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我们向薛永年教授学习什么？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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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我们向薛永年教授学习什么？

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
刘正成先生出席研讨会





中国书法在线 侯勇报道 2011年12月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兼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七十寿辰学术研讨会及庆祝典礼在北京九朝会昆曲会所举行。薛永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从学五十载、执教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学子，其中硕、博士生五十余人，不少已经成为我国文物博物馆、美术史研究、教学、美术出版事业、美术市场的中坚力量，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为推动新时期中国美术创作与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为表达对师恩的感激，弘扬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由薛先生弟子组成的方壶楼同学会主办了此次活动。活动包括一场学术研讨会、一本书、一场晚宴。研讨会主题是“学问与传承、本体与跨界”，与会嘉宾刘正成先生及师生和校友回忆了与薛先生交往或受教的收获，围绕新世纪新形势下中国美术史学术领域的开拓、学科本体的认知，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

《学问与传承――薛永年教授70寿诞从学50载执教30年祝贺文集》收录了部分新老学生的学术论文、学习回忆文章，及薛先生历年教学活动照片、学术简历、学术访谈等内容。

生日庆典和晚宴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举行，到场祝贺的有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相关机构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薛永年先生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家属、学生，以及参与活动筹办的各界友人等共140余人，现场播放了回顾薛先生科研与教学经历的短片，九朝会献演了昆曲传统剧目《天官赐福》。（邵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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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刘正成先生出席研讨会

承前启后的学术中坚

潘公凯

薛永年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更是中国美术史学领域一位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学者。他是建国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出的第一代专业人才，曾直接受业于王逊、金维诺、张安治等老一辈美术史论家，并在1970年代以后展开独立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书画史研究，围绕书画，尤其是晚期文人书画这一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展开了从画史到画论，从传统到演变，从画家到画派，从真伪鉴别到内涵阐释，从作品分析到社会背景解析的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著述颇丰。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永年先生密切参与了各次重要的国家科研、出版项目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效地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并长期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教学工作，为本专业培养出大批后备人才。永年先生不论从资历、学识、成果、为人师表等哪方面看，都是令人敬佩的，不愧为新中国美术史研究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

通观永年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永年先生继承了老一辈的文史传统，注重文献史论结合。举例来说，求学时期，张珩先生曾在美院讲授书画鉴定课，其中特别强调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比照，以及从印章、题跋、著录等辅助依据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毕业不久，永年先生就参与整理了张珩先生的遗著，并结合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写出＜何澄和他的归庄图＞、＜谈张渥的九歌图＞等论文，从中可见他少受当时政治风气的左右，由扎实史料而得出的对画家以及笔墨的具体分析。之后数年间，永年先生又从作为个案的华喦入手，逐步深入到对“扬州八怪”的群体研究，探究他们的新派画风与盐商赞助之间的关系，其中虽然带有社会史的视角，但并不理论先行，而是发掘出许多鲜活生动的史料，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也坚持史论不分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荆浩<笔法记>的理论成就＞、＜运墨而五色具——中国画用墨发展及用墨理论概述＞、＜石涛“蒙养生活”解＞、＜文人画论中的两个问题＞等文章就已注意到书画艺术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理论总结，并不一味陷入繁琐的历史考证中。

第二，永年先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中国书画的传统与现代转变持有贯通的观照。从历史时段来说，他曾专论魏晋南北朝的书画艺术，著有《晋唐宋元卷轴画史》；并主攻元以后的文人画，发表了关于明代吴门画派、董其昌的书画理论、王履的艺术思想、清代四僧以及扬州八怪的论文数篇；更进一步联系到中国书画20世纪的转型，探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化与西方影响，分析百年来中国画演进的社会基础，思考对水墨的回顾与展望，构建体大思精的中国画现代理论体系。若没有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关注与深入研究，将这些课题内容总合起来是断不能完成的。

