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刘正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

书法在线 · 发表于 2009-1-13 11:04:25

         《书法时代》杂志在北京创刊

   三马记：由青年书法家朱海峰主编的《书法时代》杂志第一期于近日在北京面世，可以讲朱先生是双喜临门，“朱海峰书法展”同时在浙江温岭东辉阁举办，红红火火，刘正成先生、王岳川先生等专程前往浙江出席开幕式。

   朱先生主编的《书法时代》杂志有封面人物、高端访谈、时代名流、学者萍踪、艺苑芬芳、市场关注、书法现场、多学科论坛、画廊讯息等栏目。由文史学者、艺术批评家朱中原撰文的“刘正成：现代文人日常书写的审美与回归----刘正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更为杂志增加可读性、趣味性，现全文转发如下：

   同时，“高端访谈”刊发王岳川：文化书法和中国书法的时代命运；“学者萍踪”刊发徐寒：国恩禅寺新建大门牌坊记；“多学科论坛”刊发张典娣：访《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故居和其亲人等文章。

      现代文人日常书写的审美回归

               ——刘正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

                              朱中原（作者为文史学者，艺术批评家）

刘正成是天才，不可多得的艺术天才。这话不仅仅是我说的，甚至他的一些艺术“政敌”也如是观。

刘正成的这种天才，在当今书坛是他人学也学不来的。

当今书坛，有人写字写了一辈子，但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字到底有多差，有人写文章写了一辈子，但到死对书法审美的认知却还是糊里糊涂的。现在有些书法家，本身没有艺术秉赋，却非要挤进来搞书法，结果一辈子没写好，也不可能写好；有些书法家，本来可以把字写好，但却受到错误书法创作审美观的误导，而最终没能写好字；还有一些书法家，之前本来字写得不坏，但同样由于受错误书法审美观当然还有名利观的驱使，到后来却越写越差。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很悲哀的。如是种种，刘正成以前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他对这些，早已洞若观火。

刘正成是中国当代书法史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当代书法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这一点我相信基本都能得到认可。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应当是当代书法审美风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一点，未必能得到认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刘正成并不是一个“著书立说”之人，或者说，与他人相比，他的著述并不多，甚至几乎没有专著（唯有新近出了一本《书法艺术概论》），没有专著，自然就意味着没有提什么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了。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读。因为，刘正成的书法审美观，恰恰不是像有些盛产文字垃圾的理论家一样，是在众多的“专著”堆砌中体现的，而是在其不经意的日常行为书写中体现的。

从这个角度说，刘正成的书法审美观和书法理论观，已完全融入其日常的书法创作行为中。因此，对刘正成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观的解析，乃是对刘正成书法思想进行全面考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刘正成对当代书法审美与创作的重要贡献即在于，他的书法创作实现了日常书写的审美回归，某种程度上以其艺术行为回归了书法的本体和传统，并因此而具独立的艺术学和社会学价值。刘正成之不同于一般的个体式的书法创作家即在于，一般的书法创作家，无非是一个简单的写字、卖字和临摹、创作等行为，而刘正成之独特价值即在于，他未有将书法创作从日常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书法家那里，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审美是分离的脱节的，其艺术的行为是“虚构”的、“虚幻”的，而在刘正成这里，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审美是融合的，而且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融合。刘正成的艺术创作是真实的，是生活本身。当然，这种成就来自于他的感性经验与超验情怀。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感性经验之艺术美学价值。西方美学大家，论审美之积淀，率皆重视人的感性经验对于美的作用。准确地说，美是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更多的还是感性经验，这种感性经验，并非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肤浅的认识”，以为感性的认识就是肤浅的表面的，而实际上感性经验恰恰是人的内在本体的自然表露，是人未经过理性的功利的思考之后所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意识。换句话说，如果说科学研究更多的是需要理性思考的话，那么，艺术创作更多的则是需要感性经验。这种感性经验当然是对作家主体生活的体悟之结果。刘正成之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即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粹感性的人，而是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换句话说，理性的刘正成和感性的刘正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刘正成的一个矛盾统一体，而这个矛盾统一体恰恰成就了刘正成和他的书法创作与审美。当他在进行书法学术命题的思考时，其理性思维大于感性思维，而且远超一般人，而当他在进行抒情式的书法创作时，他的感性思维占据了大部，其情感之宣泄亦远超一般人。这与古之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和徐文长皆有精神会通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其于今秋十月所书之“祝贺朱清时校长‘荣休’”扇面。朱清时先生曾任中国科大校长达十年之久，乃中国优秀的物理化学家和两院院士，同时亦为刘正成多年的同乡挚友，其秉性与刘正成相类，人称敢言的“朱大炮”，且时常与刘正成畅谈书法、佛教和哲学命题。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刘正成在朱校长尚在任上之时，并未巴结、奉承他，却在其下台之时狠狠“巴结”、“奉承”了他一把，甚至诙谐地用“祝贺”、“荣休”等词表达，人家都离任了你还祝贺他！可见其绝非出自功利的理性之意识，而乃是内在真实情感的宣泄。所谓“歌诗合为时而作”，“书者，散也”。在朱清时离任这个关头，刘正成郁积胸中之块垒已达极致，遂一泄千里，不可收拾，不吐不快！而且还以“自嘲”之句赠他人，足见其与朱公情谊之澄澈，内心感怀之真切。且其所录之二诗亦恰到好处：

