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陈寅恪之死

六月雪

陈寅恪之死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是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名动国际的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为本世纪学界所公认。



    陈寅恪先生最后20年，充满艰辛与苦难，他经历了哭泣的1958年，遭受了“膑足”、双目失明之磨难，但就是这位年老人，拒绝向权贵低头，谱写了一曲人格正气之歌。



    寅恪先生最动人的一件事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



    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



    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寅恪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寅恪先生句句掷地有声，在大陆，学术界的大名硕学，能以义命自持，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先生而已。




    寅恪先生当时发此议论，能不被整肃，一由于他学术声誉的崇高，同时得到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的保护。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寅恪蛰居广州中山大学，当时铁幕低垂，消息隔绝。直到一九五八年他的《论再生缘》油印本流传海外，然后透出他的一点消息。



    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怀古伤今的感慨，从而可以窥见他当时苍凉的心境。



    后来寅恪先生的诗文流出渐多。寅恪先生的诗虽很隐晦，又多用曲寄意，但先生悲惨的生活，与沉痛的情怀，还是表而出之。读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文，不禁使人为之千秋洒泪。



    到了六十年代，风声渐紧，他被学生指为反动派的祖师爷。



    学生们说：“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但是，寅恪先生终究还是惨死于红卫兵折磨之下。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



    据看过陈寅恪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



    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



    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



    ——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

    面对此情，陈寅恪相依为命的贤妻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



    ——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



    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



    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到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 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



    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一家人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



    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爱妻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又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



    之后，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之死，“论交三世”的俞大絪，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巨大冲击中，陈寅恪自觉是在劫难逃。



    六九年，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陈寅恪之贤妻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



                       陈寅恪夫妇墓

胡温言

陈寅恪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斯人已逝，让人永远长叹扼腕！

六月雪

陈寅恪死、红歌年代、唱红幽魂，血腥恐怖，联想悲歌..........

檻外人

重讀大師當年慘事,令我這個其時活在英殖香港的香港仔,同樣也勾起了一段屬於自己的少時回憶.
可以說,文革是直接害死大師的元凶;文革時,跟深圳僅一河之隔的香港,同樣都受過文革之害,幸好因周恩來總理及時制止,不致釀成重大慘案.

上文提及:
"《论再生缘》一文中，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怀古伤今的感慨，从而可以窥见他当时苍凉的心境。"
又說:
"后来寅恪先生的诗文流出渐多。寅恪先生的诗虽很隐晦，又多用曲寄意，但先生悲惨的生活，与沉痛的情怀，还是表而出之。读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文，不禁使人为之千秋洒泪。"

當年海外唯一能讀懂大師隐晦詩詞的,其實是新儒家大弟子余英時先生,當時我剛升初中,除了每天捧讀<<明報>>金庸先生批評中共的社論,又按月追看<<明報月刋>>名家學者們(包括新儒家諸君子和饒公宗頤等)縱論文化和時政.因而機緣巧合,便相繼讀到余先生對大師隐晦詩詞,和<<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一系列的剖析文章.余先生的這一系列文章,不但震動了當時港台學術界,也驚動了中共黨中央,因而於海外組織過一場規模不小的筆墨論戰,而最終勝利的,當然是至今依然筆健的余先生.
國人於今知道陳大師其人,主要由上世紀90年代中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開始,而陸之著書,實因得到余先生相關文章的啟發.
作為這段歷史的少數見證者,我每次在國內大小書店見到各式各樣印上陳大師名字的相關書籍,心裏就感到特別的踏實和安慰.

菩提无碍

气节是在危难中才可以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