尤为可贵的是，永年先生在深入专业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对美术史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反思和自觉。他特别注意撰写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学，不断反思研究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得失；也特别善于总结方法论，探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欧美、日本等不同地域的学者研究中国画的途径之异同，这些都为后学者从全局来把握美术史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研究之外，永年先生还将很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当中。1987至1997年，永年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其间他组织力量更新通史教材，尽量容纳80年代以后的新材料、新成果，不仅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也为美术史学科在全国高校的普及做出贡献。1993年，他成为国家第五批博士生导师，1994年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主持培养书画鉴定硕士研究生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校门，成为新一代的美术史研究和教学主力。

新世纪以来，已届退休年龄的永年先生并未从领导和教学岗位上退下来，而是受我院重托担任研究生部主任一职，积极推动实践类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其间，他提倡培养高层次的学者型艺术家，为此在导师建制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采取了与其他院校不同的机制，形成了我院独具特色的实践类博士生培养模式；同时在国际合作与港澳台交流方面，则以“五岳看山”活动和参加“设计类博士学术年会”为平台，扩大我院在台湾及海外的影响，为我院成为实践类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永年先生热诚地将自己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教育事业当中，令师生们感动钦佩，其严谨治学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属后辈晚学之典范。

值此薛永年先生七十寿诞之际，我谨以此短文祝先生春辉永绽，继续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教学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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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刘正成先生出席研讨会



我们向薛永年教授学习什么？


文/刘正成



薛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1985年来到北京以后，第一批朋友便认识了薛先生，我主编《中国书法》杂志的时候，美术界他就是我联系的主要作者之一，几乎重要的跨学科的研讨会我都请他参加。他走了七十年的路程，治学五十年，从教三十年，我思考我应该向他学习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应该向薛永年学习什么？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对他的溢美之词，他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存在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学者，他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学术示范。

我主要想谈三点，我们应该向薛永年先生学习什么。

第一、薛永年教授的道德文章为我景仰。

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在书法界、美术界我所见到的范围以内，薛永年先生是很难找的没有对他有负面说法的人物，这是非常难得的。薛先生不是非常圆滑的人，我所接触的人中就没有人对他有微辞，无论是美术界还是书法界，每个人物都有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为什么薛先生没有负面的评论呢？因为他道德文章非常高尚，他并不是一种圆滑的人物，有时候特别圆滑的人物还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在今天他七十大寿之际，我带来要送他一柄手杖，聊充鸠杖，还撰书了一副对联："杖国鸠扶歌大寿，落纸烟云画新篇。"上联是旧句，古人有云，七十杖国，八十杖朝。汉制，有德行的长者七十有鸠杖，鸠杖有出土文物为证。但这柄凤凰卫视记者王琳送我的山东潍坊杖没有鸠头，转赠时聊以对联补之：敬祝薛公筹添鹤算，永葆青春！


一般人说"德艺双馨"，它用得很俗很滥，我不愿意再用这个词，我愿意用“道德文章”，评价人物的"道德文章"是一个传统标准，这种标准可能在今天的学人里不大这样要求了，要不就是你的学问怎么好。能够做到道德文章俱称的人是非常难的。我今天这样说他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由衷的感言，他是我心中道德文章的楷模。

