很多作品实际上只是在展览作者的历史知识，既不能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眼光发现古代和今天的“心绪悠同”，也就不能让读者发现作者的人间关怀。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学士辈百千言，未如才士一言中的。钱先生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有真学问有真性情的才士。所谓才士，就不是书窖子，而是在学问面前像老吏断狱，直是要推勘到底。看刘正成的《地狱变相图》，就是对文化人精神灵魂的“推勘”和拷问。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文化批判的激情下普遍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幼稚和隔膜，在最初的大声疾呼之后便显得底气不足，刘正成却是一个异秉：因为长期的文化积累和精神积淀，使得他的文学创作虽然没有在大潮初起时冲浪在先，而对以后长期的文化颐养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他以后在必须具备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方面修养的书法运作中提供了厚实基础。所谓的中国书法运动，正是中国“新时期”在经历了文学运动之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要向历史寻找资源这样的大条件之下应运而生。现代中国书法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群之多，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衍乃至经济生活发生的影响之深刻，为中国书法历史上从来未见，亦为“新时期”以来文化复兴中最突出的现象，刘正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实在值得治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化史者研究，而刘正成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从文学到书法的变化和融会，也正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从文学运动往书法运动转移的线索。
:em17: “中青展”——从“名人书法”向竞技性书法的转移
     刘正成在中国现代书法运动中的突出作用，首先表现在成功地组织了从第二届到第八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展览。在此之前，中国书法的展览活动一直是邀请和推派性质。参与展览的书法家大多数是因为社会地位的显赫而以名流身份客串书坛，这样的现状，不适应文化复兴运动中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加的客观形势的要求。从“四人帮”下台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文学运动中，已经有一大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子弟通过自己的文化述说进入社会话语中心，而书法界则还是老人名人贵族化的领地，是过气官员排遣余年的休闲场。自从刘正成主持第二届“中青展”之后，使得中国的书法活动吸引了全国数以十万记的参加人群，从而使得“活动”有了“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正是在这“运动”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严格的评选规则。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以竞争性为标识的“中青展”和依然通过邀请和推派方式进行的其它展览并行不悖，一大批中青年通过竞赛渐渐成为书法界的一代新名流。和因为作品进入文坛的“新时期”作家终于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话语主流仿佛，“中青年”书法家也改变了今天中国书法界的基本结构。又因为“中青年”书法家中的相当多数人本身就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青年，他们在从事书法活动的同时，没有消释文学青年原有的社会关怀。他们要求学术的民主，要求竞争规则的公正，要求艺术天地的宽阔拓展。虽然“中青展”进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本位”“权钱交换”恶性发展的社会环境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是毕竟由于竞争性决定了它的基本品格，就像以前社会中的科举制度，不论有多少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它还是给大多数寒窗士子提供了进身机会。在长达十五年时间里，刘正成为“中青展”的进行投入了他一生中最充沛的精力。这里面包括，在体制条件下组织起评选班子：这除了作为主导者的刘正成必须在书法创作和学术上有领袖群伦的号召力，还必须有和书法界精英长期共事的亲和力，在发生岐见和利益冲突时的协调能力。竞赛规则的制订：这必须具有一定的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政治意识，具有对于希望通过竞赛被社会接纳的中青年书法人群心理态势的了解；经费的筹措和公共关系的处理：现代书法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很大不同，就是它发生之初，中国社会环境已经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书法人群的文化行为本身就和经济行为有更加直接的联系。