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世纪巨帙《中国简牍集成》在湘首发

别部司马

简牍学世纪巨帙《中国简牍集成》在湘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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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简牍发现暨简牍学一百周年，由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与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等编纂完成的跨世纪巨帙－－《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今天在长沙首发。
　　《中国简牍集成》以图文形式囊括了近代简牍发现百年间国内发掘并发表的全部简牍，是目前国内外简牍之大成的唯一巨编。
　　简牍是我国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最主要的书写载体，前后延续上千年。但直到１９０１年外国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古西域地区发现楼兰和尼雅汉文与（亻加去）卢文简牍，才揭开了中国近代简牍发现与研究的序幕。
　　据专家统计，百年来在我国先后发现了２６万枚各类简牍文献，有律令、官府和社会文书、私人日记和书信等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古文书学、古文献学、档案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相当于建立了一座历史新文库。
　　这一历史新文库通过出版物的形式现在展现到世人面前，《中国简牍集成》不仅收录了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同时对全书进行整体的文字整理、标点和注释，尤其是对当时历史时期的特定用语、习惯用语以及口语文字进行考证性解释。
　　正在此间参加简牍发现与研究百年纪念的百余名海内外学者认为，这部书填补了国际史学界和简牍学界的一项空白，具有非常重大的科研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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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至今出土２６万枚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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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自１９０１年发现楼兰和尼雅汉文与（亻加去）卢文简牍以来，至今已出土２６万枚各类简牍文献。
　　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和绢帛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起止时间大致为从战国早期至魏晋（公元前５世纪－公元４世纪），前后近千年。１９０１年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古西域地区发现楼兰和尼雅汉文与（亻加去）卢文简牍，揭开了中国近代简牍发现与研究的序幕。
　　据专家统计，百年来在我国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共发现了从春秋晚期至战国、秦汉、魏晋、唐、宋七个时代、２６万枚各类简牍文献，有律令、官府和社会文书、私人日记和书信等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古文书学、古文献学、档案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相当于建立了一座历史新文库。
　　自上世纪初西北简牍发现之初，就在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轰动，到１９９６年长沙市走马楼出土１７万余片三国吴简，数量超过了当时中国出土简牍的总和，其文字资料达数百万字，主要涉及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极大地填补了同时期史料的空白，再次引起国际学界的轰动。
　　时至今日，简帛学作为汉学的一个分支，已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不仅吸引我国港台地区和日韩等国大量学者投入研究，还吸引了美、英、瑞士等国的许多学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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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学百年，先后出现过王国维、罗振玉、陈梦家等大师级人物。当今日简帛学渐成国际汉学之显学，且不论日本、韩国有专门的简帛研究会，连英国、瑞士、美国等西方文化背景下金发碧眼的专家也纷纷投身其中，东方学者有文化背景和语言优势，西方学者却又有研究方法先进、不为传统所囿的长处，放眼学界，谁堪称执牛耳者？
　　他们是：
　　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知久、台湾辅仁大学教授丁原植、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
　　鲁惟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１９２２年生，１９４５年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研究居延汉简，１９６７年出版博士论文《汉代行政记录》。从古文书学的角度来研究居延汉简为日本的森鹿三首创，但在鲁惟一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光大。学界人士认为，鲁惟一是居延汉简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鲁惟一除了集中精力对居延汉简进行研究，还对中国秦汉历史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是当代欧洲一流的汉学学者。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是甲骨文研究专家胡厚宣的学生，主要著作有《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等。其研究范围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简帛文等。裘锡圭继承和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的文献和传世文献联系起来，将古文字和历史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历史。
　　池田知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作有《马王堆汉墓五行篇研究》。
　　张光裕，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战国古文字学家，郭店楚简研究专家，主要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简帛研究。
　　丁原植，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主要从哲学史角度研究战国郭店楚简，著有《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等专著。
　　当然，在世纪简帛学史上还有这些学者的名字，如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饶宗颐、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大庭修、韩国汉城大学教授李成（王加圭）。白发苍苍的饶宗颐教授是最早将简牍介绍到日本与美国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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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任谢桂华研究员今天在此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破解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的内容，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光。
    谢桂华担任着此间举行的“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秘书长，他在这次大会上作了《百年简帛发现、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是中国简帛学研究公认的权威。
    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吴简，数量有17万枚左右，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目前已经清洗了12万枚，还有5万枚带着泥巴的简牍静静长沙市博物馆的仓库中。
    谢桂华研究员说，三国吴简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考古价值十分重大。即便集合国际简牍学界的科研力量，至少也需要一个世纪的时光才能将三国吴简之谜破解。
    谢桂华补充解释道：“出土的吴简95%被泥土覆盖，有的已经残破，清洗、拍照、整理、发表这些简牍很费时间。甲骨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中间出现了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等，吴简才刚刚发现，资料全部发表需要十年的时间。吴简包括了基层人民的生活史料，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
    专门清洗三国吴简的肖静华说，清洗一枚竹简，需要40分钟左右。“因为这是一门细致活，既要洗干净竹简，又不能将字迹洗掉。”
    出土的三国吴简现在依然保存完好，已有部分竹简得到研究，《嘉禾吏民田家（草字头下加别）》 已于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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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牍集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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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兰州１０月１１日电（张振兴 田恒江）一部长达一千余万字的大型文献资料书籍－－《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于最近编纂完成，并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简牍是战国至魏、晋时代（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六世纪）文字、文献簿籍书写的载体，竹片为“简”，木片为 “牍”，是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可靠的原始资料的一种。在学术界，简牍与北京猿人、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伟大发现”。随之应运而生的“简牍学”也成为举世瞩目的“显学”，从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及文献学等多角度、多层面，为东方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这部《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分为１７个分册。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囊括了二十世纪一百年来国内发掘并发表的全部简牍资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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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牍集成》简介