第二、薛永年教授是我们书法界、美术界、艺术界的文脉所在。

我们现在办学，办什么样的学，中国的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怎么研究，我认为首先要承续中国的文脉。我们搞古书画研究，就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西方的油画，他们自有一套鉴定方法。我们中国古书画鉴定就有“望气”之说。什么叫望气呢？除了书画材质的断代、收藏印鉴分析、历代文献著录著、文字题跋避讳之外，还要非常熟稔该时代书画风气和该作品的风格，以及作伪人的风格等。所以，经验丰富的鉴定家眼里，有的画你说是宋代、元代什么的，有时从远处望一望它的气息，就知道它到不到那个年份。这就叫“望气”。西方人没有“望气”一说，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先生主持召开了《溪岸图》的鉴定会，美国著名学者高居翰先生对《溪岸图》表示质疑，认为这个不是北宋的画，应该是明以后的摹本，甚至认为是张大千的摹本。如果是张大千的摹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话，就是对国家欺骗的嫌疑，而且贬低了著名收藏家王已千先生捐赠画的贡献精神。于是，方闻先生把中国著名书画鉴定家全请去了，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等先生都去了。开会回来以后，我问了几位先生会议结论如何？他们都说没有结论。我说中国鉴定大师几乎齐集了，为什么做不出结论？他们说，启功、徐邦达先生都上台讲了自己的鉴定意见，这《溪岸图》不可能是明代以后的摹本。但会议似乎並不认可，不了了之。我看过会议准备的文献，高居翰先生撰了论文，用图像学的方法断定这是伪作，甚至给张大千的画法相近，成为否定这个画的几个有力“论据”。启功先生说我们望气就知道这就是南宋以前的画。但与会的西方学者就就不懂什么叫做望气，也无法望气，所以也无法认可你的望气之说。从学术层面和西方人的对接不起来。这个望气就是中国古书画鉴定学的治学方法。望气到底是不是科学的，我觉得中央美术学院要研究，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具有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一个学术方法论。薛永年先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书法家，他也能画画，他作为一个书画鉴定家，理论批评家，这在西方是没有的。搞美术理论的人很少有画画的，中国恰恰搞艺术的人又搞学术，即有分析又能综合的，把感性和理性、把艺术实践和艺术理性研究融为一体。这种方法是不是科学的，中国传统的方法是不是要在我们学院保留下来？我觉得在中央美术学院是按照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理念建立起来的，按照西方的规范设计教学方案的，这种中国的方法在我们学院里要不要保存下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方法作为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一个重要的东方学术传统方法理念必须传承的一个焦点。 在中央美院，以薛永年先生为代表，把艺术的实践与艺术的理论相结合，把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用跨学科的视野治学，就是中国绵延三千年的文脉。这一点，在用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学科理念所创建的美术学院中尤其重要。

具有这种资质的教授存在，才能促成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才能促进中国美术研究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延续与发展。

举个例子，我最近正在续写《书法艺术概论＞＞两章，以备翻译出版，正好写到第七章“书法审美历程”的宋代，我发现中国最重要的书法理论就是三个书法家的言论：《东坡题跋》、《山谷题跋》、《海岳名言》。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文人书画理论是由书法家作出来的。我觉得作为书画家和理论家的薛永年先生也是这样一个标本，在中央美术学院也好，其他学院一样，一定要把东、西方的学问之墙推倒打通、把创作感性和学术理性融为一体，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之文脉。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真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记得有一次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院长杰西卡-罗森Jcssica Rawson夫人发表了一个研究青铜器的文章，午餐时聊天，我说你谈到了青铜器的材质和纹饰，为什么不谈铭文呢？她说：我不认识铭文。中国青铜器研究中铭文研究是重中之中，它是断代的重要依据，读不懂铭文，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就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隔陔导致研究的局限，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种研究的欲望。

我最近七、八年结识了一个很好的忘年交，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苏立文教授，他今年已经96岁了，他出了第五版《中国美术史》(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我看了他的台湾译本第四版，有少量涉及书法的文字和图版。我跟他交往这么几年，包括一块去四川、安徽看博馆和古文化遗址，他都不断向我提关于书法的问题。他觉得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很重要，所以他在第五版里增加了不少关于书法的篇幅，我给他提供了几十个历代书法代表性作品图版，他把加入书中的每一个图版都注上我的名字，以示学术的严谨性。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亙补。学术其实没有疆域界限，你把中国的文化吃透，用这种和他们进行交流融合，不是完全照搬。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西方，但是交流必须吃透传统文化为我们的基点，才能促进美术研究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延续与发展。

最近中国一百年没有中国哲学的传承了，因为我们现在哲学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包括西方的现代美术理论，我们想想，从包括明代心学和清代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之后还有没有中国哲学了？所以我们是没有传承文脉的。我们的美术，像薛先生这样的人就是继承中国文化文脉的人。
   