刘正成早年生活中的经验，也为他从事书法运动必须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书法运动的弄潮人刘正成和当年书斋中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刘正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以刘正成为评选委员会负责人的历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其参与人群和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程度，在很多年里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道奇异的风景。以全国第六届“中青展”为例，开幕仪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参加这天开幕式的政界要人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文学界的规模，从全国各地前来的书法青年更是几乎挤破了博物馆的大门。在这些书法青年之中，确实有一些出身寒门的成功者，比如山东的于明泉，他出身农家，大学毕业以后，长期在一个地区的党校做理论教员，既远离文化艺术中心，又没有任何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如果要说于明泉在“公共关系”的年代也不甘寂寞，无非是他肯于向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学习，他的老师华人德和吴振立在书法界也都是不怎么凑热闹的人。于明泉在连获两届“中青展”一等奖之时还不曾近距离接触刘正成。于明泉的书法风格朴实平易，在众多横放杰出的青年书法家中间，表现出一种冲和的文化态度，他的参展作品连续三次在全国“中青展”获得一等奖，使得一个平民青年成为在中国书法历史上不能遗忘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刘正成这个平民书法领袖在十多年间运作的一个结果。于明泉只是一个突出的个案，仿佛于他的中青年书法家在现今中国书法界可以说比比皆是。如果要说刘正成成功地因应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完成了他理想的现代书法运动，同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也为这种因应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对于一个本来可以聚全力于书斋，在著述方面探幽索微的人来说，最不可替代处是它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的心境，且不说在现实社会中要长期做成一件让上下左右皆大欢喜的事情还得付出多少心理的和道德的代价。当中国书坛重新恢复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派格局的时候，以刘正成为领袖的“中青展”也仿佛走到了尽头。中国现代书法运动的群体性表现也成强弩之末。当然，这种变化对于书法艺术本身的发展，甚至对于刘正成个人以后的文化创造，以及他的道德生活来说，也可能是塞翁失马。刘正成在这样一番沉浮之后，表现出对“孟老师”，对“李灏兄”以及往昔布衣之交的真实情感，实际上是他往文化本质的归依。作为中国现代书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一种归依，其意义又不是完全属于刘正成个人的。从书法艺术的本质来看，杰出书法家的产生既非团体行为可以打造，也和“呼唤大师”之类急功近利的文化泡沫无缘，中国书法历史上真正禁得起时间淘漉的书法家，都必须具备全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禁得起命运的沉浮，能够撇清偶然机遇带来的浮光掠影，真正沉潜在听凭心灵驱谴的艺术创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刘正成为领袖的中国书法运动，为中国书法在二十一世纪的真正复兴，进行了蓄势十足的准备。如果说，“中青展”是这种复兴的人才准备的话，以刘正成为总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出版为其象征，中国书法的全面复兴也已经有了学术上的准备。
:em19: 《中国书法全集》——表现全方面能力的艰难事功
   刘正成具有成为一个好作家和优秀书法家的条件，他又有完成巨大事功的能力。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在2000年年底已经出版了四十余卷，这部准备出版一百零八卷的大书，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界出版界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也应该说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件无与伦比的事情——无论是这部书的内容还是它的运作过程。刘正成在青年时期学习书法时，从四川省图书馆看到过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编的《书道全集》，那时候他未必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来编辑这样一部大书。当这样的机会和条件终于降临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是刘正成勇敢地迎接了它。刘正成在1986年担任《中国书法》杂志的实际负责人之后，便联络中国书法界一批有学术志向的中青年，先行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的《中国书法欣赏大词典》，在北京大地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开始，刘正成为总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开始在北京荣宝斋出版发行。