其一：
   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和报平安。
   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

   右抄吕纯阳诗，为清时先生拂暑。时戊子季秋，清时先生卸校长任，又潇洒做客松竹草堂。与谈及其卸任之际，胡锦涛总书记给科技大学贺信，充分肯定学校工作，令做了两任校长之朱公，甚感欣慰！自然有今日之超逸心境，饮酒聊天之余咏此诗，因以记之。正成。

   其二：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看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杜牧之诗，竟一语成讖。起首“清时”二字道其始，“一挥江海”道今日卸任科技大学校长职时，竟得天下誉声不绝，海内热议也。清时先生今日又做客松竹草堂，一身轻静之气，蔚然自足于禅悦之中，因书扇以记之。正成。

随即，我亦以一二之句唱和之：

朱先生之离任乃中科大之一大损失，然或为中国教育科技之福祉也！亦为公之福祉也！何耶？不在案牍，未有案牍之劳；不在鞍马，亦未有缰绳之缚也！朱公离任之际，方是“清时”。刘公“下野”数载，仍尚“正成”。正成公当此际书赠清时公，诗酒唱和，切中肯棨，当为书坛之佳话也。二公鞍马数十载，皆大彻大悟，时也运也，悲乎喜乎！谨此以博二公一笑也。

不消说，刘正成赠朱清时此二扇面，无论是在文字内容上，还是在书法艺术上，都达于极致，且与此情此景恰相吻合，整幅扇面书写工稳整饬，幽雅流畅，俊逸疏朗，神完气足，再聊题数跋，与朱公此时之心境恰成绝配！

书法创作与文学创作乃至其他文艺创作在精神层面都是共通的，即所有艺术创作，都需要情感之注入，而且这种情感是自发、自由、自在、自足、自为的，艺术创作之前的思考过程可能是理性的，但艺术创作本身则是非理性的，是灵感思维、情感思维和感性经验共同生发之结果，如果刘正成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每写一笔都要去思考这个笔画能不能让人接受，是否正确，是否能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那么，他永远也创作不出一幅真正有价值的书法作品！用刘正成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感性经验的使然，而非刻意的理性意识和功利意识之驱使。也就是说，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行为。他真正做到了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这是其一。

其二，在刘正成的创作视域里，他从未将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简单地分离，或者说，刘正成的书法创作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行为，而其理论诠释本身也是一种书法创作行为。在一般人的眼里，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是二元分离的，甚至是难以统一的。当代人人为地将书法理论与创作生硬地分开，实际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其艺术行为本身就等同于其理论建构与审美风格或图式建构。这也难怪，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将书法家从原有的文人群体中剥离了出来，发展成为职业的书法家，从而引起了两个层面的分离：一是书法家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行为的分离，二是书法家艺术创作与其自身审美范式的分离。这两种分离直接造成了书法的技术化和低俗化，这也是当代书法创作难以超越古人之根本动因。

而正因如此，刘正成的出现才有其独特之意义与价值。刘正成的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观，无疑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是对书法传统和书法本体的真正回归。当代中国，也不乏有一些有艺术识见的书法家，他们提出了回归经典、回归二王、走进魏晋等等书学观点，这些对当代书法创作的“拨乱反正”基本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解读这些观点？事实是，当代书法家的确是在回归经典、回归二王，然而这种回归却不是艺术本体意义上的回归，而只是书法技巧上的简单复制，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抄袭！无论是复制还是抄袭，都不是艺术创作。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在历次展览会中所看到的大量的复制二王、复制孙过庭、复制王铎等等作品频频获奖。这不是继承了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传统，扼杀了艺术！

