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宝：直面现实道真言——《当代书坛批判》后记

陈仲明

    上世纪偶然与安徽的毛万宝先生相识，后来时时书信往来。

    万宝先生是农家子弟，安徽师大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几经辗转，如今在浙江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任职。

    万宝先生沉浸于书法与理论研究，成果叠出。《当代书坛批判》、《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兰亭学探要》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此转帖他的《当代书坛批判》之后记。
    2004年我曾为其《当代书坛批判》作序，序文附于后记之后。


直面现实道真言——《当代书坛批判》后记

             兰亭书法研究所副所长 毛万宝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读者，看到本卷论集题作《当代书坛批判》，也许会一下引起不快之记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批判”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啊！那是属于“政治批判”，它唱着政治高调，行的却是批斗与人身迫害之实，自然令人不寒而栗。至于本卷论集之“批判”，则与“政治批判”无关，它仅仅指向“学术批判”，一如康德哲学论著中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学术批判”当然会有批评、会有揭短，但同时还包括反思、观察与评论等，不管托出何种看法，总要以分析、说理为前提。即以本卷论集而言，其中便涵盖五大版块内容：一是“理论反思”，二是“学术争鸣”，三是“创作摭评”，四是“书坛瞭望”，五是“时弊针砭”。这五大版块内容，只有第二、第五版块属于纯批评、纯揭短，其他版块皆以肯定性的正面评说为主。

    也许是性格使然，我这人不太喜欢说别人坏话，看人总倾向于往“好”的方面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治书论仅治那些远离现实的“纯”理论（或美学的，或史学的），而从未写过一篇批评、揭短文章。但随着交往圈的扩大，越来越多地听到与看到书坛存在的种种弊端，这时，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毕竟我不是当年孔老夫子所呵斥的“乡愿”，正义感常常迫使我拿起笔来，把所见所闻形诸文字，然后向有关报刊“投”去。有些篇目因“火药味”太浓，且直指当代书坛“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书法家协会，有关书法报刊怎么也不敢予以发表。它们要考虑自身之生存，笔者一千个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书法报》不因与中国书协个别领导人不合作，而惨遭“停报整顿”之厄运么？于是，只得将稿件“投”向有关书法网络媒体。好在网络媒体发表速度更快（它们收到电子文本后，半小时左右即公诸于众）、辐射面也更广（一家刊载后，立即就有多家相继转载）。当然，有的篇目是应编辑朋友约稿而写的，如《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系《青少年书法》责任编辑张韬兄所约，尽管后来该文发表于《书法》与《美术报》；《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系《书法》副主编胡传海兄所约；《走出误区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系《黄山风书画》报主编刘廷龙兄所约。

    本卷论集篇目虽刚刚编定，但其雏形于2002年底就有了。当时书名拟题《书法批评新论》。为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仲明先生作序，2003年底曾寄去样稿，他读后直率建议，要我删去评论现在还活着的人的创作及理论的文章，因这部分文字带有较浓“捧场”色彩，与“批评”（无论狭义还是广义）难免构成某种程度之冲突。我想了想，陈先生所言有道理，于是尽数剔除其中“捧场”类文字。次年10月，陈先生寄来了他为拙集所作之大序。当时，我正听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白砥兄的劝告，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进修日语，准备来年参加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招考哩！正因为如此，陈先生在序文收尾处才发出感叹：手中无权，不然就将笔者从六安调往高校教书法美学与书法批评了！由于拙集一直处于“准备”状态，一年后，陈先生又将该序冠以《思想者的心迹——毛万宝著〈书法批评新论〉序》之题，交《美术报》（2005年4月9日）发表。而今，本卷论集虽易题《当代书坛批判》，但基本篇目同原来变动不大，除删除了一篇谈古代书论、一篇谈古代书家的文字外，移来“学术争鸣”版块内容，增加了2005年至今所写的一些批评、揭短文章。因此，陈先生大序仍将冠诸本卷论集之首，笔者仅将序中所称拙集书名，由《书法批评新论》改为《当代书坛批判》而已，余者（包括序尾所注写作日期、地点）只字不予擅改，谨以此表达对陈先生的尊重及感激。

