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坛新发现

龙象之争

摘选自http://blog.sina.com.cn/xianwanggenquan

论说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

书法艺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灿烂之国粹，历经数千年，一代代、一批批书家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努力，使其不断发展，不断成熟，日臻完善。但是，千百年来书法的评判以及评判的标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至今评判的标准还是很模糊，评判仍然是主观意断。正是因为这一点，致使许多学书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埋没了我们许多书法天才。
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孙过庭在其《书谱》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原文是：“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为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竟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这段话只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很平常普遍，语言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却反映出了书法界一个最为要紧的问题，即书法的评判标准问题。为了能将这一问题看得更为清楚仔细一些，现在我们就将这件事情作一番深刻剖析。
孙过庭的这段话中心说了一个意思：书法评判中没有真正的识者。首先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书法评判者的群体问题。他把书法评判的群体即所谓的“识者”们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不识者，“其中巧丽，曾不留目”；第二种是错识者，“或有失误，翻被嗟赏”；第三种是不表态者，“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可以看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书作评判群体，是一个负不起责也不负责的群体。评判的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即昧所见，尤喻所闻”。
看来评判确实是出了问题了。为了弄个究竟，孙过庭开始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了。他把自己作品的形式作了些改变，将自己的书作题上古人的篇目，再用淡黄色的绫子表装后，再拿去让这个评判群体去评判。结果是：“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竟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不难看出，这一次评判同样是胡评、乱评，但评判的结果变了，而致使结果改变的，不是作品的艺术内容，而是作品的外在形式。即“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看来书法的好坏高下，与艺术方面的关系并不是很大。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孙过庭发现了第二个问题，作品的好与不好，是由所谓的“贤者”说了算的。“贤者”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要想让“贤者”说你好，那么就必须得让“贤者改观”。
这里孙过庭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书法的评判标准问题。书法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贤者”的观点。“贤者”的观点是不是一个纯书法艺术的观点呢？显然不是。它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可以是人缘的，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其它的。结论有了：书法评判的标准是“贤者”的观点，“贤者”的观点可以不是纯书法艺术的观点。一句话：书法评判的标准是任意的。
第三个问题“贤者”是凭什么“改观”？也就是评判的方法问题。先看看“贤者”是些什么人？“贤者”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谁最具有影响力呢？资深者、为官者、当权者。官越大，权越大，影响力就越大。这些个资深者、为官者、当权者可能是书法家，也可能不是书法家，可能懂书法，也可能压根就不懂书法。他们是怎样评判的呢？观点是怎样出来的呢？孙过庭没有说，但是可以想象，他们用的是“拍脑袋”的方法，脑袋一拍，观点就出来了。这就是书法评判的主观随意性。
孙过庭算是把书法评判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原来书法评判的裁判是一些不一定懂书法艺术的但具有影响力的“贤者”同一群不负责任的“愚夫”、一批“墙头草”组成。评判的标准是任意的，评判的方法是随意的。关于书法家的任何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贤者”就可以拍脑袋。“贤者”脑袋一拍说谁好，愚夫们就跟着说谁好；“贤者”吹什么风，“墙头草”们就往那边倒。“贤者”凭自己的好恶可以以任何理由轻易地肯定任何一个书法家，也可以以任何理由否定任何一个书法家。作为书法家无论你的书艺多高，仅凭自己的书艺，对“贤者”没有任何奈何。千百年来，我们的书法家就处在这样一种评判环境中，他们的书法艺术生命就掌握在这样一群裁判的手里。
在这样一种评判体制中，我们的大师们所经历的境遇是怎样的呢？
王羲之是大家最熟悉的人物，现在人们都称其为书圣，但在唐以前并不是这么回事。王愔是北朝一位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其在《古今文字志目》中对魏晋时期的五十八位书法家的排名情况是这样的：韦诞、张缉、郭伯通、韦熊……王羲之、张彭祖、谢安、郗愔、任静、王献之、王珉、桓玄。王羲之排名倒数第八位，顺数第五十一位。
羊欣南朝书法家，其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排名情况是这样的。秦三人：李斯、赵高、程邈。汉、魏、晋四十五人，王羲之排名第三十五位。