刘正成通过其对千年书法学术史的考察，为当代书法创作开启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他看来，自清末碑学复兴以降，复经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人开启的现代考古学运动，大量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大大丰富了原有的书法史料，从而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崭新的审美元素。也就是说，在刘正成看来，现代考古学与当代书法审美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刘正成本人，而且当今所有书法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出土书法史料，然而，与刘正成所不同的是，一般的书法家只知道盲目地利用，却不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在现代考古学与当代书法审美与创作的对接上，刘正成在其中是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的。正是因其具有这种宽博的学术视野，才使得其书法取法不拘一格，独辟蹊径。
当代书法评论家在评论一个人的书法审美风格时，习惯于用一种传统、现代，复古、开新，碑学、帖学，民间、经典，主流、边缘等等绝对二元化的学术思维模式去进行风格的厘定，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所有的视域限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视野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如果用这种绝对二元化的学术思维模式去对刘正成的书法审美风格进行厘定，那么我觉得是很可笑的，至少是很狭隘的。刘正成曾经在其最新的著作也是目前唯一一本“专著”里将其书法创作通俗、形象、生动地比喻成是打“迷踪拳”。他说：“我写字一会儿像这，一会儿像那，你看不出我的手法究竟是哪一家的，都有些似是而非．．．．．．你说我是写碑的，还是写帖的，好像都不太像。我认为这就是向古代‘杂取’的好处。”岂止是他学书法在打迷踪拳，他说的这段话也是在打迷踪拳。平庸之辈可能还以为他真的啥都没学过呢，但实际上刘正成恰恰是玩了一个障眼法，不但反其道而行之，也反其道而释之。刘正成学书的“野心”是很大的，在他的眼里，学书无成法，取舍在自己，他说他学书既不像碑，也不像帖，但读者诸君可不要被他“迷惑”了，不像碑不像帖实际上也可以说，既有碑也有帖。认为刘正成既没有学过碑，也没有学过帖，若作如是观，则贻笑大方矣！刘氏这段自我解释看似平淡、通俗，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非常简单、然而又极其深刻的艺术审美创作原理：即真正的高手，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绝不是简单地重复、复制他人，也不是刻意去学哪家哪派，而是让你琢磨不透，这就像武术一样，真正的高手，你是难以看出其招式出自哪家哪派的。正如刘氏评宋代的吴琚一样，吴琚是学米高手，几可乱真，然而吴琚之学米，只得其形，难入其神，是对米的重复，因此，中国书法史上，只有一个米芾，而没有吴琚之地位。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多所谓的艺术家却就是看不明白。当代书法家受一些庸俗的艺术理论或固定的程式化的艺术思维的影响，以为学习书法，必须得看出其出自哪家哪派才是正宗，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艺术创作之真谛了，或者说，这种判断尚停留于对艺术审美的一种肤浅认识阶段。

概而言之，刘正成之书法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文人书法，他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现代文人书法创作的审美范式。用我的话说，即是书法非文人化时代的一种文人书法景观。仅从这一点看，其价值和意义就是空前的。表面看，其书法创作，似乎无家无派，非碑非帖，既不传统，也不现代，既不复古，也不求新，既不正统，也不“流行”，似乎哪个都沾不上，然而实际上哪个都能沾上。当然这所有的背后，却是其广收杂取、博学宏通之果。如果用一种保守的庸俗的程式化的书法创作观去进行判定，那就闹大笑话了。依我不成熟的判断，刘正成早慧，其于书法入道甚早，甚至其还在文学创作之时即已于书有所精悟，其真正学书，当属后来之事，且看帖多于临帖，由于其在多年的书法史研究和编撰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经典碑帖，故其眼力、品位实高人一筹，故其取法甚众，而易于得其精髓。多年的精鉴与评审工作使得他具有非同常人的眼力、心性与悟性，故对某法帖只要稍一接触，便能得其要领，于是融摄转化，遂成佳品。大体言之，其取法仍宗二王，格在魏晋间，然又参民间写经书法、残纸书法和甲骨简牍、六朝碑版，取其会通之意，意趣为上，早年书多风神峻爽，近年书多沉着痛快、温柔敦实，兼有优美与壮美之审美风格。虽其取法多样，然其韵则在宋明之间，以苏黄为最，复参晚明徐渭、王铎诸家之体格，而于近代谢无量得其神髓尤多。谢书之天真烂漫，不事雕琢，在刘正成近年来之书法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或许是一种下台后精神的释然，或许是出于对乡贤谢无量的精神膜拜，也或许是其内心文人情怀和放达意气之使然，其晚近之书愈发沉着，早年之尖利峻峭少了。此种境界，苟非他人所能逮也！

