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大等在培养利己者 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

若无心

北大等在培养利己者
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本报记者谢湘堵力



钱理群 本报记者贺延光摄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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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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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教育家、化学家
原名        刘道雨
出生        1933年11月24日 （78岁）
湖北省枣阳县

学历
•        1953年10月－1958年8月：武汉大学化学系
•        1961年1月－1963年7月：留苏预备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

经历
•        1977年5月－1979年4月：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
•        1979年5月－1981年8月：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        1981年8月－1988年2月：武汉大学校长
代表作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2005）
勋章奖章
•        1985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查 • 论 • 编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字叔嘉，笔名路石，湖北省枣阳市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
刘道玉任高教司司长期间，为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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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
o        1.1 早年
o        1.2 初入武大与留学苏联
o        1.3 再入武大
o        1.4 任职教育部
o        1.5 重返武大，任职校长
o        1.6 八九风波
o        1.7 教育创新
•        2 研究成果
•        3 参考文献

[编辑] 生平
[编辑] 早年
刘道玉出生于湖北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中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原名刘道雨，8岁入蔡阳私塾发蒙，先生将其改名为道玉，并冠字叔嘉。后就读于蔡阳铺中心小学、襄阳二中、襄阳联中、枣阳中学、襄阳高中。[1]
[编辑] 初入武大与留学苏联
1953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5年成为武汉大学脱产专门从事肃反的学生干部,1956年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1957年班上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1958年8月毕业后留校任教，任助教。1961年1月1日与同学高伟结婚，随后到北京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并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留学，留苏时是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因中苏关系恶化，1963年7月中断学习回国，未获得学位。[1]
[编辑] 再入武大
回国后仍返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任讲师。1966年5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随即文革爆发，先后任校文革教育组组长、武汉教职工战斗兵团司令、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组长、工宣队任命的校教改组组长。1973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文革后期任校党委副书记。[1]
[编辑] 任职教育部
1977年5月借调北京，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78年末患肺炎后病休。任职期间，住持多次高校工作会议，对全国高校的拨乱反正如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等起过重要作用。[1]
[编辑] 重返武大，任职校长
1979年5月辞去高等教育司司长职务，仍回武汉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同时坚持化学研究，1982年8月及1985年5月先后被评为副教授及教授。
1981年8月21日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
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但刘道玉却被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在此期间，还兼任的职务有：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第二届咨询委员会主任；1988年5月－1999年2月，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主任；1988年10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金属有机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编辑] 八九风波
八九学潮时，刘道玉已无职务，只能劝阻学生出校，并联名上书要求高层与学生对话。事后党员重新登记时，竟未获通过。[2]
[编辑] 教育创新
刘道玉卸职后，除继续从事化学研究外，主要研究教育。1994年3月8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后改称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成立，任理事长。并出任私立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校长。
[编辑] 研究成果
刘道玉除任职校长外，其主要研究成果在化学和教育理论两方面。
在化学方面，主要研究金属有机化学。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863”高技术和攀登计划项目等多项重点项目。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部分获优秀论文奖。
在教育方面，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3年撰写的《要重视大学生智力培养》获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获湖北省优秀社科图书三等奖；《教育经济学研究》获全国教育成果一等奖。《爱的学校》获武汉市第二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 2004年11月 《学习月刊》第11 期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编辑] 参考文献
1.        ^ 1.0 1.1 1.2 1.3 1.4 1.5 刘道玉.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9787535430878.
2.        ^ 野夫. 尘世•挽歌. 新星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2258990.
前任：
庄果
武汉大学校长
1981年7月－1988年4月
继任：
齐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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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点的教育和美国特点的教育各有长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乃至一生都要学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要具备道德素质，否则不光是一个北大在培养“利己者”，基于此“唯分数论”“唯实用论”必须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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