袁昂南朝梁书画家，《古今书评》为奉勑品评之作。其品评了二十五人，王羲之列第一，王献之列第二，张芝列第十九，钟繇未被列举。在列品后又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羊真孔草，箫行范篆，各一时绝妙。
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列举了三十二位书法家，钟繇第一，王羲之第二，蔡邕第三，韦诞第四，张芝第五……王献之第十。
庾肩吾南朝梁书法家，其《书品》中将一百零八位书家们分成上、中、下三级，每一级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之上者三人，排名情况是张芝、钟繇、王羲之。
李嗣真，元代书画家，其在《书后品》中记载了八十二位书法家，在沿袭以前九等之分的基本分法外，又增加了一品，即上上品之上更列逸品。这样书品就成了十品。被列为逸品者五人，李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
张怀瓘，唐开元间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其《书议》中列名迹俱显者一十九人，并说“千百年间得其妙者，不越此数十人”。在一十九人中王羲之排第十八名，王献之排第十九名。
王羲之本人对自己的评判是：“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过庭在其《书谱》中引用评者的话是：子敬之不及逸少，尤逸少之不及钟张。”
二百年后王羲之遇到了“贤者”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亲自为王羲之撰传，传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赞王羲之。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这位“贤者”不但改了“观”，而且大力推崇，他采用了政治手段，不惜人力财力下大功夫全国搜寻王羲之书作，组织人临摹，将摹本送给子弟和大臣让他们临习，大力提倡推广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有唐一代尊王的书风，一直影响至今。
孙过庭所作的评判实验已很能说明孙过庭当时的境遇。唐代出了那么多的书法大家，史书上都有他们的记载，惟独孙过庭新旧《唐书》均无传。窦臮，天宝间书法家，其《论书赋》中评：“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列神品二十五人，妙品九十八人，能品一百七人。能品中隶书二十三人，孙过庭排名第二十二位；行书十八人，孙过庭排名第十位；草书二十五人，孙过庭排名第十六位。
未长文，宋代书法家，其《续书断》把唐宋时期的书家分为上、中、下（神、妙、能）三品，一一评论，以补《书断》之缺。神品三人，妙品十六人，能品六十六人，附下九人。孙过庭被附在第十名王绍宗名下。“绍宋所善孙虔礼，字过庭，官至右卫胄曹参军，书有能名，或病其体多同而格不高尔。”
与孙过庭同时代的陈子昂曾为孙过庭死后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祭率府孙录事文》二篇祭文，陈子昂在文中写到：“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怀众室而未摅，永幽泉而掩魄”。陈子昂对孙过庭的评判应该说是“改观”。但陈子昂的影响力不够，还算不上“贤者”。真正的“贤者改观”则是五百余年后的宋代，宋高宗谓孙过庭的《书谱》“此谱妙备草法”。宋徽宗又渗金御题“唐孙过庭书谱序”。自此以后孙过庭书坛的位置才算有了确定。
米芾一向高傲自大，他认为“张颠俗子，变乱大法”，但对孙过庭却很认可。《书断》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着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清代的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写道：“唐初诸人无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书谱》，天真潇酒，掉臂独行，天意求合而无不宛含。此有唐第一妙腕。”
王羲之如是，孙过庭如是，其它的一些大师亦如是。过去如是，现在亦如是。王羲之、孙过庭算是幸运者，虽然时间长了些还有“贤者改观”，终有出头之日，那些遇不到贤者，贤者不“改观”者，岂不是老死于斗室草野，淹没于喧海了。
书法如是，“相马”亦如是。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发表了自己的相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之也。”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千百来人们却拿它没有办法。只有求贤、等贤。有了千里马不行，还得先找伯乐。一般人对此无奈，“圣人”对此亦无奈。孔子对此感叹曰：博学深谋而不遇者众矣，何独丘哉！”
“相马”如是，其它方面亦如是。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为社会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集团朝庭提供了一个通道。科举考试也就成了举国大事，以文章取仕，朝野上下人人皆知。一篇文章定终身，谁的文章能评第一？谁的文章该评第一？谁该入榜？谁能入榜？谁被落榜？每一次考试的前前后后都围绕着这一问题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喜剧、悲剧和闹剧。朝野上下一起参予，大家都在作文章。考生作的是应试文章，考官则作的是评判文章。考生的文章是死的，考官的文章是活的；考生的文章是被动的，考官的文章是主动的，考生的文章变数很小，考官的文章变数很大，考生的文章是被决定的，考官的文章才是决定的。考官们作什么文章呢？作文章评判的标准和评判方法的文章。由于评标准是模糊的，评判方法是主观的，考官们文章的空间就很大，大到了可以把“天”戳破。科举考试出现过许多问题，考案几乎每次都有，其中几次大的考案轰动了全国，牵扯到朝庭，牵动了皇帝，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和结果呢？我们说一切的一切都出在评判上，出在评判的标准和评判的方法上。其评判标准是定性的，其评判的方法是主观的。标准就是一把尺子，尺子就应该有刻度，刻度就是“量”，有了量的概念，测量才能得出准确的结果。现在这把尺子是定性的，定性只给出了区间和范围，区间和区间，范围和范围之间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加之，评判的方法又是主观的，主观就不可避免倾向性和随意性。这就是说评判使用的是一把没有刻度的橡皮筋尺子，用这样一把尺子，就得不出准确的测量结果。评判是一种“良心评判”，良心评判就难免滥评、乱评、妄评、错评。良心评判加上橡皮筋尺子就使得评判失去了公平和公正，也就没有什么信度。.....

龙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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