《中国书法全集》计划出版108卷，从中国上古时期的商周金文书法开始，直至现代于右任、谢无量、高二适等名家。《中国书法全集》比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皇家书法刻石类书年代晚，收罗完备远远胜之自不足奇，《中国书法全集》的真正胜过前人之处在于它的学术性。“全集”每卷均由当今对各该卷书法内容最有研究的书法学者担任主编或者撰稿人，不惟对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具体内容有详尽评论和考释，使读者可以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得到有关的学术知识，又对书法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揭载，比如，在《中国书法全集——柳公权卷》中，便收录了老一辈书法学者徐邦达先生和中年学者曹宝麟关于柳公权《蒙诏帖》真伪的争论文章。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中年一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修养在某些方面并不比老一代逊色。
     1995年底，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五位当今中国学术界久负盛名的学者顾廷龙、季羡林、冯其庸、李学勤、金维诺聚谈《中国书法全集》。老先生们首先肯定的是《中国书法全集》的学术价值。顾廷龙先生将《中国书法全集》和以前的《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比较，认为“全集”远远超过了前人刻帖，是中国有书法史以来最为宏大的一项工程。对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作过前瞻性判断的季羡林先生认为“全集”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特点与成就。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则评价“全集”在“史”与“美”方面结合得好是一个特点，他认为日本的《书道全集》错误甚多，而《中国书法全集》在学术的精严方面远胜（刘正成曾经多次谈到，他编辑《全集》吸收了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的很多经验和教益）。比较美学家金维诺先生说，通行的世界美术史，实际上是西方美术史，西方美术家可以从《中国书法全集》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长期以来，人们对书法类图书的认识就是“字帖”，书法学术很少进入习书者的视野，这就造成了书法参与人群庞大而学术底蕴虚弱。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集中了中国当代在书法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件具有相当难度的大工程，作为总主编，必须对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都有领袖群贤的威信，必须有宏观筹划能力和协调各方的工夫，还要有精密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运作手段，倘若在任何一个方面缺乏能力和韧性，这一件大工程就可能功败垂成。《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过程证明，刘正成在多方面的困难面前展示了多方面的才华。在《中国书法全集》中，刘正成自己担任分卷主编的就有《张旭怀素孙过庭卷》、《苏轼卷》、《王铎卷》、《黄道周卷》、《徐渭卷》，是承担任务最多的一位作者。刘正成自己在早年的小说创作中便锻炼了生动畅练的文笔，这使得他的行文如梁任公所谓“笔端常带感情”。中国过去的学术圈和大众文化的睽离，一个原因便是自作高深，故作高深，并不一定是怎样深奥的道理，非得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这也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人暌违千里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难以沟通的一个原因。吴晗、朱东润、谢国榛等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曾经在学术性和可读性方面做过成功的尝试，钱钟书先生更是把学问和趣味结合得浑然无间的巨擘。冯其庸先生在荣宝斋评价《中国书法全集》时曾经拿《苏轼卷》为例说：“这是学术和文学的结合”。这种结合其实就是要使文章生动活泼，并非降低其学术性和理论性。《中国书法全集》在全方位表现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面貌时，也对一些书法史上有过重大争议的问题作出了结论，比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兰亭论辩”，在当时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有正确结论，以后事过境迁，论者往往莫衷一是，不敢作出结论。在庄希祖为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朝名家卷》中，收录了刘正成的《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使用“二重证据”，证实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楷书，从而果断地为“兰亭论辩”画上了句号。自从康有为的“崇碑抑帖”说漫涣开来，在中国现代书坛造成巨大冲击，康有为有离经叛道思想而又游移不定，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往往漫漶大言，首鼠两端。