作为一个当代文人书家，刘正成的书法创作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践行着一种新的“艺术自觉”和“文化自觉”。这种自觉很可能是刘正成与生俱来的，乃其文人与艺术天分所使然，准确地说，应该既是其多年的理性思索的结果，也是一种非理性的经验总结，是一种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情感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融合，至于何时为理性，何时为感性，何时理性多一点，何时感性多一点，不能作机械的绝对判断，这里面实际上融摄了他对康德、阿恩海姆、苏珊．朗格、贡布里希等西方美学家的书法艺术学层面的本土解读与观照。
现在让我们再具体回到刘正成的书法创作上。我为什么说刘正成是当代书家里的一个特立独行、最具有文人秉性和艺术家气质的人物呢？单看其日常的书法创作就不落俗格！他的书法作品，多以手札和尺牍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题跋和手卷，这正是古代书法家的日常书法形式。刘正成之尺牍书法，不是以简单地抄写古诗文为主，而几乎全部记录其日常的生活与行为，这包括：日常论书手札、评议他人之论、远游笔记、与同道交往之纪事、臧否人物、古迹鉴定等等，且其论书言事记人，决不拖泥带水，人云亦云，多是发自内心之感慨，抒胸中之块垒，往往三两之句，即见神采！他的很多书法创作都是草稿。草稿只写一遍，只要灵感来了，一遍即成书，若再誊写一遍，则灵感去矣，欲书却不成书！刘正成先生有一篇《中国书法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论述了中国书法的文人化流变与非文人流变倾向，因合吾意，我亦写了一文遥相呼应，其中言及当代书法已经进入职业化时代，非文人化的创作倾向是当代书法之一大主潮，而书法的非文人化倾向也是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之表征。在此思路引导之下，当代书法创作沉疴泛起、弊病丛生，与书法的美术化、非文人化相伴生的，则是当代书法的低俗化和民俗化运动。一方面，当代书法剥离了传统的文人语境，走向了纯艺术审美的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又走入低俗化和民俗化等远离艺术之轨道，这成为当代书法发展之一大悖论！而刘正成恰恰是一个异数，在风起云涌的跟风潮中，他却独独回归了书法之传统与本体，将书法之艺术审美与书家之个体性情和日常生活融于一体，这样，其书法作品就不但具有艺术学之价值，而且具有社会学之价值。这是当代其他任何书家均难以企及之处。兹举其今春之“陇行八记”以为一证：

今岁雪灾期间，他走访了甘肃十余州县，并以书法之形式记之，是为“陇行八记”。甘肃乃伏羲文化之发源地，华夏文化之始祖，陇上尽管赤贫千里，然陇上人尤喜书画之事，蔚然成风。甘肃人对书法之渴求一如百姓对食粮之渴求。此次陇上之行，恰逢大雪漫天，虽有大雪阻隔，然刘正成却游兴大发，故每到一处，皆即兴挥毫泼墨以记之，其文字内容精妙绝伦，感时而发，或抒怀，或记事，或吊古，或骋怀，或讲学，或论艺，或评史，发千古之浩叹，感今时之幽情。其书法审美价值在时间、空间与精神的三度空间向度上体现了出来。任何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皆是发古今之幽思，具有时间、空间与精神三度空间的珠联璧合，如此方能展现艺术家主体之人文情怀。古人记行纪事之作尤多，凡能流传千古者，其文其艺皆感时幽怀、乘兴而就之作，具有时间、空间和精神三度空间的元素，而决非刻意之安排或理性之驱使，实乃经验与情感、审美与抒写之胶合也。刘公最喜傅山之“四宁四勿”论，其对傅氏“四宁四勿”之诠释亦颇能出新，而此“陇行八记”，无论是在文学层面，还是在书法艺术层面，均得傅山“四宁四勿”中“勿安排”之精髓。如“八记”中之“过仇池山记”即堪为一观：此记短短不过百余字，然却性情、神采、境界全出！记中说，他早年读到苏东坡之《仇池笔记》，言及此乃东坡梦上古伏羲出生之所，因神往之，然东坡终一梦境也，未能如愿，而今读东坡之笔记，欲成古人之美，重圆当年东坡之梦，亦终未得见，因之怅怅然。古之东坡与今之正成者，皆西蜀文人也，今之人与古之人精神会通于此却又未得见此圣山，成此一憾。然究竟有此一憾方可成书啊！若是得见，圆了一梦，却未必有如此之佳作存世也！在这幅短短的百余字书作中，刘正成赋予了书法以文学化的意义，他将时间上的古与今、空间上的仇池山与伏羲会、精神上的苏与刘贯通在了一起，并以书法的形式记之，使我陡然想到了王羲之“古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与苏东坡“古今如梦”之浩叹。
这种情结，在刘正成近年来的尺牍书法创作中，有大量的体现。