三、文人画解读：薛永年教授书画双修的学术意义

我读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中译本序言，他说：“从学生时代我就赞赏中国的艺术和文明。那时，我甚至试图学会汉语，可是很快发现，一个欧洲人想掌握中国书法的奥秘和识别在中国画上见到的草书题跋，需要多年的功夫。我灰心丧气，打消了这种念头，然而对中国艺术传统的浓厚兴趣却依然未减。”由此可见，弄懂“中国书法的奥秘”在解读中国的艺术与文明中的重要性。

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不懂书法，就不能解读文人画；不能解读文人画，就不能解读中国绘画史；不能解读中国绘画史，就不能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我从书法角度来谈，薛永年教授书画双修的学术意义，我认为他熟稔书法，他能解读文人画。你们都是搞美术研究的人，为什么解读文人画非常重要呢？因为西方学术主流对中国绘画史有一个误解，包括高居翰、方闻这样西方超一流的中国艺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绘画的高峰是在唐代，唐以后中国的绘画走下坡路了，特别明显的就是后代对前代不断的重复。因为他们看不懂石涛画的画，尤其对题款中的“拟倪云林笔意”、“拟黄子久笔意”等说法，他认为这都是不断模仿，是后代对前代的模仿的“证据”。所以他们认为宋以后就是绘画衰落的时期。中国的共识是“画称宋元”，他们这就是对宋元以后从外到世界的描绘进入到内心世界表观的中国文人画传统的误读。

我们怎样解读中国文人画？因为我跟同学们交往，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认为至少要读懂文人画，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记忆中，薛永年先生在每次书法家协会或《中国书法》杂志主持的研讨会上，都有精采的发言。笔墨的的价值，在中国画中很重要，这个“笔墨”就是书法理念。在宋代和元代，都是书法家教画家们怎么画画，包括苏东坡、赵孟頫，他们讲的就是教画家怎么样以书法的笔墨画画，这个理论在西方觉得是很荒诞的，但是如果中国美术史研究家不阐述清楚的话，西方人更不能理解。

2008年我到英国去，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书法艺术概论》，我送给苏立文先生，他说这本书好，我们要想办法翻译出版。我说国外哪个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话，我们政府可以资助给钱，他说政府给钱不好，他说：“一本好书政府为什么给钱呢？”给钱就是没人要的坏书了。我说，这本《书法概论》，对中国学习书法的人来说都是比较难懂的书，西方读者愿意读吗？他说我们就是需要高档的，不需要中档的和普及型的。为什么呢？后来我仔细跟他讨论以后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要影响西方的时候，不是写本书让大众都能看懂，首先这本书要影响西方的专家，再由这些专家去影响大众。所以文化的交流，就是需要把你国家最精华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进行交流。例如黑格尔读《老子》，托尔斯泰读《论语》一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学画开始都是学素描，后来八十年代提出是不是要书法，李可染先生他们主张学书法。八十年代末，成立了书法研究室，朱乃正副院长兼任主任，王镛教授任副主任，聘我当了顾问，开始重书法了。我觉得学书法，像薛先生这样自己要能写字，他对各方面的理解，肯定与单纯学画的人是不一样的。我当了多年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和《中国书法》主编，每当我主持研讨会，在美术学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薛先生，他能来探讨中国文化最精髓的这一部分。能够和西方对话的就是薛永年教授这样的学者，他能够解读书法，解读中国的绘画，通过解读中国的绘画，解读中国的绘画史，从而实现中西方学术的交该与融会，并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这是我们要向薛永年先生学习的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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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刘正成先生出席研讨会

下午两点，刘正成老师到达 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举办地点：九朝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学问与传承、本体与跨界”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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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刘正成先生出席研讨会

下午两点，刘正成老师到达 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举办地点：九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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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2011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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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朝会。 薛永年教授七十寿辰庆典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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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邵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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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还没开始，刘正成老师已自己在做功课，可见刘正成老师对这薛永年教授的尊重和对这次研讨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