《中国书法全集》并没有因为他的名气忒大，便给以特别地位。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全集”中，王羲之、献之父子两卷，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王铎均是两卷，在康有为之后的于右任也是单独一卷。为此，有人曾经当面问过刘正成：以康有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不和于右任一样单列一卷？在“崇碑”的书法家和爱好者心目中，即使为他出两卷也不为过。刘正成回答：“他的字并不好”。读者现在看见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郑孝胥、罗振玉的合卷。这和肯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一样，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这种编辑思想可能不为一些读者理解，但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定力，表现了《中国书法全集》的文化品位。
    《中国书法全集》是在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进入编辑和出版的，如果求速成，求经济效益，就只有降低或放弃学术追求，走以前书法书籍单纯编印“字帖”的老路。读者现在看到的《中国书法全集》，在纸张和印刷质量方面还有很多不尽人意处，但是，它的文字部分，确实代表了当代中国书法学术界的水平，其中如丛文俊关于《商周金文卷》和《春秋战国金文卷》的考证论述，在一部分读者颇感神秘的上古世界纵横驰骋，将乾嘉学派的细密工夫和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结合而驱谴，可见“文革”之后中国学术的全新面貌；曹宝麟主编的《米芾卷》不惟述论灰宏，连作品考释文字也写得美仑美奂，在精严之中脱透雅韵，使人读之不忍释手；凡此，都可以见出《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水平，冯其庸先生说：“这是每个书法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如果认真读完这一百卷的导读、考释文字，那么他的书学水平自然也就可观了。”
    《中国书法全集》从1991年出版第一卷开始，如今已经出版了四十余卷，在这十年之中，中国书法运动波澜起伏，如果说在运动的热闹之后，必然会有冷静的学术建设，那么，《中国书法全集》后面几十卷的编纂将要伴随刘正成从中年进入老年，想到这一点，既见辉煌，也见悲壮。
:em16: 主持《中国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兼容并包的文化实践
     刘正成以其历史小说进入文坛之后，从工厂被调进《四川文学》当小说编辑，以后又担任在全国纪实文学界得风气之先的《人世间》杂志的副主编。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环境，使得他有机会往全国组稿，和文学界的新老人物进行广泛接触。他的进入北京，进入中国书法圈子的核心，与其说因为他的书法，不如说更因为他的文学。决定将刘正成调进北京的决策人物陆石，当时是中国文联的秘书长。陆石和刘正成的渊缘首先还是文学，刘担任四川“人世间”杂志副主编时，曾经往全国各地组织稿件，其中也有了和曾经是小说家的陆石的联系。陆石在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并且负责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实际工作之后，便想起刘正成。1993年秋天，在从重庆往武汉的轮船上，陆石先生对人谈起调刘正成到北京时的考虑。他说：当时在书法方面表现得活跃，准备调进北京帮助谢冰岩先生编辑《中国书法》杂志的人选，除了刘正成，还有别人。当时在书法创作和书法活动方面的影响，其他的候选人也不比刘正成小，但是考虑来去，刘在文学创作和编辑方面的经验要突出一些。到北京来首先是要编好杂志，就决定了调刘。
     刘正成接手负责《中国书法》的实际工作之后，在逐渐增加对中青年书法家宣传的同时，对中国书法历史上被长期冷落的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老书法家，也情有独钟。这里面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对谢无量先生的宣传。刘正成一上任，就要用显著篇幅发表吴丈蜀先生等人介绍谢无量的文章，当时中国书法圈子中心的很多专业人员不知道谢无量为何许人，对刘正成此举颇有微词，甚至以为他是以权谋私为四川老乡办好事情。（这不禁使人想起有位学者最近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批评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谢无量的旧体诗是因为“老乡关系”。谢先生是四川人，却从小生长在安徽）。从此事可以看出刘正成的文化见识和当时书法界闭塞的空气的抵牾。谢无量先生的书法是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与一体，惟独缺乏表演性，是中国书法历史上“文人书法”的代表，这种文人书法的内涵，就是强调学问、性情和书法趣味的融会，不妨以陈师曾先生对“文人画”的界定为参照，陈先生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谢无量先生的书法，就符合陈先生的要求。由于中国文人在志趣追求中往往孤芳自赏，也就经常有“佳书不入俗眼”的现象存在。谢无量先生自己，就从当年的红极书坛变得鲜为人知，这变化，也正显示了中国书法界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于文化内涵的鄙薄和游离。刘正成对这一文化现象是有相当体会和了解的，主持《中国书法》杂志的编政之后，在照顾书法圈的一般要求的同时，他便经常想加强《中国书法》杂志的学术性和文化内涵。