    《当代书坛批判》直面当代书坛，以激浊扬清为己任，不邀宠，不媚俗，更不自我沉沦诱引批判对象来高价“招安”。笔者虽当不成“批判家”或“批评家”，但愿永远做个正直的人，路见不平便草文怒斥，唯一警告自己的是：以事实为据，代大众立言，“粪土书坛万户侯”！

    本卷论集即将同读者见面，诚望各位同仁予以不留情面的“反批判”，为净化当代书坛环境贡献一份应有之力。



                                 2011年8月于兰亭

附：

                                    思想者的足迹   
                                                            ——毛万宝《当代书坛批判》序
                                            陈仲明


    情谊真挚、心灵相通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

    “富易妻，贵易友”之古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屡屡应验。昔日常常走动的所谓“朋友”，彼此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一个教书的布衣，有谁愿意与你过从依然呢？十年前，我易斋名为“若水庐”，意在告诫自己，持心静若秋水之态，在世风日下的社会，守得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世界多变，我心依然！

   中国的孤独者常用“事不如意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来慰藉孤独的心灵，其中既有孤独者的哀叹，又有中国人骨子里驱之不去的阿Q心态。但此语中隐喻的某种人生哲理却是深刻的。好清静、喜独处、寻求心灵洁净而带有理想主义的文人，只想成为天国的臣民而不在乎俗世的绿卡。在世俗的现实中，面对市侩社会的巨大惯性，具有理想主义的文人，正应了周晓枫先生一句戏言：“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始终过得不理想的主义。”

    被人尊称为布衣的孙犁先生，将东方朔的四句妙言“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抄录在纸当作座右铭，日日诵习之，事事效行之。为此，他尽量逃避一切应酬往来，远离尘嚣，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俨然成了一个现代隐儒。晋人王康琚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今人“布衣孙犁”和这位晋人是把隐于闹市者当作高远境界的。我等虽不才，将晋人王康琚的诗句和今人“布衣孙犁”的行为奉若楷模，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确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狷傲而又孤独的心灵而言，具有深刻思想的书籍是最好的心灵之友。

    万籁俱寂，潜心读书，读到精彩处，蓦然击节叫好。字里行间透射出的思想闪光点，与读书人的思想在心灵深处碰撞出火花。此等火花，会使人如醍醐灌顶而恍然彻悟。在近些年静寂的书的世界里，我交了不少从未晤面的有着深刻思想的好朋友。

    最早是从邮购的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书法研究》知道毛万宝其人的。后来，一家杂志召开某书家作品座谈会，毛万宝负责座谈会的录音和整理。那类所谓作品座谈会，实质上是作品捧场会，张三说好，李四说妙，王五喊巧，就是没人说糟糕。我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得以和万宝先生认识。说破了，就是我也当了一次无聊的吹鼓手。数年时光过去，那位被“座谈”的书家经过持之不懈满脸堆笑般地奔波与操作，终于如愿以偿荣登书官的权力座椅。“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用这句话来检测一下书坛官场的众生图，高贵与卑鄙亦昭昭然。“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一阔，脸就变”，当年被“座谈”的书家如今显然是“阔”了，脸色和架势也与时俱进地变了起来。

    这类各路人物聚在一起的作品“座谈会”，是远离具有批评色彩的“座谈”的，我和毛万宝都是这类模式“座谈”的参与者，是丧失独立思考和文人风骨的应酬式的捧场——甚至是吹捧。20世纪末直至今天，这种模式颇为流行。如果说，这种无聊的吹捧也算书坛的一股浊流的话，无疑参与者都是难避其嫌的。