余以为刘公正成之书，最有可观者，当属其尺牍之作。尺牍书法，虽方在咫尺之内，然却神酣气畅，随性而发，即兴而就，一气呵成，神采韵致即见！如其刚创作不久之“墨池手记”当属尺牍书之精品。此六帧尺牍，用泥金笺书之，分记六事，每帧不过百十余字，或记事，或感怀，或评议，或论书，或答问，或释疑，六帧尺牍一气呵成，墨随情感而自然流淌，中无顿留。其文字与书作当属同时而成，并无事先草拟，虽寥寥数言，却时有精妙之论，令人称奇！如其中一帧记之曰：“晋唐人书之美，在有意无间之间；明清人书之美，在匠心运用之间。故明清人书宜远观，而勿贽玩焉。书斋之中觉明清人书乏味也。”此非凡眼所能目之，窃以为乃当世之高论也！

即便是其随手抄写之作，亦颇有其独到之处。如其余今岁仲夏所抄之《心经》，便值一观。此作得晋唐写经小楷之精髓，复参今人之意，实有过之，此作点画精致，笔墨敦实，线条流畅，字字珠玑，神采斐然，虽整饬而灵动变换，得魏晋之神韵，着实有“沉着痛快”之意！复有盛夏闲适之趣，兼得技法与心法，蔚为大观。此作虽是抄写之作，然却非一般抄写之作所能比拟，其前跋曰：“楷书难在有来源，更难在有面目。抄《心经》又难在无错漏，而有沉着痛快之致。天气炎热，但愿吟诵一下《心经》，得一片清凉心境。”好个“沉着痛快”！盛夏抄《心经》，而今之盛夏又兼国事家事日频，可堪浩叹，加之书坛沉疴泛起，碌碌之辈苟行于利禄之间，处此情境，正成公却独辟一室，修身炼艺，《心经》实乃心境，抄《心经》实乃述其心境也。

我并不是说当代书法家在书法创作时不能抄写古诗文，抄也罢，写也罢，都只是一种形式，不是不能抄，而是看如何抄，这抄上之功夫，亦能见出高下，高手之抄虽也是抄，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录制，而是作品形式、技巧与精神层面的会通，此点如古之王羲之之《黄庭经》、黄庭坚之《廉颇蔺相如传》等，虽皆抄录古诗文，然其精神之会通却非同一般。刘正成之抄录《心经》，不但点画已臻精妙绝伦，且精神会通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创作也好，自作诗词也好，抄录古诗文也好，甚至是临帖，绝非一般意义上之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再创作，一种形式与精神层面的会通，否则如王铎中年以后一日创作，一日临帖，就无甚意义了。

今人有盛倡“走近魏晋”之论，应者甚众。本应可喜。然书界终究识见太浅，故将“走近魏晋”片面理解成单纯模仿魏晋人之笔法与技巧，殊不知却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非但如此，竟竞相模仿，终成因袭之风而难有超越。今之人竞相“走近魏晋”者，真有几人耶？口里争喊着走进魏晋者，却是最不能得魏晋人之神采与风度者，而我观刘公，额高眼明，声朗气清，其有魏晋人风神俊朗之表，嬉笑怒骂之情，神采斐然之文，俊逸超迈之书，颇类魏晋之风度也。

戊子仲冬于京华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