正是他的这样一些基植于文化理想的努力，使得《中国书法》杂志在很长时期保持了较高的文化质量，也影响了书法人群中的文化追求。事实上，刘正成之所以得到中青年书法家的推崇喜爱，主要的原因正是他在书法圈里表现出的文化理想。除了编辑出版《中国书法全集》和主持《中国书法》杂志之外，刘正成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组织多届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书法学术研讨会。如果说，“中青展”的范围是以中国大陆为基础的华人圈子，“研讨会”则是国际范围的，以1995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为例，就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书法艺术开展得最普遍而且深入的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刘正成自己在举办国际性会议、出国访问或者讲学时，也拜访了很多国际知名的书法学者，如日本的中田勇次郎，法国的熊秉明，美国的王方宇、傅申，香港的饶宗颐，澳门的梁披云，韩国的金膺显等。在这样的文化交往中间，他传播了中国书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信息，也了解到中国书法这古老的艺术在全球化文化艺术发展中的融和状态。这样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全方位的寝馈和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了解，使得刘正成在他的书法创作、组织、学术和编辑活动中间，即表现出作为个人的趣味和定见，又表现出“兼容并包”的风格，以“中青展”为例，注重传统是这个展览的主流，“现代派”书法在这里也有位置；《中国书法全集》的考据文章和《中国书法》杂志的评论文章，即可以见到乾嘉学派的精严传统，也不难发现揭橥人物心曲和事物本质的文字。凡此，都可以看作刘正成和他的文化同道们对自己文化理想的实践。
     刘正成在现代中国书法运动中表现出的见识和魄力，他的创造性劳动，造成了一道使人憧憬的文化风景。可以说，由于书法运动的特殊条件，也产生了和文学运动不同的人物影响。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运动中，虽然出现过不少因为创作实绩和组织活动风靡一时的人物，但是，在文学界似乎还找不出一个像刘正成这样在长时期里发生长久影响的人；在中国书法家中间，比刘正成的头衔地位高得多的人物大有人在，似乎也还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对一代书法青年产生长久影响的人。在“转型期”的中国，艺术不可能完全游离开权力，艺术和权力结合的高峰，在表面的轰轰烈烈下面，实际上必然是艺术本质的丧失。刘正成作为一个洞悉人情世故的小说家，不可能不知道在艺术和权力的结合中会发生多少尴尬，但是，他却无法规避，甚至有时候还得拿出相当的热情和精力投诸其中。实际上，他也因此招至了一些批评，而发出批评的人还多是他往日的朋友。其实，批评他者，如果抛除个人因素，往往也实在是看重他这些年文化运作的意义，不愿意看见一个中国书法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被官本位的恶浪吞噬，不愿意看见一道文化风景变得黯然失色。刘正成曾经在不同场合对人吐露过苦衷：为了把中国书法运动发展下去，也为了把《中国书法全集》出齐，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事。对此，他既取得一部分谅解又不能完全，因为刘正成是从文化专制的年代里走出来的，命运注定他或者坚持文化理想，或者因为和官本位的媾和而放弃文化理想，因为刘
正成的性格中间很少隐逸的成分，“狂者进取”集于其身，他必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物议纷纷就是必然。文化事业不同与其它，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文化的本质是人心，人的灵魂；如果经常要违心说话办事，那就可能表面成就越大，离文化精神越远。所有从文化专制下面挣扎出来的躯体和灵魂，对生命的真正留恋其实还是精神的自由。在八十年代初期，刘正成就购买并且阅读了《陈寅恪文集》，他还曾经把《柳如是别传》借给不少朋友阅读。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在提出之倾有其特定涵义，作为文化专制中间过来的一代文化人，却不能不成为精神旗帜。其实，这也是刘正成不甘舍弃的精神旨归，倘不如此观，就无法理解他在《地狱变相图》一书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探询，无法理解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制造“地狱众生”的追问。作为个体文化人的自由向往和作为文化组织家的和光同尘一直使得刘正成长期生活在矛盾之中。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还得依靠无数个体生命的坚韧努力，刘正成在经历了个体精神和体制运转的结合与冲突之后，作为他个人，必然产生对于自己和时代的更加真切的认识，对于还在年富力强的他来说，他的文化事业应该还会出现新的风景。至于“中国书法运动”，是对于特定时期一种文化现象的概括，可以说，在刘正成之前，中国书法界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在刘正成之后，中国书法界已经不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再发生什么“运动”，从这“运动”产生的时代条件、文化背景、人才资源综合观察，这“运动”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刘正成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