    今年，万宝先生寄来他的书法批评文集样稿，我细细读了一通。对于今日的万宝先生，真当刮目相看也。今日的万宝先生，已不是当年参与捧场式“座谈”的万宝了。

    何谓批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文艺界“文艺批评”是司空见惯之事。近些年来，文艺界批评一类的文章和著作常常用“批判”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对“批判”有三条注解：一、对错误的思想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批评；三、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人们，对“批判”一词有望而生畏之感。其实，当今文艺界所用“批判”一词，仅是言辞犀利的批评而已。1999年11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十作家批判书》，封面上有如此鼓动性的话语：“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言辞激烈且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义。十作家中，钱钟书首当其冲，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贾平凹、汪曾祺等皆列入其中，十位作家皆是声势显赫之名流，尽管批判文章言辞犀利，充满浓烈的火药味，可文学界依然风平浪静。

    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已经被公认为思想宽容的基本准则。经过无数先哲前赴后继的不屈斗争，宽容早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人类生活的常识。有了宽容，诸如当众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乃至胡风、反右、“文革”这些历史悲剧就不会重演。中国人讲宽容，可是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实质性的宽容了吗？宽容首先就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见解和生活方式都有存在的权利，宽容意味着社会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推行整齐划一的观念和信仰，而是允许不同的观点、信仰共存。

    《十作家批判书》一书的推出，对十作家发起批判的作者在文学界并未陷入重围，说明当今的文学界尚有着伏尔泰名言式的宽容。可是，“文革”结束后渐渐复苏的书法界却是沉闷与保守的。首先，书法界的批评文章，几乎难见“批判”一词，而且批评往往限制在已经不在人世的书家的范围之内。若对在世的一些靠泡沫而造势的书家直至书官毫不留情地直点其名，采用“批判”一词加以批评和言说的话，那么具有“书法母国”之称的中国书法界，一定是掀起冲天巨澜了。首先，书法报刊的编者不敢刊登；其次，若不小心被哪位“冒失”的编者刊登出来，那么，批判者就要承担“谩骂”和“诬陷”罪名而掉入责问的重围之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书坛氛围，使寥寥可数的书法批评家，要么在文章里王顾左右而言他般地绕着说，要么几近沉默状。不同的思想意向，可以使人们在同一处境中分属不同的世界。虽然，沉默的大多数比言说更为真实，更为丰富，但沉默也会变化的。因为，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面对令人窒息的书坛批评氛围，书法界需要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猛士。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万宝先生著作中言辞犀利、思想深刻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与1994年参与某书家作品“座谈”的万宝先生，无疑是判若两人了。自古至今，书法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门类，用书法家协会加以操作与控制，确是前所未有的。协会虽说半官方，其实质却是官方的。因为组织、人员以及经费的设置，皆由政府定夺，而政府财政下拨的经费，是从纳税人上缴的税费中划拨的。官方的书法家协会和民间的协会泾渭分明，泱泱书法大国的国人和书家无不心知肚明。由书法家协会操控的展览尽管黑色泡沫多多，可依然声势赫然，充塞于市。在现有体制之内，由官方协会操控的展览入选和获奖，对于一些人，具有任何其他展览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那些惯于蝇营狗苟、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徒，就是靠着书协举办的书法展览捞取声名继而一路顺风、升官发财的。

    书官体制的设立，使书坛一些人物追官逐权的意识空前膨胀起来。可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其影响的好坏，决不是靠某些官员的人为控制，主要是来源于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来源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来源于现实政治的透明度，我们应该尊崇的是制度理性，而不是相反。尽管万宝先生这篇入木三分、切中要害的文章震撼了具有正义感的读者，可那些荣登权力座椅的书官会不会坐立不安呢？万宝先生这篇文章尽管切中时弊，可书官们依然“风光无限”，国情使然，环境使然。书斋中正直善良的一介书生的呐喊有用吗？书生的呐喊根本动不了书法官僚的半根毫毛，走上批评之路的万宝是否会呐喊依旧呢？?