       简牍是我国先秦、秦汉乃至魏晋时期承载文字、文献、簿籍的基本形式，也是研究中国先秦史、秦汉魏晋史的最重要、可靠的原始资料。自1901年文赫定、斯坦因在今新疆汉晋遗址中发现简牍以来，简牍与甲骨文、敦煌学一样，历年来迅速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多角度，为东方的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简与牍，是纸张未普通使用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因此，简牍一词，古代早已有之，并各有其论说。《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说文》曰：“简，牒也。椠，牍朴也。”《玉篇》曰：“椠，削板牍也。”《急救篇》颜注曰：“牍，木简也。”《墨子·兼爱篇》又曰：“书于竹帛。”从这些记述看，自战国至汉末以来，人们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帛。考古发现亦证实了这一点。但也许因为缣帛不易保存或因价值昂贵而不常用的缘故，出土品中仍以竹木简牍为大宗，而帛书则少见。简与牍，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简，原本指专门写书和抄律文的竹质材料，称曰“竹简”。牍，则指书写奏章的木质材料，称曰“木牍”。又称“版牍”。唐代颜氏训“牍”就是木简。所以，简牍就是竹木材料制成的规格不一的书写用品，并非只有竹为简，木为牍。简牍之区别，亦非指材质而言，应是指形制而语。窄者为简，宽者为牍，竹木既可为简，也可为牍。至于所写内容，确有明显定制。简，多用于书写书籍、律令、重要公文；而牍则多用于一般普通文书、账簿及私人信件。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看，竹木简牍大量存在，只不过有地域差别，南方多竹简、竹牍，而北方多木简、木牍。除外，就目前资料来看，与竹木简牍同时使用的还有帛、玉、石并用；秦至西汉初，竹、木帛并用；西汉中期以后，竹、木、帛、骨并用，同时出现了纸文书以及写在墙壁上的文书。到了晋代由于纸的普及，竹木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此看来，书写材料的多样化，是随着人们对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而逐渐演变的。而这种演变是缓慢的，在纸未普遍使用之前，竹木简牍仍占主导地位。尽管书写材料有其复杂性，但所载内容是相同的。为此，现今简牍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战国秦汉以来，以简牍为主的与之共存的一切文字文献史料。
    由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辑，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第一辑共分十二册，第一、二卷为图版选卷，第三、四卷为甘肃省卷，第五卷至八卷为居廷汉简，第九至十二卷为居廷新简。内容包括二十世纪新、青、甘、蒙、陕、冀、鲁、鄂、湘、苏、皖、赣、川、桂等省（区）出土并已发表简牍的部分图版和甘、蒙两省（区）全部简牍释文（其它省区简牍释文将于本辑以后陆续辑录出版）。
       本书以省区为卷。数量多的省区分装若干册，数量少的省区合为一册。在省区卷内，以每批出土简牍为基本单位，标明其考古学命名的出土时间、地点和名称等，并按所属县市地域，予以集中排次。无确凿出土地点和零星征集散简，酌情排在该地或省卷之后。

   韩云鸷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