    德国作家思塞说过：“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作家如此，批评家，具有批判意识的批评家更应如此。万宝先生在文章中呐喊：“书协组织的官僚化现象，为新世纪的书法发展蒙上不祥阴影，唯望书法界的有志之士有所警醒，并给予有力遏制，尽快让新世纪的书法不再为之悲哀！”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书法依然悲哀着！国人依然悲哀着！

    李国文先生说：“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差五，总是要撒泡尿，和点泥，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煞有其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时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睁眼看看今日书坛，造神的现象更是甚嚣尘上。书法界捏造的“菩萨”现象是：书官成了“著名书法家”，大书官成了泡沫式的“大书法家”，即使是满纸鬼画符的书法垃圾，也成了蒙骗国人的杰作精品了。因为有着官方色彩，也就有着更大的欺骗性和蒙蔽性。本来“官大学问大，官大名气大”的封建专制陋习早就应该进入垃圾堆了，然而，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的中国，未肯收尽余寒。但我坚信，孙过庭《书谱》中“凭附增价，身谢道衰”之言会在那类泡沫式的书官身上应验的。   

    历来大思想家出在民间，历来大艺术家往往也出在民间。

    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思想者以及真正的艺术追求者往往是持“偏见”的孤独者。

    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徐悲鸿，写过一副对联，联语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成就大器的徐悲鸿倔傲的个人意志和性格卓然磊落。另一位南京草书大家林散之，外表温和敦厚，可骨子里却是坚韧与孤傲并存的清高。我书写过一副八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对联，所附跋语是：“徐悲鸿曾用此联语，林散之虽未出此直露之言，然其一生亦默守此准则。吾以一言概之，此乃悲鸿话语，散之精神。我等布衣，亦当奉此念。”林散之老人生于1898年，一生苦苦寻求书法艺术的真谛，直到1973年，其草书艺术的高远境界才初为国人所知，而他已经默默地走过人生76个岁月了。林散之艺术生活的主要年代是没有书法家协会操作与控制的年代，因此，书法家林散之也是属于民间的。没有林散之骨子里的“偏见”、孤傲和坚韧，就没有成就大器的书家林散之先生。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思想者、艺术者都是孤独的。

    远离尘器、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里的我，将好多年前《读者》杂志封底的一张罗丹雕塑图片《思想者》，用数码写真放大至一米，怀着虔诚之心将它嵌入镜框。在黑色而凝重的镜框前板的映衬下，这位让地球上所有思想求索者敬重的托颔沉思的思想者，天天陪伴着我。我似乎孤独着，可是我又似乎并不孤独。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从奴隶到人的主要转变就是人的独立。可在中国沉重的传统氛围中，做一个独立的人，难于上青天。”这几年，我对鲁迅、李敖、柏杨以及具有深刻社会思想批判的图书和文章读之甚多，所以对万宝先生文集里这类带有批判思想的文章读得较为专注，从他著述的一系列批评文章来看，他是循着求索者的思想足迹前行的。这本批评文集，对书法界的诸多现象提出批评，涉及面甚宽，对沈尹默、刘纲纪、宗白华等人的书法和书论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文章中所言，是他思想的心迹。对这些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述。我认为，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者，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便可自成一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外国人的说法，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面目殊异的哈姆雷特。对于万宝先生即将面世的书法批评文集，听凭读者诸君自由论说。

    2004年4月26日《书法报》曾刊登旅美学者白谦慎《网上答问录》，其中说道：“应该建立比较公平的学术观念和学术制度，就是说，你的学术研究好，我就承认你的成绩，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安排。让有才华的人能够到其位，尽其才。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我就会聘请曹宝麟和穆棣到馆里任职；如果我是一个美术院校的校长，我会聘请潘良桢去当能带博士生的教授。”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如果大学传授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就聘请毛万宝当教授。”作为在高校执教鞭近二十年的教书者，我觉得万宝先生当之无愧。遗憾的是，体制所限，我仅是教书的一介布衣，有此见识而无此权力，说了也白说，所以万宝先生只能继续蛰居六安一隅执着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了。

    万宝先生沿着思想之旅不知疲倦地跋涉着，我真诚地期盼——随着岁月的磨洗，万宝先生的思想能日渐走向更加深刻的境界！

                 2004年10月于金陵若水庐

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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